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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论文

发布时间:2023-08-21 17:00:4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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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由多因素参与的异质性疾病,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全身免疫系统反应,在哮喘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早 期饮食干预、减少抗生素使用、服用益生菌、提高短链脂肪酸( SCFAs )水平等均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和多样性, 继而延缓哮喘病情进展。 现就肠道菌群在哮喘发生、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机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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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是以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炎症及气道 高反应性为特点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哮喘与免疫调 节密切相关,个体易感性、病毒感染、过敏原暴露等因 素导致免疫失衡引发哮喘,而且免疫细胞在哮喘的发展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微生物假说”认为 ,外界因素 ( 如饮食结构改变、卫生条件改善、抗生素使用等 ) 所造 成的肠道微生菌群失衡而引发的异常免疫反应,是导致 气道变应性炎症发生的关键因素 [1] 。研究发现,在哮喘 患者中,不仅气道的微生物组成发生了改变,而且肠道 微生物群中双歧杆菌数量减少、梭菌数量增多,说明呼 吸道和肠道黏膜的微生物组成和功能相互影响 [2] 。早期 饮食干预、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服用益生菌及提高短链脂肪酸( SCFAs)水平均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和多样 性,影响哮喘病情进展,鉴于此,现就肠道菌群在哮喘 发生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机制作一综述。

  1 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是人体内最为复杂、种群数量最高的共生 微生物生态系统, 人类肠道中微生物定植种类多达 1 000 余种,数量多达 1012~1014 个,总质量达 1~2 kg,其基因 组数目庞大,在消化调节、营养吸收、能量代谢、脂肪 代谢、免疫调节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菌群 紊乱常引发多种疾病,如代谢性疾病:高血脂、肥胖、 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炎症性肠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等;气道变应性疾病:变应性鼻炎、 哮喘等。影响肠道菌群构成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宿主 因素与环境因素两大方面:首先,宿主的基因型决定肠 道菌群的多样性,同时宿主的年龄、性别、健康状态也 影响着肠道菌群的定植与多样性。人类从出生到死亡, 不同的发育阶段,肠道菌群表现出不同的多样性特征, 后天的外界环境因素如饮食、生活环境、地域、宿主的 社会行为(运动、服用药物等)等在其过程中也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2 肠-肺轴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有关微生物功能的研 究日益丰富,从而一大波学说涌出,如“肠 - 肝”轴、 “肠 - 脑”轴、“肠 - 肺”轴等概念。所谓“肠 - 肺” 轴主要指肠道通过其定植微生物或者其代谢产物参与了 呼吸系统免疫稳态平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过 程。虽然消化道和呼吸道具有不同的内部环境,发挥不 同的生理功能,但两者之间却具有相同的胚胎起源。从 胎儿期形成部分胎儿免疫成分到新生儿期重要的菌群形 成开始,生命早期便构成了肠道菌群与黏膜免疫相关疾 病易感性的基础, 一方面, 肠道菌群对肺部疾病的发生、 发展产生影响,尹梅等 [3] 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肠道微生 物群可通过介导肺泡巨噬细胞功能而在肺炎链球菌引起 的肺炎中起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在肺部疾病发生过程 中,肠道菌群亦会被其影响, 陈善佳等 [4] 通过分析肺炎新 生儿及正常新生儿粪便菌群证实,感染组与对照组新生 儿肠道菌群的构成及其代谢产物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肠 - 肺”轴作为一个双向轴,两者相互作用,正常的 肠道菌群可以通过细菌衍生产物(脂多糖)和细菌代谢 产物 SCFAs 维持局部免疫稳态;而在感染或抗生素暴露 等情况下,正常肠道菌群环境将被打破,局部黏膜免疫 稳态失衡,其产物可以通过淋巴体循环作用介导超越原 位的系统性免疫应答,而这正是肠道菌群参与肺部疾病 发生发展过程的主要作用机制。就目前研究发现,肠道 菌群与儿童多种肺部疾病存在相关性,如肺部多种病原 菌感染性疾病、支气管哮喘等均存在密切关联。

  3 肠道菌群与哮喘

  近年来,肠道菌群与过敏性疾病的相关研究日益增 多,其在过敏性哮喘发生、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亦逐渐为 人们所发掘,同时这些研究也为丰富肠道菌群在支气管 哮喘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基础。支气管哮喘是严重影响 儿童健康的最常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之一,目前其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比较公认的是:① 1 型辅助性 T 细胞 1 ( Th1 ) /2 型辅助性 T 细胞(Th2)失衡,Ⅱ型固有 淋巴细胞(ILC2)活化是参与过敏性哮喘的主要机制。② 辅助性 T 细胞 17 ( Th17 ) / 白细胞介素 - 17A ( IL- 17A ) 炎症轴主要介导以气道中性粒细胞浸润为特点的哮喘发 病过程。相关研究显示,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的患儿较 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肠道菌群中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数 量显著减少, 而大肠埃希菌数量相对增加 [5]。此外, 瑞典 学者 ABRAHAMSSON 等 [6] 研究发现, 相比于健康新生 儿,哮喘新生儿在出生后的第 1 周肠道菌群就开始出现显 著差异。郑凯等 [7] 通过收集新生儿粪便标本发现,肠道 菌群受分娩方式、喂养方式、辅食添加等因素的影响, 并 证实了其定植过程早于哮喘的发生、发展。因此,肠道 菌群不仅参与哮喘的发生、发展,甚至其结构的改变也 可以预测哮喘的发生。婴幼儿时期是肠道菌群形成的关 键时期,各种外界因素引起的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变,对 今后变应性疾病发生与否影响深远,如饮食结构改变、 抗生素使用、益生菌使用等。因此,在儿童早期建立一 个高度多样化、非致病性的肠道菌群很有必要。

