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构建时间跨度为2015—2021年的非平衡短面板数据，讨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市（区县）到两中心的空间距离对于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分别通过构建交乘项、筛选特殊地区样本、以及借用Hotelling竞争模型等方法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重庆地区内，存在单独的空间距离调节效应，各区县距离重庆主城区越远，则越无法形成依赖于主城区的经济结构，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越高；而在四川区域内，同样存在单独的空间距离调节效应，由于成都市的经济规模更大，因而四川区域内各市距离四川成都市越远，产业结构越依赖于成都，故其自身的合理化程度越低。第二，无论是出于中心地带地区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的角度下，都能得到在双城经济圈的两大中心之间，重庆市区的影响力和辐射效果均强于成都市，对两中心的交界地带产业结构以及数字优化方面存在着更强的空间辐射作用。第三，在双中心影响中心地带的条件下，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均反映出了成都重庆双中心对于中心地带全范围内同等影响力的效果。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化,产业结构优化,调节效应
引言
在近些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数字经济表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发展数字经济早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早在2017年,我国就提出了“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新生机”[1]。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产业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数字产业化为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等各类经济活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
与此同时，在国家推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过程中，提出要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塑为契机，协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快重点领域的数字化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能够完善成渝地区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地区GDP总量较大的城市群，虽然在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保持着同等的战略地位，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长期存在整体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增长依赖于传统制造业发展、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与周围中小城镇差距不断扩大的中部塌陷等问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想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正视自身的问题，跟上时代发展的大潮，重视数字产业化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发展作为近5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已经涌现出众多不同角度的杰作，本文则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数字经济及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做出力所能及的探索，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上贡献出自己的拙见，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的角度。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由于数字产业化这一概念明确从数字经济中划分出来的时间比较晚，一直以来国外的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国外关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
Brynjolfsson等较早提出了作为数字产业化基础的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商品交换方式的变革，大幅度提升了商品交易效率[2]；Stevenson等从要素市场入手，提出数字化网络能够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而优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3]；Acemoglu等进一步提出了由于数字智能化引起的劳动流动是就业替代效应和数字化创新影响的共同结果，而且数字化的发展表现出了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4]。
总之，相较而言，国内对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更具有借鉴意义，更贴近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
（二）国内相关研究
近些年随着数字产业化与数字经济概念的逐渐形成，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讨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结果：金志奇从信息技术角度，提出了其对于产业升级的两大作用，其一在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关联使得信息产业获得最直接的影响；二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产业结构“软化”，即经济增长中物质要素的投入将明显下降，知识、信息等智力要素的投入将会明显提高，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并改变着产业结构，其实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概念[5]；王宏伟总结信息产业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信息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后带动关联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第二，信息产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与现代化发展。第三，信息技术在多部门的应用，改变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生产组织方式、经营模式等，引起经济结构比例的调整。信息产业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和扩散过程[6-7]。肖旭等认为由数字产业化发展导致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价值维度体现在四方面：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以及赋能产业升级四个方面[8]；陈晓东等则从上下游产业的角度着手，梳理相关文献后指出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产业链强度的提升，而且具体来看数字化硬件设施的迟缓增长抑制了产业链强度的提升，数字化软件服务则显著促进产业链强度的提升[9]。
这些研究内容都是从原理层面解释数字产业化或高新技术产业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却鲜有从调节效应入手的分析。而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各方面原因，针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特殊区域的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分析则更难挖掘，因而相关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数字产业化概念界定
