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历史阐释, 是由“历史是阐释的历史”决定的。恩格斯认为, 我们要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 就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2) 这就是说, 欲要获取相对真理 (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 就要将实证的研究和辩证的思维结合起来, 欲要获得历史真理也如是。这种结合是历史阐释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这种结合才有可能阐释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并且构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 所以它的面貌必须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 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的了”。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 那么人类就能认识它。维柯强调, 真理就是创造, “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 (3) 维柯的思想对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 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例如, 施莱尔马赫认为, 历史阐释就是创造性地重建历史;狄尔泰认为, 通过阐释学的方法, 可以确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克罗齐强调历史阐释的当代性, 认为不具有当代性的历史不是“真历史”, 因此要从当下出发阐释历史;柯林伍德认为只有阐释了历史行动所蕴含的思想, 才能真正认识历史, 因此,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伽达默尔认为, 所谓阐释学, 就是将一种意义关联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生活的世界。历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 历史理解的可能性, 基于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总之, 从维柯到伽达默尔, 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和阐释虽各有不同, 但在强调阐释的“创造性”这一点上, 却有共识而无歧义。
19世纪中叶,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的伟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 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 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4) 这完全适用对历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辟了理解—揭示—阐释历史奥秘的现实道路。历史是可知的, 但历史从来不是“镜中形象”, 或“影像”的直接反映或再现, 而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性的物质实践的结果。历史阐释的过程, 也就是能动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内在地统一起来, 全面、彻底反映历史的结果。将历史研究的主观形式, 与历史的客观内容统一起来, 一刻也离不开创造性的历史阐释。
辩证的历史阐释, 取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辩证的, 历史总是按照辩证法发展的;对历史的科学阐释, 自然就要求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观察历史。历史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形态之一。从历史辩证法出发, 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社会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历史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历史上更迭的一切社会秩序, 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的阶段;历史发展是充满矛盾的运动, 社会历史现象的矛盾和斗争,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历史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关系中, 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多样性和选择性, 在社会历史中是普遍存在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 辩证的历史阐释, 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社会历史进程中诸多复杂的历史内容。
在强调历史阐释应是理性的阐释、创造性的阐释、辩证的阐释时, 有必要指出, 这一切都是在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的思考中展开的。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 讨论构建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条件逐步成熟, 阐释学 (哲学阐释学或阐释学的哲学) 的发展, 和历史学的发展, 都在呼唤它们的联盟。历史阐释学所关注的绝非仅仅是对历史文本的阐释, 而首先是对历史的理论态度。一些研究者近年在研究伽达默尔时提出“教化阐释学”, 认为“教化” (Bildung) 这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出阐释学的特点和倚重。 (1) 其实, 历史学的特点和倚重不也是“教化”吗?从强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到启迪和提高人民大众的人文素质, 都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历史阐释学, 终将在新时代一代又一代人的研究实践中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 历史阐释的特点和具体内容, 也将会不断丰富和完善。
注释:
1 《辞源》第4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 第2891页。
2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2页。
3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赵卫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年, 第36页。
4 何卫平:《解释学论丛总序》, 李永刚主编:《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以“历史性”概念为核心的考察》,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1—2页。
5 何卫平:《理解之理解的向度——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1页注释 (4) 。
6 这两篇论文先后刊载在《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和《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7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6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 第460页。
8 例如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9 参见《古今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第142页;《辞源》 (下册)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年, 第4284页。
10 这8册书是:《圣言·人言》、《“自然之书”读解》、《历史·理解·意义》、《意义的本体论》、《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法律:诠释与应用》、《文字·诠释·传统》。
11 已经出版的4种是:何卫平《理解之理解的向度——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邵华《实践智慧与解释学》;黄小洲《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李永刚《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以“历史性”概念为核心的考察》。
12 汤一介撰有《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学人》1998年第3期)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新兴学科》2000年第4期) 。此外, 汤一介还有一次关于这一主题的讲演。
13 《李大钊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399页。
14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15 希罗多德:《历史》, 王以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年, 第1页。
16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 第4页。
1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 黄煜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年, 第124—12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226页。
19 维柯:《新科学》,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第145—14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72页。
21 黄小洲:《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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