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基于 OECD、World Bank、WEF 发布的数据，选取 39 个 OECD 国家 2003—2014 年的 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服务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正，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 。数字经济对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的时候， 才会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削弱一国数字经 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
【关键词】 数字经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门槛效应
一、引言
当前 ，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呈现新态势 ，服务贸易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从产业规模 上看 ，服务业正在成为诸多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 ，日本 、美国服务业占比甚至达 到 70%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 ，规模远远小于发达国家 。从分工地位上看 ，少数发达国家长 期占据高附加值的中上游生产环节 ，垄断了全球分工带来的绝大部分利润 ，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 “ 共享 ”中低端生产环节 ，获取利润的能力十分有限(杨仁发 ，2019 )。 由于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 ，长 期处于组装加工和生产制造等下游环节 ，对研发设计 、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涉及较浅 ，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刘艳，2017 )。
数字经济的产生为世界各国全球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了重要契机 。产业数字化推动世界经济 逐步从服务经济主导向技术支撑 、数据保障 、知识主导的数字经济转变(齐俊妍 ，2021 )。 数字经济 的嵌入使得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数字化 、服务化 、去中介化等新趋势 ，对全球价值链的布局 、分工和 治理进行深刻改革，同时为各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詹晓宁和欧阳永福，2018 )。
然而 ，数字经济究竟是否促进了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现有国内外研究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效果均 较少涉及 。我们将着重研究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 ，并结合不同发展 水平国家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究此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唐 ·塔普斯科特( 1995 )于《Digital Economy》一书中涉及 。《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利用数字化知识信息 ，以现代信息 网络为媒介 ，以信息技术来提高经济效率 ，优化经济结构 ，包括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 、人工智能 、 5G 等高新信息技术，是一种高效率 、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一国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 。Manyika( 2011 ) 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三大产业的转型升级 。鲁春丛( 2018 )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的嵌入 首先对第三产业产生影响，以新兴产业为首 。有关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的机制研究中，葛和平和吴福象 (2021)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赵西三( 2017 ) 也从理论的角度强调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发展 、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齐俊妍 和任奕达( 2021 )通过实证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提升作用 ，并将贸易成本降低与人力资本 结构升级作为数字经济驱动一国全球分工地位攀升的主要途径 。Gonzalez & Jouanjean( 2020 )同样 认可了数字经济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的作用 ，同时重点对其提升贸易效率以及转变贸易目标两方 面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Jouanjean(2020)也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嵌入推动贸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更 多的中小型企业参与到全球分工活动当中，间接对一国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影响 。
然而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经济对一国产业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 。黄玉沛( 2019 )认可 数字经济对一国产业带来的深刻变革效应 ，但认为其效应受到一国工业化水平 、经济发展 、全球化 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而胡鞍钢和周绍杰( 2018 )指出我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同时面临着数字 化的巨大压力 ，双重的机遇和挑战可能引发巨大的“数字鸿沟”。赵振和彭毫( 2018 )在对数字经济 的研究中引入“创造性破坏 ”一词 ，用于解释数字经济在对产业进行动能转换 、流程变革的过程中 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 。 同样 ，姜松和孙玉鑫( 2020 )也认为如果过度追求数字经济而未与自身发展 水 平 相 匹 配 ，可 能 会 陷 入“挤 出 效 应 ”的 陷 阱 当 中 ，即 数 字 经 济 对 于 一 国 经 济 贸 易 的 影 响 作 用 为 负 。 另外 ，Ferracane 等( 2019 )提出由于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完善 ，不能匹配数字经济的发展速 度，导致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程度有限 。
(二)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与假设提出
1.优化服务业资源配置 。数字经济嵌入服务业 ，将加速全球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服务产业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人才 ，数字经济的嵌入有利于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陈志林 ，2021 )。 同时 ，高 质量的劳动力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研发效率 ，使研发收益最大化 。 另外 ，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 ，将 推动数字贸易市场的开放(王拓 ，2018 )。 数字将代替部分服务要素进行国际流动 ，简化贸易流程 ， 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有效推动各国服务业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 。
2. 推动服务业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将从三个维度推动服务业融合发展 。首先 ，数字经济将加 速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使得服务业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其他产业中 。其次，数字经济将推动服务 业上下游产业间融合发展，推动服务产业链的形成 。最后，服务企业间的数字合作同样有利于数字 技术的共享，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优势(曹小勇和李思儒，2021 )。
3. 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将促进一国服务业转型升级 ，助推全球产业地位的提升 。 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数字通信技术对传统服务行业带来结构和效率上的优化(吕延方等 ，2020 )。 同 时 ，数字经济智能化 、数字化 、网络化的发展模式 ，带动催生了智慧服务 、共享服务 、绿色服务等新 型服务产业(李锦梅 ，2021 )。 由此形成的新型数字服务产业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服务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重要机遇 。
综上可知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因此 ， 将以 2003 — 2014 年 39 个 OECD 国家为样本 ，在对比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
