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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对美国加州一间华人基督教会的参与式观察, 从个体和群体之间互动的角度, 探讨了基督教对民族身份的影响, 并将这种影响置于跨国的社会语境中考察。研究发现, 基督教会在海外华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由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三部分构成, 从而对信众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和身份认同等产生全面影响。华人基督教会具有强化华人的民族身份的作用, 而连结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则是通过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而建构起来的“拟家庭关系”。
关键词：
美国; 宗教研究; 宗教信仰; 宗教传播; 基督教; 海外华人; 民族身份;
作者简介：黄雅兰 (1989—) , 女,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传播学博士。
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经费编号:12617304);
AMother's Motherland: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fluence on Migrants' National Identity
HUANG Ya-lan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of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CC) in California,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collective interaction,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n migrants' ethnic identity with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ism. This paper finds that CCC exerts a huge impact on overseas Chinese.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CC is made up of discursive rhetoric, daily interaction, and collective rituals. These factor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members' daily life, spiritual beliefs, and identity. CCC can reinforce migrants' ethnic identity, and it is the“ quasi-family”relationship formed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communication system that links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Keywor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igious studies; religious beliefs;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美国虽然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基督教徒, 但在过去十年中, 信仰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美国人的比重却持续下降。[1]与此相反的是, 在“美国公众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大背景下, 基督教却在美国华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有宗教信仰的华人中, 基督徒所占比重最高;[2]华人基督教会已经遍布全美51个州, 总数超过了1700间。[3]特别是对于华人新移民而言, 基督教会不仅常常是他们进入和接触美国的“第一站”, 而且在他们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 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跨国情境下华人移民的宗教信仰的?又对华人移民的民族身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 传播一直是基督教的核心议题, 以传教为中心的传播活动构成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基督教天主教会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以传播为职志的团体”。[4]此外, 基督教会内部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传播符号与修辞机制, 从而对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产生影响。[5]因此, 本文将从传播的视角分析基督教对移民的影响, 通过梳理和探索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来解答以上两方面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 作为传播的宗教:宗教社会学的延伸
