摘要: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企业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高的企业,低政府补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信息透明度;政府补助
随着数字经济浪潮的涌入,世界已逐步迈入数字化时代。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将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速建设成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自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后,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主导经济形态,明确发展目标为未来三年内数字经济产值达到国内总产值的10%[1]。在政策支持与科技创新驱动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化转型是一次较为深刻的跨越,借助数字科技与硬件系统实现企业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的全面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提质增效[2]。融资作为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其缓解问题迎来新变化。《2019—2020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报告》指出,2019—2020年有40.5%的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途径获得融资[3]。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对内部组织、生产流程、经营模式进行技术改造,缓解融资约束。一方面,对于流程与内部组织的改造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管理者经营决策,提高企业治理效率,增强外界对于企业的正面预期,更容易获得融资。另一方面,依据市场需求的经营模式改变也有利于企业抓住盈利增长机会,优化财务状况,降低融资成本。理论上,数字化转型能够赋予企业融资优势,缓解融资约束。本文拟对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分析进行识别检验,不仅有助于理解数字与实体相融合的经济效应,同时也有助于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对策参考。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构建了“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融资约束”理论框架,揭开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黑箱,同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基于政府补助视角进一步厘清数字化转型影响融资约束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及企业提高管理绩效提供了思路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问题是企业发展中的顽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融资约束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行为得到缓解。一方面,基于内源性资金利用视角,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现代信息系统、数字技术等的应用,分析以往生产经营大数据,提高决策质量,增强资金使用效率。企业运用信息技术,实时获取市场需求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调整生产计划,提高运营效率[4],使经营决策更加合理,释放部分资金,应用于预期收益更高、价值提升更明显的活动中,在内部财务资源约束下,达到资金最大利用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5]。另一方面,基于外源性融资视角,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交易规范,提高企业网络交易信用并转化为商业信用。借助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能够提高外界对企业的正面预期[6],降低融资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
(二)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融资约束
信息透明度是指企业将财务与管理信息公开的披露程度,是维护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通过对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内部信息壁垒,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无效或是低效资金供给[7]。同时,实现部门间业务协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建立完善合理的组织架构[8],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企业价值,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迅速将信息传递到外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能够降低外部投资者评估企业信用风险成本,提高企业与外界的交流效率[9]。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缓解,有助于投资者获取企业价值信息[10],增强对企业投资的意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中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
(三)政府补助、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
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直接影响企业发展[11]。获得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可以提升企业偿债能力[12],降低融资约束。首先,高补助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有更小的融资压力。同时,高政府补助也向外界传递一种政治关联方面的正向信号[13],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得到更多外部投资者的关注,融资需求更容易获得支持。而低政府补助的企业缺少这种优势,资金支撑的不足使得企业有更大的投资风险,外部投资者为了补偿这种风险,会要求更高的融资成本,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因此低政府补助的企业融资约束受到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敏感程度要高于高政府补助企业。对于获得政府补助较低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行为能够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提高自身的市场价值[14],降低投资风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H3: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高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剔除异常值与缺失值,得到30 976个观测值。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对于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统计和分析采用Stata16.0和Excel软件。
(二)研究模型
为了研究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SAi,t=α0+α1Digitali,t+Σαi Controli t,+ΣYear+ΣIndustry+εi t,(1)Transi,t=β0+β1Digitali,t+ΣβiControli t,+ΣYear+ΣIndustry+εi t,(2)SAi t,=γ0+γ1Digitali,t+γ2Transi,t+Σγi Controli t,+ΣYear+ΣIndustry+εi t,(3)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Control为文中控制变量,Year、Industry分别代表企业所属的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为残差值。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分别用于检验假设H1、H3,借鉴温忠麟等[14]的研究,模型(2)、模型(3)用于检验假设H2。
(三)变量度量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SA)
现有研究对于融资约束的衡量主要包括股利支付率等单变量指标和KZ指数、WW指数、FC指数、SA指数等综合指标。考虑到单变量指标衡量精确度较低及SA指数相较于其他综合指标而言内生性问题较少,本文借鉴程安林等[15]的研究方法,融资约束程度的衡量使用SA指数来实现,SA为负值,绝对值越大,说明融资约束越大。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
借鉴吴非等[6]的做法,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词频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词频越高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3.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Trans)
依据沪深交易所对于企业进行的上市公司透明度考评,根据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分别赋值A=4、B=3、C=2、D=1,得分越高,表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产权性质(So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托宾Q值(TQ)。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融资约束(SA)最小值为-4.430,最大值为-3.164,说明较多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情况,且约束程度有明显差异。数字化转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74,标准差为27.86,中位数为2,说明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大部分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信息透明度(Trans)中位数为3,均值为2.333,说明大部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其余控制变量统计结果基本上处于合理范围内。

(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1.假设H1检验: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表3列(1)报告了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系数为-0.000 269,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融资约束越能够得以缓解,假设H1得到验证。

2.假设H2检验: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中介作用表3第(2)、第(3)列报告了中介机制回归结果。列(2)中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00 93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列(3)中同时加入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和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Trans),结果显示系数分别为-0.000 268和-0.001 479,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强、信息透明度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小。同时,数字化转型系数绝对值为0.000 268,小于列(1)中的0.000 269,说明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设H2得以验证。
3.假设H3检验:基于政府补助的分组研究
对于政府补助变量取自然对数,依据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是否高于样本企业年度中位数,分为政府补助低和政府补助高两组,根据表4所示的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获得政府补助低和政府补助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融资约束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获得补助低的企业系数绝对值为0.000 201,高于获得补助高的企业系数绝对值0.000 162,表明在获得政府补助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因变量
借鉴Whited等[16]、张嘉伟等[17]的研究,使用WW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表5列(1)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00 272,在1%水平上显著,与上述实证分析结论保持一致。
2.替换自变量
参考赵宸宇等[18]的做法,对于上市公司年报中现代信息系统、数字技术应用、智能制造、互联网商业模式四个维度的词频进行统计,通过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表5第(2)列中列示的结果表明,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上述结论一致,即企业数字化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程度。
3.内生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变量中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反过来,低融资约束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可能更倾向于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提高运营效率,两者之间可能会存在反向促进的关系。同时,很多原因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可能会存在模型构建中变量遗漏问题。为了缓解以上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L.Digital)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列示于表5中第(3)列,与上述结论一致,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机理。得到如下结论: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信息透明度发挥中介作用,即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高的企业,在低政府补助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更明显。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完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财政、融资等具体措施,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减轻企业融资压力与风险,营造高质量经济发展环境。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加强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加大对数字型人才培养的投入,注重人才引进与培育。践行国家政策,更高效地完成数字化转型。同时,加强自身信息化系统建设,强化企业与内外部信息互联互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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