根据研究目标和思路，拟提出以下假设：
H1 ：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H2 ：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不定，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存在异质性;
H3 ：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 门槛值，才会对一 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
三、线性实证分析
为初步确定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 ，首先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对其影响进行 整体检验，并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初步判断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GVC -pit = α +β1nriit +β2 lnfdiit +β3 lnhcit +β4 ln csit +β5 ln rdit + εit ( 1 )
( 1 )式中 ，i 表示国家 ，t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 GVC-p 表示 i 国 t 年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核 心解释变量 nri 表示 i 国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中 ，fdi 表示 i 国 t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水 平，hc 表示 i 国 t 年的服务业劳动力水平，cs 表示 i 国 t 年的资本存量水平，rd 表示 i 国 t 年的研发支出 水平，ε为干扰项 。
2.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度的方法众多 ，最终选 取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 Koopman( 2010 )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测算法来进行测度 。基于投 入产出表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反映了一国某产业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中间品对数值与本国出口品 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对数值之差 。具体公式如下：
( 2 )式中，i，r 表示产业和国家，GVC-position 表示 r 国 i 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E 表示 r 国 i 产业的间接附加值出口 ，IV 表示 r 国 i 产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FV 表示 r 国 i 产业的总出口额 。 IV/E 和 FV/E 表示 r 国 i 产业的 GVC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 。前向参与度越高 ，一国产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越趋于上游 ;后向参与度越高 ，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趋于下游 。 因此 ，GVC 地位指 数表示一国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GVC 地位指数越高 ，则 r 国 i 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就 越高，附加值也就越高 。
(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选取 网络准备度指数来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该指数从 2002年开始发布 ，时间跨度较长 ，并且 囊括了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 ，适用于国别层面的研究 。该指数包括三个子因素：环境构成 、就绪度 构成以及应用构成 ，并在后期加入了影响构成这一因素 。其中 ，最关键因素有：人口 、国民生产总 值 、互联网用户人数和互联网带宽等 。
( 3 )控制变量 。选取外商直接投资 、资本存量 、劳动力以及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 投资以一国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表示 ，作为衡量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指标 ，一般情况下 ，FDI 水 平高 ，代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较高的价值增值环节 。劳动力以服务业劳动人员占总劳动人 数之比表示 ，反映一国劳动力要素分配上的差异 。劳动力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劳动力越多的国家 ， 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就越高 。资本存量以一国资本形成总额与 GDP 之比来表示 ，反映一国要 素禀赋的差异 ，服务要素上的差异会对不同国家参与服务业全球分工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发投入 以一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 ，反映各国对在研发水平的差异 ，该指标能够反映一国在高价 值增值 、高技术环节的话语权，研发水平越高，一国的全球分工地位也就越高 。
(二)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通过整理计算各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直角坐标系(见图 1)。 大 部分国家都处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双高的区域，且Ⅲ象限没有国家，即没 有国家处于双低区域 。少数国家如卢森堡 、马耳他等处在Ⅳ象限，即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一高一低的区域 。这初步说明了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
从基准回归结果分析看 ，由于样本空间通过面板单位根 LLC 检验 ，结果各变量均在 1%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 ，所以认为该面板为平稳过程 。接着对该模型进行 Hausman 检 验，结果表明模型在 1%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如表 3 所示 ，分别采用 OLS 、固定效应以及最小二乘法对 39 个 OECD 国家进行整体和分样本回 归 。结果显示 ，全样本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在 5%显著性水平 上为负，表明样本年间数字经济并未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削弱 了其服务业价值链的提升趋势，假设 H1 不成立 。其具体原因可能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使数字经济对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定 。控制变量中 ，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均有提升作用 。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分别在 1%和 5%显著性水平上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与理论预期不符 。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较大，发达国 家的物质和劳动要素的质量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 ，最终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对服务业全球 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 。
从分样本回归结果上看 ，数字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却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 ， 且发展中国家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发达国家的影响系数 ，说明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 响大于对发达国家的正面影响，与整体回归结果为负相符，假设 H2 成立，即数字经济对不同发展水 平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在众多的控制变量中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 ，研发投入都在 1%的水平上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且发展中国家 的系数大于发达国家，这直接说明研发对于提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分工地位的重要性 。
四、门槛回归模型
线性回归的检验结果初步确定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数字经济对不同国家服务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 。 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哪些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促进作 用，对哪些又有抑制作用，将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