宗教社会学将宗教看作一种社会建构, 对宗教与其组织中的个体和所处的社会历史脉络之间的互动进行批判的理解。[6]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社会交往是宗教的源头所在, 它是真正的起因”, [7]而“社会交往”正是各种形式的传播。恩佐·佩斯 (EnzoPace) 对“作为传播的宗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将宗教看作由不同传播手段构成的系统, 宗教和其所处的差异化的变动中的社会环境发生互动;佩斯认为, 一种宗教之所以能够为更多人接受, 就在于它能够支配所处环境中的多样性和不可预知性, 使自身能够更好地适应特定的历史情境;而从影响维度来看, 宗教传播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发生作用, 通过这两个层次的互动, 宗教实现其最终目标——获得某群体的承认并成为该群体的共同语言。[8]
据此, 本研究将从个体和群体之间互动的角度探讨基督教对民族身份的影响, 并将这种影响置于跨国的社会语境中考察。
(二) 移民社群、民族身份与宗教传播
“宗教通过调整社会制度、对价值观念及社会关系施加影响, 从而成为社会现象的决定性因素。”[9]对于全球化浪潮中的移民而言, 宗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移民研究中, 身份 (identity) 1是个核心议题, 民族2身份更是重中之重。关于民族身份和宗教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 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是同构 (identical) 的, [10]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宗教会超越民族成为个体最重要的认同来源。[11]这种观点对于移民社区的原生宗教对该群体身份的影响有较强的解释力。[12]但是, 关于移入国宗教如何影响移民的民族身份, 另一种“宗教——民族”的视角更具说服力。这种观点认为, 宗教与经济、文化等其他外在结构因素共同影响群体身份的重构。[13]宗教也会根据移民的文化传统对自身进行改造, 从而增强其影响力。例如, 儒家文化被整合进美国的韩裔基督教会, 同基督教义一起塑造成员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而基督徒也会通过征用儒家文化中的符号资本来提升其在教会中的地位, [14]因而这种教会被称作“儒家新教教会” (Confucian Protestant Churches) 1。
(三) 北美华人与基督教会
在目前有关海外华人基督教会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的研究偏重宏观描述, 有的以地区为研究单位, 对当地华人教会的历史发展、人员构成、入教原因等进行描述;[15]有的以移民身份为单位, 对留学生、商人等的教会参与状况展开研究。[16]海外的相关研究以华人学者杨凤岗为代表, 他在代表作《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中以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对华人入教的原因、身份建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特别指出, 基督教能够同时促进华人移民被同化入美国文化以及保持甚至加深其民族属性, 移民教会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往往对教会有着很强的附着性, 但这种身份也是多样性的。[17]
这些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关于华人入教的原因, 有学者从同化视角出发, 认为新移民来到美国难免遇到种种困难, 而教会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 令其倍感关怀, 从而入教;[18]有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危机、现代化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华人新移民入教的主因, 因为基督教能够为“迷失的”移民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19]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 入教是移民获得族群归属和在陌生环境中重构传统“熟人社会”的主要途径。[20]关于宗教对移民族群身份的影响, 有关研究指出, 海外华人教会一方面发挥同化的作用, 同时也通过使用中文进行布道、开设免费中文学校等方式保持了华人的族群特性。[21]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提出以下具体的研究问题:首先, 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出发, 华人基督教会通过哪些具体的符号、在哪些维度上开展传播活动?其次,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 华人教会对其成员的民族身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 基督教会对其成员民族身份的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或中间变量产生的?
二、华人教会宗教传播体系的构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市的国语礼拜堂。它由1970年台湾留学生组成的查经班发展而来。1974年, 查经班的成员集资买下独立的堂址, 正式成立教会。由于此前S市的华人中只有用粤语和英语做礼拜的教会, 而该教会使用国语 (Mandarin) 传教, 故取名“国语礼拜堂”。目前教会的常规聚会人数为120人左右, 绝大多数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 他们大多在S市的大学攻读或者已经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不少学生毕业后在当地一家著名的高科技公司任职, 年龄多在20~40岁之间, 他们的配偶往往也参与教会活动。此外, 教会中还有少量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 他们参与教会的时间较长, 有的甚至在教会初创阶段就已加入。国语礼拜堂具有当代美国华人教会的典型特征:从查经班或小型团契发展而来, 是保守的、不分教派的福音教会, 组织构成上独立于美国教会。[22]
