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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社会孕育于现代性之 中，不可避免、无法小觑。财富和权力分配 的逻辑日渐式微，而逐渐被风险分配的逻 辑所替代。现代社会的风险出现本质性的 转向，具有不可感知性、不确定性、全球化、 平等性、自反性等图景特征。在风险治理 逻辑中， 需要在价值取向、根本目标、制度 保障、推进路径等方面适应我国现代化的 历史阶段和目标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风险社会 基本维度 图景 特征 治理逻辑
风险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无时不 在、无处不有，如同贝克所言：“人类历史上 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 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 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1] 自 古以来，地震、瘟疫、饥荒、战争等风险就与 人类生活如影随形，它并非一种新鲜事物。
一、风险社会的基本维度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 里希 ·贝克第一次真正提出现代意义的 “风险社会”的概念：“现代社会是风险社 会，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产物，发展得越快越深，风险越大。在这样 的背景下，风险环环相扣。”因此，人们的 视线开始聚焦于世界图景中的风险问题。 纵观当今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不可避免 地踏入了现代性的轨道，风险成为了时代 主题和基本特征， 渗透到各个角落，甚至 可能随时酿成“全球性危机”。毫不夸张地 说， 当今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 的社会”，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种不 确定性。
在研究风险社会，首先要厘清“风险” 的概念，以便廓清范围、把握内涵。从词源 上看，“风险”(risk)是指航海、探险 等活动中 可能遭遇的危险，特别是指探险者进入未 知水域航行时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 后 来，在早期商业社会中，风险被引用于保 险、金融和贷款行业中。但其概念的发展 并非停滞不前，而是逐渐被引申到更加广 泛的生态、经济、政治等领域，成为众所周 知的认知与事实。如今，风险可以被简单 地概括为一种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 发生的可能性， 风险虽然与危险和灾难相 互联系，但其实质上并不属于危险或灾难。
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现代性发展的必 然后果。传统的风险大多都是“个体性风 险”，在物质普遍短缺的时代，人们大多面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饥饿与生存的问题， 心理范式表现为“我饿”，只要肚子可以填 满，需求就可以被满足。然而，处在现代社 会中的人们有了更多高质量、个性化、差 异化的表达和诉求，就在风险中加入了大 量人为制造的因素，导致其更具不确定 性。 显然，这种风险超出了人类可以掌控的范围，即是“全球性风险”，文明的风险 是个无底洞，可自我再生，又无穷无尽， 并 且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不 论人类是否接受，它都会降临。 其危害程 度会带来现代性的断裂，甚至可能毁灭世 界，特别是金融危机、生化武器、核武器、流 行传染病、臭氧层空洞等可以带来巨大灾 难性的事件已经成为常态。所以，在现代 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范式已经彻底转化为 “我害怕”。可以说风险社会就是一个“世 界风险社会”。[2]而这种风险分配的逻辑正 在慢慢取代财富和权力分配的逻辑，深刻 地嵌入到时代背景与社会发展中。
二、风险社会的图景特征
风险虽然自古即有，但是在现代社会 中，风险的本质已经有了新的转向：
（一）风险的不可感知性
就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来说，社会中 的收入、教育、财产、机会等稀缺资源是人 们可以认知和获得的。但是，风险作为现 代性的副产品，它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 无论是对于自然界中的破坏， 还是对基因 和健康等问题的损害，常人无法用肉眼来 识别和判断。就算一些几乎看似了解的事 物，也需要重新得到社会的建构，经过专 家的鉴别和判定，以至最终才能得到社会 大众的认同。如今，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像 核污染、流行病、转基因技术、化学污染等， 均已超越了人类可以直接感知的范畴和 能力。 受害者们不仅不会看到，同时也感 知不到这些危险的存在。更有甚者，可能 在受害者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现任何反常 之事，但是会影响到后代的健康和发展。
（二）风险的不确定性
早在 2011 年， 日本曾发生 9 级特大 地震，不久便引发了海啸，并造成了更加 严重的继发危害，除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 外，还致使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这使得 当时的日本和周边国家全部深陷核恐惧 之中。 类似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不禁让人联想到1979 年发生在美国的三英里岛核泄露事件和 1986 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 核灾难。 因此，现代化风险发生的地点不 可确定，可能是特定的， 也可能是具有普 遍性的。 同时，其产生路径和影响作用也 是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的。在人类的认识 中，自然灾害是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常 常让人在没有准备之时遭遇措手不及的危险。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没能通过科技 手段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梦魇，反而让人类 的活动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而且以往仅 靠经验处理的预防和应对手段也不再灵 验。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种不确 定性进一步加深了：“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 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 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 切时代的地方。”[3]
（三）风险的全球化
传统的风险影响是在特定地区和环 境之下的， 而且能够波及的人群也是相对 有限的。但是，步入现代社会之后，风险常 常展示出其普遍的破坏力，明显带有一种 整体性威胁，任何的国家、种族和人群都 有可能成为遭受风险的对象。 而且，不仅 会在国家内部出现，还会迅速蔓延到其他 地区和整个世界，成为全球性问题。风险 在其传播方式上特别善于“搭便车”，既是 全局性的，也会在整个世界范围里悄然传 播。比如，2020 年初，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 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安 全和发展态势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加速改 变着世界格局和社会面貌。正如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所称，疫情的到来将永久改变 世界秩序。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一旦发 生风险，就会如同“蝴蝶效应”一般，突破 时空界限， 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 其身，各扫门前雪。