(一)门槛面板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利用 Hansen( 1996 )的 门槛效应模型，建立以下门槛面板模型：
GVC -pit =a +β1nriit (nri ≤ γ1)+β2nri(γ1 ≤ nri < γ2)+ ... +βnnri(γn - 1 < nri)+ θiXit + δit ( 3 )
( 3 )式中 ，以 nri 为门槛变量 ，α为常数项 ，β为核心变量系数 ，θ为控制变量系数 。控制变量与模 型( 1 )相同，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 、资本存量 、劳动力和研发投入 。
对样本分别进行了三重门槛 、双重门槛 、单门槛检验 ，使用格栅搜索法 ，网格搜寻点为 300 个 ， 然后用自抽样法 400 次估计出 P 值 。结果显示 ，三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单门 槛则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 。 因此 ，可以证实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非线 性的影响，且可以通过构建单门槛模型予以估计 。门槛估计值如表 4 所示 ，以 nri 为门槛变量的单一估计值为 4.73.95%置信区间为[4.69.4.74]，且 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门槛值的真实性 ，参照 Hansen 的做法 ，对结果进行似然比检 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 95%置信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 ，似然比结果显示通过检验 ，验证了门槛估计结 果的真实性 。
(二)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表 5 的回归结果可知 ，当 nri 指数小于等于 4.73 时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系数为-0.00852.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样本年间 nri 指 数 几 乎 没 有 超 过 门 槛 值 4.73.这 说 明 数 字 经 济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服 务 业 价 值 链 地 位 产 生 负 向 影 响 。其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不足 ，数字核心技术受限 ，数字经济建设起步较晚 ，且 发展中国家本身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问题，数字经济对于低端的服务业的提升 能力有限 。
当 nri 指数大于 4.73 时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为 0.0012.且并不显著 。 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为正 ，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发达国 家之间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产业结构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以部分欧洲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小型发 达国家如卢森堡 、塞浦路斯等 ，虽然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却长期处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 末端，假设 H3 成立 。
(三)稳健性估计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 类对目标进行估计，探究其是否会改变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非线性关系。
同样采用 Bootstrap 方法搜索门槛值和门槛区间 ，结果显示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会影响发达国 家数字经济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且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21.2913 。对发展 中国家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4.95 和 5.24 。而其余控制变量均不存在门槛效应 。通过 LR 检验后 ，可得表 6 检验结果 ，当发达国家 FDI 处于低阈值区间时 ，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影响系数为 0.0179;而当 FDI越过门槛值时 ，影响系数下 降为 0.00955 且变得不显著 ，这说明发达国家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一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压缩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 ，导致 本国产业丧失核心竞争力 ，同时低端外资的引进还会对一国服务业产业结构产生负优化的作用 。
当发展中国家 FDI 处于低阈值区间时 ，数字经济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显著为负 ，影响 系数为 -0.00385;而当 FDI越过第一阈值时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下降为 -0.147.且更加显著 ;在越过第二阈值后影响系数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低阈值区间 。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 ，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使得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抑制作用上升 。发展中国家 通常会开放本国市场以换取国外高新技术的引入，但这种方式换来的技术往往是落后的 。 因此，以 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从长期看难以带来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 39 个 OECD 国家 2003—2014 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各国数字经济以及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 的现状，并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于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 。
第一 ，数字经济对样本国家整体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 。但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 。
第二 ，数字经济对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 当一国网络准备度指数 大于 4.73 时 ，数字经济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影响 ，而当网络准备度指数小于 4.73 时 ，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 。
第三 ，一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还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且存在门 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越过门槛值会降低一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 。
(二)政策启示
第一 ，推动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服务业转型壁垒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消除 城市与农村的数字经济鸿沟 ，加速数字经济嵌入服务业 、制造业的进程 ，为我国产业实现数字化提 供保障 。
第二 ，构建数字经济命运共同体 ，打破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数字经济的旧模式 。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的构建 ，坚持通过多边协商谈判来指定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框架 ，针对数据共享 、数据交易 安全等核心问题据理力争，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争取更大的空间 。
第三 ，转变外商直接投资目标 ，从成本导向向多目标并重过渡 。正确看待市场开放和技术引进 的关系，在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保护和支持国民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第四 ，加大研发投入 ，为数字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引擎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我国应以 跨境电子商务的崛起为契机，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活动当中，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平台的 建设，扩大我国数字服务产品的出口，强化数字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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