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基金：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变迁” (12BSS028) 的阶段性成果;
阐释具有三个层次:个人阐释、公共阐释和公理阐释。个人阐释是指个人对人与事的看法, 是基于材料研究而得出的观点、看法, 常表现为新观点、新解释的涌现。公共阐释是指被社会公认的解释, 因为这些阐释已经成为常识, 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解释体系。 (2) 个人阐释与公共阐释互动, 要接受公共解释的检验。如果被公共阐释接受, 会成为公共阐释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被接受, 就会停留在个人阐释的层面, 进入不了公共阐释领域。在公共阐释之上, 还有一个公理阐述, 涉及规律、理论和方法论。只有公理性的阐释, 才是最接近真理的阐释。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阐释, 只是部分被公共阐释接受, 并未得到公共阐释的全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阐释会吸纳其合理的部分, 摈弃其不被接纳的部分。这样的情况, 常常会导致学术争论。学术争论也是一种探讨, 目的在于去伪存真, 让阐释中的理性部分得以彰显。
公共阐释会产生社会影响力。个人阐释, 因为没有进入公共阐释领域, 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限。公共解释, 是指业已被社会接受了的解释, 具有一定的引领性, 往往会转化为社会行为或社会变革。公理阐释具有普遍的意义, 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最大, 也最为长久。
本文拟就宗教改革史研究状况为例, 说明各种阐释被公共阐释接受的程度, 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马丁·路德的新教理论
宗教改革运动, 是指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的新教运动。1517年10月31日, 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卡斯特教堂墙上贴出反对买卖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 迅速演变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整个德国都在传抄路德的论纲, 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 高举神圣的《福音书》, 他们或写信、或游行、或翻印路德的文章, 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路德这位敢于公开谴责罗马教廷的英雄僧侣。
1517年路德反对教皇代表在德国境内销售赎罪券的事件, 至少在三个方面触动了当时人们早已绷得很紧的神经。首先, 这是一个涉外的国际性事件, 矛头直指罗马教廷和教皇。其次, 这是一个与经济有关的事件, 因为德国民众反对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产早有传统, 到了16世纪初期更是达到顶峰。最后, 这是涉及德国高级主教诸侯的事件, 因为批准销售赎罪券的是霍亨佐伦的阿尔伯特 (Albert of Hohenzollen) , 他的正式身份是马格德堡和美因兹大主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首相 (Primate and Chanceller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Germany) 、选帝侯、哈尔伯斯塔特 (Halberstadt) 主教区主管、勃兰登堡侯爵和什切青 (Stettin) 公爵。 (1) 毋庸置疑, 这必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特别是在反对罗马教廷呼声高涨、政治经济秩序剧变、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混乱时期。
马丁·路德的新观点本来只是一种个人阐释。在被大众接受后, 因信称义、凡信徒皆祭司、基督徒靠上帝拯救而不靠善功自救、宗教崇拜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人, 所有这些, 都成为公共性阐释。路德的观点成为公共阐释后, 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制度层面出现了超越宗教领域改革的社会改革运动。修道院被关闭、宗教仪式被简化、教堂的财富转变为社会救济的公库;修女还俗, 僧侣结婚;最后, 是由国家、政府来管理宗教事务。
路德的个人阐释能够成为公共阐释有其原因。第一, 路德的理论是以《圣经》为依据的, 这在当时具有信服力。第二, 路德的观点符合民众的需要。路德提出“两个王国”的理论, 认为人是活在世俗世界里的, 因此, 人能够从事人间的一切事务:可以当兵, 可以挣钱, 可以受教育。第三, 路德的观点与当时人们痛恨罗马教廷的世俗化有关, 人们对罗马教廷失去信心, 导致路德理论被广大反对罗马教廷的人们所认可。
路德的阐释中有部分看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人文主义者不赞成路德的“人没有自由意志”的看法, 也不同意新教与罗马教廷相分离。路德“要服从世俗政府的观点”也没有为闵采尔等人所接受。结果, 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 1525年的起义者开始筹建人民自己的共和国。宗教改革后, 德意志并没有成为路德教国家, 而是出现了路德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会三派鼎立的局面。
在宗教改革研究方面, 中国学者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沉重打击封建主义方面, 孔祥民的《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是一部力作。 (1) 在宗教改革时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面, 侯树栋的《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阐释。 (2) 在德意志农民战争方面, 我于1994年出版一部小书, 提出关于农民战争政治目标的阐释, 认为1525年运动的革命性不仅在于沉重打击了封建贵族, 更为重要的是要求自下而上地建立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 (3) 在德意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模式方面, 中国学者钱金飞对德意志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考察, 包括皇权、城市、农民、诸侯各种政治力量在其时发生的演变的系统研究, 描绘出一幅德意志政治和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画卷。 (4) 在路德天职观方面, 林纯洁认为路德否定修道和宗教生活要高于世俗生活的中世纪传统, 认为所有的职业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天职为上帝服务。 (5) 在宗教改革社会影响方面, 周施廷专门研究16世纪德意志帝国城市纽伦堡, 企图说明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新旧体制的转换, 它将中世纪的教会、慈善、隐修和圣礼婚姻加以甄别, 把它们改造成具有近代特色的社会救济、政府管理宗教事务和世俗婚姻制度, 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近代福利制度, 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6) 中国学者的阐释充满辩证性, 既分析了宗教改革沉重打击封建主义的内容, 又阐释了宗教改革的建设性内容, 表现为通过政府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从而使宗教与日益发展的近代社会相融合。例如, 路德同意减少宗教节日, 鼓励发展工商业, 要求建立用以济贫的公共财库, 兴办医院和学校, 从各个方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 路德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宗教改革前尖锐的社会矛盾, 使宗教不再与日益发展的近代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相抵触, 为近代社会的宗教与国家关系提供了样板。中国学者的这些新阐释, 得到了国外学界的重视、尊重和肯定。 (7)