长久以来，有关数字经济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是针对于数字产业化的概念界定还尚未统一。我国有关数字产业化的概念主要分为学界与官方两方面。学界关于数字产业化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且大多数以官方给出的界定为基础进一步做研究；官方对于数字产业化的最新概念界定来自于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其中明确了“数字产业化”即指数字核心产业，是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10]。本文所参考的数字产业化指标也是基于该分类标准而编制的，因而本文对于数字产业化的界定也主要是指数字核心产业，界定标准主要有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5个大类。
2.产业结构优化概念界定
从内容上看，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实质上包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上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概念上的混淆，本节区分这几个关键概念，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内容规划出更清晰的界线。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入手，根据李子伦的研究总结，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结构在某一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自身所具有的人口素质水平、消费需求水平、资源禀赋特点对失衡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得各个产业之间得以协调发展[11]。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本身没有动态升级的概念，更多地侧重于产业结构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过程，而这种协调是否会突破原有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一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经济发展结果的表象，体现出的是要素与收入结构的发展程度。
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指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种结果，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产业结构优化则更强调全面、系统和动态的调整，既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对资源配置优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强调产业发展的方向性和差异性，注重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和目标，而产业结构优化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系统和全局的指导和支持。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是在理论研究上却需要将两个概念严格区分，有的学者在研究中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指产业结构向协调化与高级化方向演进，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概念[12-13]。
（二）调节效应机理及研究假设
区域内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机制来源于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基于空间距离的调节效应主要是通过路网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的影响来实现的[14-15]。
1.提升空间的交通可达性
区域中两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达性，通常指的是城市之间的高速路网和铁路网，两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越短，理论上对于路网的搭建难度就越低、工程量就越小，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达性也就越强。高交通可达性一方面能从产业生产角度上，方便涉及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数字硬件设备的运输，为高数字产业化发展地区向低数字产业化地区提供数字基础设施，为当地的数字产业化建设提供必要资源；另一方面，高交通可达性也便利了人际交通，出行速度的提升和出行便利性的提升能够提高两城市之间的人才交流半径，跨区域工作以及上学的情况也会因此增多。在交通可达性提高的带动下，硬件设备和人力资源在城市之间加速流动，两地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而变动。
2.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
虽然当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当今信息在地理之间传播的界限被打破，但是基于区域间的距离而出现的限制经济增长的情况还是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我国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大多是由区域位置决定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成都和重庆这两个特殊增长极的特殊地理位置，才制定了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
在区域内部的城市出台的政策也是如此，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可知，随着中心城市的出现，其自身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必须在临近的外围城市的配合下才能建立完整的生产链，所以城市间出台的产业政策也必定会在上述现实条件下首先惠及其空间距离较近的临近外围城市。所以空间距离的大小影响着城市之间产业政策的实施顺序和可执行性，随着我国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推进，各个城市间数字产业政策的颁布也会带动其邻近地区的数字产业化，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针对上述机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命题。
假设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市（区县）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存在基于其到重庆主城区或成都市空间距离的单独调节效应。
假设二：针对于双城经济圈两中心城区之间同一中心地带的数字产业化的发展，重庆中心城区与成都市两中心城区各自对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不同。
假设三：针对于双城经济圈两中心城区之间同一中心地带的数字产业化的发展，重庆中心城区与成都市双中心同时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同等影响力，且该同等影响力的影响范围有限。
三、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字产业化指标选取
首先，需要说明本文数字产业化指标的选取。
基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核心产业，即数字产业化具体产业的界定。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类[10]，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所公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所选取的企业在匹配过程中正是将四位数的国民经济分类代码与《产业分类》的六位数字经济代码匹配后，基于筛选出的属于前四类数字产业化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最终的数据编纂。