（四）风险的平等性
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 成了贫穷和富有之间的阶级区隔。而在当 下社会之中， 风险的维度越来越多，上升 成为系统系风险，成为长期性问题，很难 在局部的层面加以解决。无论是疫情、自 然灾害还是健康问题等风险都会一视同 仁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无论是风险 的制造者还是风险的受益者，或早或晚都 会面临和风险对峙的情形。这种风险便有了社会学意义，贝克称其为“回旋镖效应”，不仅仅只对源头进行还击，还会在总体层 面上让每个人遇到相同的危险。 如此一 来，它便打破了阶级图式，等级制和贫富 差距均无从谈起，即使是财富和权力的掌 握者，也逃不开风险的侵害，使得财产贬 值，并受到“生态意义上的剥夺”，让所有的 迫害者和被害者全部融为一体。 比如，当 前农药化肥的滥用，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巨大的污染，人类要共同承担代价。 而 且在水果、蔬菜、茶叶中的化肥用量占比 更是高达总用量的 40%，一些农药残留超 标所造成的中毒事件屡屡发生，这种舌尖 上的风险同样是人人无法规避的。
（五）风险的自反性
贝克首次提出了“自反性”概念，他认 为，“自反性”不单是指反思，而且更是指 “自我对抗”。[4]现代性正慢慢地成为它自身 的主题和问题。从前，人们关心的风险都 是来自于外部引发的威胁。但是，今天所 谈论的风险却是来源于内部的决策。传统 风险与现代风险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在 于这种风险起源的转化，人类本来希图使 用技术的手段（比如工业化、科技等）来解 决眼前的问题，然而却又成为风险的主要 生产者，产生更多新的问题。 而这种风险 的建构，既是科学的，也是社会的。从近代 以来，每一次当人们企图去控制自然、控 制传统， 并尝试去控制由此而发生的各种 不可预计的后果之时，实际上，人类就已 经在暴露在层出不穷的风险之下了。 同 时， 风险的自反性使得科学技术难以定位 自己的角色，不得不陷入矛盾之中。 一方 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成为解决风险的 手段， 人类不可能弃而不用；另一面，科学 技术也成为了风险的潜在制造源。这种两 难的困局， 使得人类的理性行动变得束手 束脚， 既要依赖科技，又要远离科技，在循 环往复逐渐丧失信任的过程之中，只会不 断助长人类的无助感和自我发酵的恐惧，最终酿成社会性灾难。 因此，吉登斯称之 为“失控的世界”。
三、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
风险治理单从字面上来解释，即是对 风险的治理和规避，最终目标是将损失降 到最低。面对风险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各种 因素，人类只能秉持着审慎博弈的态度， 构筑起各种共同抵御风险的“防控网”。
（一）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
风险社会治理首先要考虑的就应该 是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确立了人民群众 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观。所以，治理从人 出发，其目的也理应回到人本身。概括来 说，即是既要依靠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因 此，所要遵循的价值导向毫无疑问地便是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 的本质体现， 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中确切地说明：“过去的一切运 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 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 里的绝大多数人就是人民大众。“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运动的主 体，也是现实政治的主体，更是社会变革 的中坚力量和核心动力。必须始终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始终坚持风 险治理的成效由人民的实践来检验，以人 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要完善利 益协调机制，实行防止财富过度集聚的经 济和社会政策，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 大；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地发 挥社会保障作为“稳定器”与“安全阀”的功 能，疏解社会不满，弥补社会不公；切实治 理垄断和腐败，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和手段，特别是运用法律维护社会各个阶 层的公平发展的权利，防止精英群体的结 盟以及对其他阶层利益的侵害，加强对弱 势群体的保护，防范社会风险的发生。
（二）根本目标：公平正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即是实现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 重要尺度，也是反映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 指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 正式表达，即：“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 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他认为社 会不公正、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正 是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人们在劳动、权力、 分工等方面遭受到不公正、 不平等的待 遇。 而他也认识到，社会公正平等的实现 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 级阶段，才会实现普遍的真正的公正平 等，“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 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 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值得 注意的是， 若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 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的巨大进 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思想境界的极 大提高为基础，而一切的存在的起点都来 自于制度保障。所以说，不是在任何阶段 都要把社会公正平等放到首位，而是应该在每个阶段都能够为社会公平正义创造出最有利的制度条件。