二、被接受的公共阐释理论
宗教改革之所以重要, 不只是因为它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反对德国民众所憎恨的外国势力和罗马教廷, 更为重要的是, 它是普通人自下而上发动的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正因为这样, 恩格斯称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 (8) 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 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革命性群众运动”; (1) 而另一位德国学者彼得·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2)
恩格斯的阐释, 不仅是一种公共性阐释, 更是一种公理性阐释。1850年, 恩格斯曾认为, 1525年的农民革命同1848年革命有类似之处, 反映出德国人民具有革命传统。经济变化导致阶级关系的沉浮, 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温和的政治革命, 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也举行起义。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都反对封建主义, 要求扫除通向资本主义的障碍且建立德国民族国家。 (3) 恩格斯指出:“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第1号;农民战争是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插曲。” (4) 施泰因梅茨和弗格勒认同恩格斯的说法, 认为德国农民战争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它起源于德国社会、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 而宗教改革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 (5) 由此可见, 恩格斯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和德意志农民战争规定了性质, 还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的关系, 以及宗教改革、农民战争对德国历史发展的作用。恩格斯的看法, 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成为研究宗教改革史的经典。
另一种被纳入公共阐释的是彼得·布瑞克 (Peter Blickle) 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新论断。布瑞克是一位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他研究德国农民战争, 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布瑞克认为, 在16世纪的德意志、瑞士等地, 存在着农村公社, 农奴制度已经废除, 农民生活在自治的公社从事农业生产。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 自治公社之间结成社区联盟, 农民和市民进行革命的大联合, 形成了自下而上建立共和国的力量。从社区主义到共和国, 是一条德国走向近代政治的道路。布瑞克具体研究了闵采尔、盖斯迈尔、海尔高特的政治纲领, 认为农民战争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反封建, 而是要自下而上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个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可。布瑞克认为:“农民战争是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革命性转变来克服封建主义危机的一种努力。这场革命的推动力量不是农民一类的人物 (他们在系统陈述各种怨情和要求的最初阶段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 , 而是普通人。革命的社会目标, 消极地说是废除特殊社会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而积极地、用1525年的语言来说是‘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在小邦中, 形成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在大邦中, 形成一种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这两种政治形式的基本原理都完全取自福音书和公社的选举原则。尽管如此, 革命的军事失败还是导致了1525年之前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固定。这是通过几乎各地普遍减轻农业的经济负担、通过更强有力的司法保证以及通过将农民政治权利固定化来取得的, 也是通过统治者对社区宗教改革的镇压而得来的。” (6)
布瑞克还认为, 经济问题不完全是农民战争的起因, 它只是农民运动产生的前提和诱发物。布瑞克有一句常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我们将农民最主要目标视为重组领地政体,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的话, 那这只是再一次证实我们的发现:早些时候在领地国家这一层次上获得政治经验的农民, 最能够清楚地表述政治概念。” (1) 布瑞克指出:
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 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 (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 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2)
可见, 在布瑞克那里, 农民运动是放在政治近代化的框架里来讨论的, 从而凸显了农民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方面的作用。其次, 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是密切联系并且是同步进行的;农村的社区组织 (公社) 和城市的社区组织 (自治城邦) 异质同构, 在人源和制度方面实现了“普通人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 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步骤, 有可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近代政治。