不仅如此，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还存在以下优势。
一方面，弥补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县级数据收集困难的问题，且数据来源有一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数据本身由于从实体企业中来，而非统计数据，因而数据也是从一个微观的事后产出的角度出发，对数字产业化做出了最为详细的描述。
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个市（区县）的各维度的重量得分作为数字产业化指标，该指数中具体评价数字核心企业的各维度权重如表1所示[16]。
（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构建
1.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构建
首先，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构建，本文采取传统的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标准，因为泰尔指数不但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在实际测度过程中也有可操作性，同时它还兼备了结构偏度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含义，是一个更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主流的学术研究也大多采用它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具体的公式如下。
其中yi,m,t表示i地区的第m产业在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li,m,t表示i地区的第m产业在t时期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泰尔指数主要是从产值结构与劳动结构的角度综合反映两大结构的匹配程度，从而判断整个产业结构合理与否，若该值为0，说明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若不为0，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构建
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由于主流学术界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构建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较少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质出发，认清楚第一产业主导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主导转变的过程，因而本文借鉴付凌晖的观点，他提出一种全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角度值，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变化过程，伴随着三次产业比重沿着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的规律，根据三次产业的产值增加值占GDP比重构造出三维空间向量，然后分别计算向量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三个向量夹角，最终计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值[17]。
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化值为ais，首先根据三次产业划分GDP为三部分，每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随后分别计算该三维向量与低层次产业到高层次产业的排列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值：
在数据来源的选取上，一方面受限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产业化指标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因而在上述公式中，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和数据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中所涉及的三次产业比重和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使用的分别是中经网数据库中各地区年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和三次产业法人单位的数量占总法人单位数量的比重。
（三）模型构建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用到的控制变量有人均GDP（GDP_ per）、公路里程（TM）、企业所得税（MIT）、城镇常住人口（RP）。且为了控制数据的波动，对非指数类型的控制变量均作了对数化处理。
最终所形成的面板模型共有包括四川市级和重庆区县级的294个样本数据，为了使得描述性统计更为精确，剔除缺失值变量，最终剩余192个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2015—2021年，属于非平衡短面板数据。相关的变量说明见表2。其中，controls代表各个控制变量；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待估常数项；μ代表误差扰动项；i代表不同区域个体；t表示年份。
四、实证结果的调节效应分析
（一）全区域调节效应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调节效应，为节省篇幅，故将基准回归模型的选择部分省略，直接考察加入交乘项之后的回归模型和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本文以各地区的市（区县）级别的行政单位的经纬度为依据，构建了不同地区到其对应的双城经济圈的行政中心的空间距离（dis）这一变量，通过在基础模型中加入与该空间距离构造出的交乘项，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不同地区到本地区的行政中心（即四川地区的成都市和重庆地区的渝中区主城区）的空间距离这一变量对当地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针对上述实证结果，可得出如下分析。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双城经济圈内，距离重庆主城区的空间距离每增加一单位，会修正0.021 6‰当地数字产业化发展提高1%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距离成都市的空间距离每增加一单位，则会扩大0.013 6‰当地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提高1%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反向的调节作用。距离重庆主城区和成都市的空间距离每增加一单位，当地1%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也会得到0.041 9‰和0.001 5‰加强，空间距离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
故假设一得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市（区县）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基于其到重庆主城区或成都市空间距离的单独调节效应。
（二）中心地带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的中心地带是指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双城经济圈中四川省与重庆市之间的部分市以及区县地区。它们由Dis_cq与Dis_sc两变量相加后由小到大排序后的前75%组成，共计市或区县31个地理单位（下称中心地带）。
同时，将这个中心地区分别应用到重庆市区以及四川成都市的调节效应检验上，用以检验对比双城区两个中心地区对中心地带不同的调节作用大小。结果如表4所示。