  4 饮食结构-肠道菌群-哮喘

  饮食结构能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结构而影响哮喘的 发生、发展。在张素珍等 [8] 研究中发现,高纤维膳食 能够调节肠道菌群结构,表现为拟杆菌占比上调、厚 壁菌门肠菌占比下调;此外,研究还发现,这些高纤维 膳食带来的菌群变化在哮喘的发生、发展中起保护性作 用,通过建立过敏性小鼠模型,验证了高纤维膳食可以 改善气道炎症反应,降低肺组织内嗜酸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浸润、免疫球蛋白 E (IgE)分泌及白细胞介素 -4 ( IL-4) 、白细胞介素 -5 ( IL-5 )、 IL- 17A 等炎症因子 的表达。此外,在人群实验中已证实可溶性膳食纤维在 哮喘气道反应中具有急性抗炎作用,主要通过改变免疫 细胞的性质,使其从炎前细胞、炎症细胞转变为抗炎细 胞、愈合细胞 [9];反推之, 长期高脂膳食易导致肠道菌群 失衡,在哮喘发生过程中可能起到负性调控作用。以上 假设目前已被众多研究者证实, 首第文等 [10] 研究发现, 长期高脂喂养会影响肠道菌群结构,这一结果主要表现 为肠道菌群厚壁菌门占比的升高,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 度降低;然而郭兴悦等 [11] 报道, 在小鼠过敏性哮喘模型 中,高纤维膳食并不影响过敏性哮喘的疾病严重程度, 这与人群实验结果存在一致性,但高脂膳食却可以在改 变肠道菌群结构的同时抑制树突状细胞和 T 细胞活化, 最终导致 Th2 型细胞因子分泌水平下调。总之,就目前 研究而言,无论是高纤维膳食亦或是高脂膳食均参与了 哮喘的发生与进展,而其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阐释。

  5 抗生素使用-肠道菌群-哮喘

  生命早期抗生素的使用可以影响到肠道细菌定植阻 力,诱发肠道菌群失衡,参与哮喘、变应性鼻炎等过敏 性疾病的远期发病过程。抗生素使用会导致一些有益作 用的厌氧微生物(如双歧杆菌、乳杆菌、拟杆菌等)数 量减少,而一些有潜在危害的肠道微生物(如需氧革兰 阴性肠菌、厌氧菌梭状芽胞杆菌、白念珠菌等)数量增 加。徐鹃鹃 [12] 研究发现,围生期就暴露于万古霉素的 小鼠其肠道和肺部微生物群多样性降低,促进 Th2 细 胞因子释放,其肺部组织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 13 ( IL- 13) 、白细胞介素 - 14 ( IL-4) 水平及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明显升高。这一发现也在人群实验中观察到,在丹 麦人群的队列研究中发现,孕妇妊娠期使用抗生素,新 生儿患哮喘的风险增加,并且随着孕妇抗生素使用时间 的延长,抗生素剂量的增加,患哮喘的风险更高 [13] 。此 外, 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 生命早期( 0~1 岁)使用抗生 素是 6~10岁儿童发生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 婴儿期抗生 素的使用直接干扰肠道菌群的定植与形成,造成肠道菌 群结构稳定性降低,使黏膜免疫应答发生变化,诱发儿 童哮喘 [14]。综上,均说明了抗生素的使用易导致肠道菌 群结构紊乱,打破黏膜的免疫耐受功能,导致过敏性疾 病的发生、发展。

  6 益生菌使用-肠道菌群-哮喘

  益生菌不仅有恢复或增强肠道稳态的作用,还有维 持机体免疫稳态的作用,相关研究已证实,益生菌(如 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肠球菌等)的使用能够明显抑制 气道变应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15] 。WANG 等 [16] 研究发 现,婴儿型双歧杆菌通过调节 Th1/Th2 平衡,可缓解 小鼠过敏性哮喘。还有研究发现,双歧杆菌联合布地奈 德、孟鲁司特钠治疗支气管哮喘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肺功 能,益生菌的摄入有助于改善肠道微生态系统, 通过纠正 Th1/Th2 免疫失衡减轻机体变态反应;同时益生菌的联合 使用显著降低了哮喘急性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为辅 助疗法提供了新思路 [17]。在田超等 [18] 研究中, 通过纳入 2018 年以前所发表的有关益生菌与哮喘的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系统性评价了微生态制剂对预防和治疗哮喘的有 效性, 结果显示, 益生菌虽有利于哮喘症状的改善, 但在 改善肺功能与哮喘复发率方面均无明确作用,故目前证 据尚不足以支持益生菌对哮喘的发生具有预防性作用, 但这无法抹灭口服益生菌可能对在过敏性哮喘的预防、 治疗中具有的潜在临床意义。