布瑞克阐释中引人瞩目的亮点是, 他揭示了一条由人民直接建立共和国的普遍道路。这条道路在德意志遭遇失败, 但在瑞士、荷兰等地获得成功。布瑞克认为, 在封建势力薄弱、人民力量强大、人民与君主结盟失败的状况下, 有可能由人民在城乡社区政治体制基础上直接建立近代共和国。这就是他阐释的从社区主义到共和主义的过渡。
布瑞克阐释中引起人们争议的部分, 是他认为农民的建国纲领具有乌托邦成分, 他还认为, 在农民战争失败后, 农民的斗争表现为参加地方议会, 通过议会改变农村状况。我们则认为, 1525年的纲领不是乌托邦, 农民也不是要走议会道路, 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3) 不管如何, 布瑞克的阐释拓宽了农民战争研究的视野, 是一种被接受了的公共阐释学。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 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 那就是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前者是身居高位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文化, 后者是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文化, 两者之间势不两立。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斯克里布纳 (Robert Scribner) 对这种“两分法”很不满意。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文化的研究, 他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 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 有的时候甚至能够相互置换。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宗教弥撒的时候, 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然而在谈到奇迹的时候, 也会穿插许多听众们熟悉的故事, 那时出现的就是大众文化。在新教宣传画里, 大众文化被应用得很广泛, 充满着大众的语言和民间的信仰。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两分法”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 既不适用于前工业社会, 也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把人的阶级明确化了: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文化也被区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斯克里布纳通过实证调查后, 指出了文化的历时性: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观念并不能随意套用在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中。在此之前,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的渗透, 但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学者是斯克里布纳。斯克里布纳的观点被史学界接受, 自他以后, 史学家不再对文化笼统论之, 而开始重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这个看法提出以后, 很快就被吸纳进公共阐释, 成为一种进步的阐释。现在我们研究文化, 不再倾向于对文化进行两分法的人为分割, 而是把文化看成一个整体, 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被部分接纳的和被拒绝的个人阐释
在宗教改革史领域, 还有被部分接纳和被拒绝的个人阐释。莫勒“城市宗教改革说”可以说是第一种。1962年, 德国哥廷根教会历史学家莫勒 (Bernd Moeller) 出版了《帝国城市和宗教改革》一书, 提出参与宗教改革的主体是帝国城市的市民, 而接受路德新教的也是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斯克里布纳于是认真研究了埃尔福特和科隆两个城市, 前者的宗教改革运动相当成功, 后者却没有接纳新教。他批评莫勒赋予城市社区过高的价值, 夸大了城市的宗教功能。他指出, 莫勒的最大的问题是:假设城市都是和谐的, 以此为基础来论证宗教改革就是大城市的宗教改革;但是, 莫勒显然忽略了城市内部的斗争, 因为在城市里存在着各种派别, 它们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况且除了五六十个大的帝国城市、自由城市外, 德国还存在着许多人口仅为2000—5000的乡镇, 而那里是否参与宗教改革常常是由贵族决定的。再说, 参与宗教改革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市民, 还有广大农村的农民。总之, 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大城市知识精英的运动是狭隘的、很不妥当的, 至少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经不起历史学的实证检验。1975年, 斯克里布纳把这部未曾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关于两个城市的研究》出版, 随即引起轰动, 其时斯克里布纳年仅34岁。
被拒绝的个人阐释的典型例子是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威廉·蒙特高迈利·麦克高温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为了抗衡罗马教廷, 马丁·路德曾经呼吁德国贵族和城市统治者支持他的宗教改革, 期望宗教改革能够在世俗统治者的批准下进行, 并且教导基督徒服从世俗政府而不要服从错误的教会。这种言词, 被一些学者引为路德是极权主义拥戴者的证据。最刺耳的一种声音, 是把路德视为法西斯极权政治的奠基者。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 曾经出现通过路德、俾斯麦、希特勒三部曲建立德意志帝国的谬论, 这种纳粹理论自然遭到人们唾弃。然而, 1941年, 美国著名政治史家威廉·蒙特高迈利·麦克高温出版《从路德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史》一书, 居然提出与纳粹相同的看法, 非常明确地把路德改革与希特勒联系起来。这就引起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极度混乱。麦克高温视英国和美国为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这个自由主义阵营却“不得不与极权主义势力发生冲突, 以至必须了解极权主义这一敌人的渊源。”麦克高温强调宗教改革运动与纳粹运动之间的联系, 因为“宗教改革通过强化国家削弱了普世化的教会, 造成了包括天主教地区在内的教会对国家的臣服”。 (1) 在此, 麦克高温视路德为极权政治先驱;他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导致宗教世俗两元政治的失衡, 因为政治多元化才能避免政治极权化。麦克高温宣扬反对极权政治的观念并无大错, 因为其时整个世界都处于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下。但是, 麦克高温的作品却是不能长久的, 正如特雷西教授所言:“人们能够赞美麦克高温是一个在需要民主的时刻出现的民主人士, 但是, 他的著作缺乏优秀的学术质量, 注定不能长久。” (1)