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带有天然的不确 定性，而社会主义就是在其技术成果的基 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终目的在于消除 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不确定性，以实现 社会公平与正义。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用制度优势实现对公 平正义的追求，是党对人民的作出的庄严承诺，可以尽最大可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持社 会长期稳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同时，这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 要体现，不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更是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稳 定了民心，稳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特别是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有 5575 万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经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历史性地解决绝 对贫困问题，贫困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 学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 题普遍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 加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已经 实现。
但是，那些预期功能缺失或发生偏 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能性的制度性风 险并未真正消失，比如贫富差距问题、社 会保障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 以贫富差 距问题为例，我国的基尼系数依然很高， 2019 年为0.465，早已突破了 0.4 的国际警 戒线，而且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依然不 容小觑。
（三）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 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风险 治理正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的理 想状态即是实现善治，这是世界各国政府 的共同追求。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 主要着眼于多元主体之中的“共”性问题， 特别强调“大家的问题要由大家一起来 管”，只有社会问题通过共建共治得以解 决，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改革和发展成果的 “共享”。共建是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强调的 是主体“共建”，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还是公民个体都属于社会主体中的一 员， 每一个主体在社会治理的结构中都有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梳理各个主体间的关 系并进行重新定位和把握，进一步实现主 体间的良性互动，构成多元主体的共建；共 治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虽然治理主体不 同，但是在确定共同 目标之后，通过合作、 协商、互动等方式提供资源、发挥优势， 促 进公共事务的解决。这种“共治”既可以打 破行政治理边界的壁垒，避免“头疼医头、 脚痛医脚”的尴尬，实现治理资源共享，降 低治理成本，还可以使社会治理更具精准 性和有效性，做到“有的放矢”，从而达致治 理效果的“帕累托最优”；共享是指全民“共 享”，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共同享有社会治 理成果。在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是所有治理主体共同追求的目标。 因此，在秉持公共精神和恪守公共 规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虽然取得了 重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 理论上来讲，改革发展的成果是要由全民 公平合理地共享，那么其成本也应该由全 民合理地分担，应该使各个社会阶层和群 体承受成本的比例与其所获成果的比例 一致。但在实际中，情况却时常出现倒置。 因此，运用制度和法律手段，调整各种利 益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是燃眉之急。
当前社会中面临着多种多样、复杂叠 加的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等各个方面和领域，风险治理应当适应 我国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和任务，才能更好 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如果单凭政府单打独斗， 难免力不从心、 捉襟见肘，需要整合资源与力量，多元主 体共建共治， 发挥各自功能优势，齐抓共 管、通力协作才能形成风险治理联防联动 机制。
（四）推进路径：弹性政府与韧性社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需要面对波云诡谲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因此，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培育弹性政府和韧性社会。
“弹性政府”是指政府能够根据社会 风险的需要及时调整并回应社会需求，具 有及时的应变能力，采取科学有效的对 策。 主要能够消弭部分科层制不足，使权 力的运行更加灵活多样。弹性政府更加强 调灵活、自主和效率。首先，在高风险的社 会中，只要风险一旦发生，任何社会主体 都可能出现缺位的情况。而弹性政府更加 强调灵活性， 能够迅速反应，及时进行补 位，保障在应对风险时保持积极主动的态 势，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
“韧性社会”主要是为了对冲风险的 不确定性。所谓韧性就是在快速逆变的复 杂环境中，社会的承受、适应和迅速恢复 的能力。 因此，社会系统若要维持安全稳 定的运行，亟待加强韧性建设，实施“强韧 工程”。以我国公共安全领域为例，需要坚 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做好顶层设计； 科学预警，辨识和防控突发事件风险；认 识和评价承灾载体的脆弱性，增强抵御突 发事件的能力；重心下移， 把基层作为公 共安全主战场，夯实公共安全的社会基 础，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风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较 之于统治、 管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更能发挥政府、市 场和社会组织三大主体自身的优势，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避免各自的弱 点，以及由这些弱点聚合、叠加形成的恶性 循环和风险，同时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越位、 错位、缺位、虚位，有效避免政府、市场、社 会失灵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 ·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 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 45.
[2] UlrichBeck.R iskSociety:TowardsaNew Modernity.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35.
[4] 贝克，吉登斯，拉什. 自反性现代性：现代 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 4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7] 潘斌.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的哲学反思 [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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