教会成员根据年龄、兴趣和职业差异组成了不同的团契 (fellowship) , 包括妈妈团契和中青团契。妈妈团契由教会中的全职妈妈组成, 她们每周三中午在教会举行聚会, 聚会时, 她们首先参加基督教课程“新生命大使命门徒训练”, 学习结束后便一起烹饪和享用中式美食, 交流持家育儿经验等。中青团契的参与者大多为在当地读书和工作的年轻基督徒以及部分慕道者, 于每周五晚活动, 在教会用晚餐后共同查经、分享灵修和慕道的体验等。此外, 所有成员共同参与每周日举行的主日崇拜 (worship) 和主日学 (SundaySchool) 活动。
笔者于2015年1月至8月期间对教会的以上活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此外, 还尽量参与教会不定时举办的一些节日庆典、欢送聚会等活动, 获得了深度体验。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宗教传播体系的构成。
(一) “交通”:话语和修辞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国语礼拜堂, 成员之间交流日常生活和信仰的行为被称作“交通”。这一表述延续了清末民初“communication”一词刚进入中国时的译法。当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 而是“交” (交互、交流) 与“通” (相互联接) 分开的, 在农业、基督教等领域常常被使用。[23]在如今的华人基督教会中, 基于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交通”正构成了其宗教传播体系的基础。
在美国华人教会的发展历史中, 潮汕话、粤语、客家话、闽南话和国语/普通话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着主导角色。1965年通过的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开启了来自亚洲——包括中国台湾——的移民潮, 国语开始逐渐成为华人教会中的主要语言, [24]国语礼拜堂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 来自大陆的移民激增, 更强化了普通话在华人教会中的地位。在国语礼拜堂, 牧师传教内容、教会的宣传册以及基督徒的圣经均以中文印制, 其官方网站对教会历史的简介也专门强调了语言对于该教会的重要意义:
大家在主裡心中火熱, 計劃成立一個教會, 以便中國人在自己語言的教會中﹐大家同心協力﹐興旺福音。……大家讀中文聖經﹐唱中文讚美詩歌﹐充滿了無比的興奮﹐感到神親自在我們當中﹗
教会强调以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进行活动, 让信众们更深刻地感受到“神”的存在, 这实际上是以民族文化为桥梁去连接日常世界和宗教世界。而对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选择性使用则反映出社会环境和国族认知的影响, 延续教会初建时的传统, 在教会官网和正式场合活动手册中使用繁体字;而随着来自大陆成员的增加, 教会日常使用的圣经、赞美诗集等则使用简体字。
此外, 使用中华传统话语和修辞也是该教会创造共同意识、增进群体认同的重要方式。国语礼拜堂的王牧师1及其爱人出国前曾在国内一个省会城市的三自爱国教会2做传道人。1998年, 王牧师来到美国的神学院深造, 并于毕业后应聘至S市担任牧师, 他的爱人随他出国后则成为家庭主妇。她协助王牧师包揽了教会的大小琐事, 教会成员无论老少都尊称她为“师母”, 三四岁的小朋友则亲切地叫她“师母奶奶”。中国素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 将老师的妻子称作“师母”。“师母”这一词是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话语体系词汇, 用它来表述教会成员间的一种关系, 将抽象而略显虚幻的宗教世界与具体而可感知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无形中强化了基督徒对教会的认同。在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中, 基于“家”的认同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更宏观的民族甚至国族认同的基础。
其次, 使用中华文化“翻译”基督教文化也是华人教会的重要话语策略。《圣经》描述的是犹太人的历史, 与华人之间有较大的文化距离。在教会主日学的“新旧约概论”课程中, 来自台湾的主讲人刘弟兄经常以中国文化来阐释《圣经》内容。例如, 他在讲波斯国王选妃时曾以中国古代帝王后宫作对比;为了增强听众对犹太人命运和情感的理解, 刘弟兄用土豆网播放了福音歌曲《给我一颗中国心》, 歌曲一开始是段七律诗歌的朗诵:
天涯岁月几苍凉, 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 梁园终究非故乡。梦中难舍慈母泪, 觉后不改游子装。情系神州心浩茫, 福音何日遍四方。
诗歌的前三联表达了作者虽身处美国却心系祖国和母亲的游子之情, 最后一联则将对祖国的关切转化为将福音传遍祖国的希冀。诗歌朗诵之后是歌曲的正式部分, 部分歌词如下:
给我一颗中国心, 一颗中国心
……
中国啊, 中国啊, 若我忘记你
情愿右手忘记技巧
中国啊, 中国啊, 若不纪念你
情愿舌头贴于上膛
这段歌词几乎完全改编自《旧约·诗篇》片段, 而音乐所配的背景画面则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房屋倾塌、儿童痛哭的影像。这首福音歌曲通过调动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思念来阐释《圣经》, 从而使得自称具有普世关怀的基督教更能够为其他文化所接受。
除了关系和情感上的“翻译”, 华人教会还经常使用儒家和道家文化阐释基督教义。国语礼拜堂曾在中青团契的聚会上播放福音纪录片《神州》。《神州》宣称汉字以拆字的方式隐含着《圣经》的内容, 作为神州大地的中国正是“神”之“州”, 即上帝的国。尽管片中武断的论证常常被各方人士指摘, 但是这种在两种文化中寻找相似性的叙事逻辑却经常出现在各个移民群体的基督教会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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