通过上述宗教改革学术史的回顾, 我们对公共阐释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 阐述具有三个层次, 分别是个人阐释、公共阐释和公理阐释。公共阐释对社会产生影响, 公理阐释对社会产生普遍的、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 个人阐释要成为公共阐释,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符合实际, 以材料为基础, 丝毫不能背离事实。另外, 被接纳进公共阐释的个人解释往往具有前瞻性, 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 更能够引导人们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主观臆造的、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违背人们常识的个人阐述, 即使一度被接纳进公共阐释, 最后也会被人们所唾弃。
第三, 研究不同公共阐释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个重要课题。个人阐释有全部被接纳、部分被接纳和完全不被接纳三种, 其分别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个人阐释如果没有被公共阐释接纳, 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很有限。公共阐释则有所不同, 它会激发社会运动, 甚至社会改革。公理阐释中包含着规律性的探索, 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注释（参考文献）：
1 国内学者对“公共阐释”的论述,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 《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2 “Summary Instruction, ”issued by Albert of Hohenzollern, in Hans J.Hillerbrand, ed., The Reformation: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 Grand Rapids:Baker Book House, 1985, p.37.
3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4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5 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
6 钱金飞:《德意志近代早期政治与社会转型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
7 林纯洁:《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年。
8 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9 2017年11月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德国之外的路德”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了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 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可。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762页。
11 Max Steinmetz, “Theses on the 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 1476-1535, ”in Bob Scribner and Gerhard Benecke, eds., 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New Viewpoints, London:Allen&Unwin, 1979, p.9.
12 Peter Blickle, “The‘Peasant War’as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 ”in Bob Scribner and Gerhard Benecke, eds., 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New Viewpoints, p.19.
13 “Peasant War in Germany: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Engels View, ”in A.G.Dickens and John M.Tonkin,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39-240.
1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年, 第172页。
15 Bob Scribner, “Introduction,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eds., 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New Viewpoints, p.3.
16 Peter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The German Peasants’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7.
17 Peter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The German Peasants’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p.136.
18 Peter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The German Peasants’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p.145.
19 朱孝远:《论盖斯迈尔及其经济思想》, 《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0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From Luther to Hitler:The History of Fascist-Nazi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Mifflin, 1941, Chapter 1, “The Liberal and Fascist Tradition, ”pp.3-17 ;还可参见James D.Tracy, “Luther and the Modem State:Introduction to a Neuralgic Theme, ”in James D.Tracy, ed., 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Germany, Ann Arbor, Michigan:Edwards Brothers, 1986, p.10.
21 James D.Tracy, “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Introduction to a Neuralgic Theme, ”in James D.Tracy, ed., 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Germany,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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