  7 SCFAs 水平-肠道菌群

       -哮喘免疫系统是宿主与肠道微生物接触的第一道防线, 人类肠道微生物和免疫系统在出生后即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 维持一个互利共生的平衡状态。一方面免疫系统在 调节和形成肠道菌群结构的同时,肠道菌群在促进免疫 系统发育和成熟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肠道菌 群的研究进展,人们发现,肠道内微生物产生的 SCFAs 对于机体免疫有着重要作用。SCFAs 主要由膳食纤维、 抗性淀粉、低聚糖等不易消化的糖类在结肠受有益菌群 (乳酸菌、双歧杆菌等) 酵解产生, 包括乙酸、丙酸及丁 酸等。相关研究已证实,SCFAs 具有过敏性炎症抑制效 应,乙酸酯、丙酸、丁酸等均已被证实具有促进 Treg 细 胞产生及诱导 T 细胞向 Th1 和 Th17 效应细胞方向分化的 能力 [19]。众所周知, Th2 细胞偏移正是哮喘的主要发病机 制, SCFAs 还可以通过与多种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在 Th2 应答中起到抑制性效应而介导哮喘的保护过程。SCFAs 在过敏性疾病中起到的免疫调节效应,通常被认为是通过 G 蛋白耦合受体(GPCRs)完成的,GPCRs 作为细胞表 面最大的受体超家族,现已被证实在信号转导过程中具 有强大的作用功能。目前研究发现, SCFAs 的特异性受体 主要是 G- 蛋白偶联受体 41 ( GPR41 )、 G- 蛋白偶联受 体 43 ( GPR43) 及 G- 蛋白偶联受体 109a ( GPR109a ) , 虽然 mRNA 表达分析发现上述受体在组织中的分布差异 较大, 但就目前研究而言, 以上 GPR41 、GPR43 已被证 实在过敏性疾病,尤其是哮喘发病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此外,相关研究也证实了 SCFAs-GPR43 的相互作 用在炎症调节过程中的重要功能, 徐方明 [20] 研究发现, GPR43 缺陷小鼠模型与 SCFAs 缺乏的无菌鼠模型表现为 相似的免疫炎症紊乱,其在结肠炎、关节炎及哮喘模型 中均表现出更严重的炎症反应与强烈的免疫应答。研究 已证实,在人乳腺癌细胞株 MCF-7、牛乳腺上皮细胞等 细胞中,GPR41 、GPR43 的激活均可诱导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的增加与 cAMP 水平的下降,从而增加胞内 MAPK 的磷酸化水平 [21],而这一信号通路是否也是 GPCRs 参与 哮喘免疫应答的关键通路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进一步探索,研究发现,SCFAs 可以通过改变 基因启动子的乙酰化模式来调节免疫细胞功能,而这正 是一种独立于 GPCRs 信号的表观遗传机制 [22] 。SCFAs 诱导 T 细胞向 Treg 细胞、辅助性 T 细胞( Th1 、Th17 细胞)方向分化的作用主要依赖于 SCFAs 有效抑制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HDACs)而介导组蛋白的高度乙酰化与 mTOR-S6K 信号通路的调控过程。THEILER 等 [23] 研究发 现, 丁酸通过促进嗜酸性粒细胞凋亡来促进炎症的消退, 且表明 HDACs 抑制是丁酸阻碍嗜酸性粒细胞效应功能的潜在作用模式。张锦涛等 [24] 研究发现,丁酸和丙酸可有 效抑制 IgE 和非 IgE 介导的肥大细胞活化, 且这种抑制作 用不依赖于其已知的 GPR41/43 和 PPAR 受体信号传导, 而是通过抑制 HDACs 活性使对 FcεRI 介导的脱颗粒至关 重要的基因( BTK 、SYK 及 LAT) 表达下调。在杨柳 [25] 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丁酸能够下调 GATA3 表达介导 ILC2 依赖的气道高反应,这一过程主要得益 于丁酸的 HDACs 抑制剂作用,而非依赖于 GPCRs 模式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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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结与展望

  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肠道菌群与哮喘的 发病密切相关,肠道菌群可通过提高 SCFAs 水平来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哮喘的发生和发展,但其影响 肺部免疫状态的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早期饮食不 当、使用抗生素也会改变肠道内菌群的平衡, 进而影响机 体内炎症因子的分泌,导致支气管哮喘的发生与发展, 而通过寻找支气管哮喘患儿肠道菌中某种减少的益生菌 或增多的有害菌,及时给予干预,为支气管哮喘的预防 及治疗提供新思路,但由于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作用关 系紧密复杂,肠道菌群参与免疫耐受的具体调控机制还 未完全明确,故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阐明。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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