从实证结果来看，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针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分别考察中心地带到重庆市中心以及四川成都市的空间距离在当地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大小。结果显示，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sa）对产业结构合理化（theil）的直接边际作用以及交互项所反映出的在中心地带到重庆市区的空间距离变动对直接边际作用的调节效果。数字产业化（sa）的负系数与交乘项的负系数反映出：一方面中心地带的数字产业化程度与泰尔指数负相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正相关；另一方面重庆市区这一中心对于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存在带动作用。表4列（1）表示，中心地带地区到重庆市区的空间距离（Dis_ cq）越大，每增加一单位，会修正0.016‰当地数字产业化1%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原点的程度，空间距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重庆市区对边远地区的“吸血”作用较强，以至于数字产业化能够有更多资源来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该地区各产业间供需数量结构关系更合理。
而表4列（2）模型中交互项的正系数则反映了以四川成都市为中心的条件下，一方面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程度与泰尔指数负相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正相关；另一方面中心地带地区距离四川成都市的空间距离（Dis_sc）越大，表4中列（2）表示距离每增加一单位，会扩大0.016 1‰当地数字产业化提升1%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原点的程度，空间距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当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会被削弱，也就是说双城经济圈内四川成都市会助推距离较近的中心地带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其次，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表4列（3）中数字产业化（sa）的正系数与交互项的正系数反映出：一方面中心地带的数字产业化程度与高级化指数正相关；另一方面重庆市区这一中心对于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推动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强化作用，中心地带地区距离重庆市区（Dis_cq）每增加一单位，当地1%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会实现0.026 7‰的加强，当地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边际作用越强，这同样可以解释为重庆市区作为中心对边远地区起到了辐射示范的正向作用，使得中心地带的边远地区能有更充足的人力与财力实现当地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
而表4列（4）表示，中交互项的负系数反映了以四川成都市为中心的条件下，中心地带地区数字产业化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会随着其距离四川成都市的空间距离（Dis_sc）的增加而被削弱，距离四川成都市的距离每增加一单位，会弱化0.030 2‰当地数字产业化1%发展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空间距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即四川成都市作为双城经济圈的又一发展中心，会抑制当地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综上分析，无论是从中心地带地区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的角度下，都能得出在双城经济圈的两大中心之中，四川成都市的影响力和辐射效果强于重庆市区，在两中心交界地带产业结构的数字优化方面存在更强的空间辐射作用。
故假设二得证，重庆中心城区与成都市两中心城区各自对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带动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不同。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通过改变样本容量，根据上节的分析，将原样本缩小至中心地带再做样本回归分析来分析其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缩小样本后的回归系数仍然是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相较于基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而言，各项数据没有较大变动，因而可以说明该模型稳健。
不仅如此，通过改变主回归模型，检验是否仍然显著来分析显著性。所切换的模型分别为OLS回归、2SLS回归以及Tobit回归。如表6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不同的模型中都体现出数字产业化对其的强显著性影响，再次证明了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重庆主城区与成都市之间的双城经济圈区域内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过程中，中心地带区域内到两中心城市的相对空间距离的大小是否会产生调节效应、调节效应的程度大小、是否存在双中心的调节效应以及该双中心调节效应的边界范围等问题，本文将Hotelling竞争模型作为工具进行讨论。
讨论之前，我们先设定在本文的模型中，中心地带产业结构的数字优化受双中心共同调节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距离成都市和重庆市区的空间距离之和，空间距离之和越近，同时受到双中心影响的效果越强；空间距离之和越远，同时受到双中心影响的效果越弱。因而在模型中引入新的变量Dis2，其根据Dis_sc与Dis_cq之和构成，用以衡量双中心对中心地带的影响程度。
首先通过表7列（1）反映出空间距离之和（Dis2）的调节效用会强化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影响，当地距离成都市与重庆市区的空间距离之和越大，即受双中心的影响越强，反而当地产业结构受数字产业化的影响越容易趋于合理化。列（2）则反映出空间距离之和Dis2会削弱中心地带产业结构受数字产业化所影响的高级化程度，空间距离之和越大，当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受数字产业化发展的推动则有所降低，这是由于距离双中心的距离之和越远，利用数字产业化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所需的各种人力财力资源就越难获得，虽然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能够更加充分地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却更难以实现。
为了进一步讨论双中心对中心地带同等影响力的范围，引入Hotelling三阶段博弈模型来分析具体的影响范围。在早些模型中，三阶段上下游企业间的定位博弈模型中还存在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进价成本的概念，但由于本节讨论的问题只聚焦于空间距离，故假设上下游企业间的进价成本为0[18]。
参照张贝等对上下游电商企业差异化定位的分析，同时套用Hotelling的二次成本模型，以保证双城经济圈的双中心空间位置固定不变，位于中心地带的两端，将成都市到重庆市区作为两个端点连线，中途经过中心地带，由此形成一个单位线性城市；将中心地带视为受双中心影响的上游供应商，将成都市与重庆市区视为具有谈判优势的下游企业，对上游中心地带的由数字产业化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高级化吸附与合理化带动的作用。在此三阶段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上游供应商（即中心地带）需要在不损害具有谈判优势的下游企业（即成都与重庆两中心）的情况下选择定位在某一限定区间的边界位置，而处在该限定区间内的中心地带区域，从理论上来说受到下游双重中心的吸引程度相同；处在限定区间外的其他中心区域地带，则受到单中心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张贝等的研究，该限定区域在线性城市存在一个以中点为中心的对称区域[19]。
其中，t代表水平差异化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增值程度，在本文中即代表着引入Dis2调节变量时的系数；τ代表企业为订购差异化产品所付出的额外成本，本文中即代表着Dis2引入为调节变量后sa数字产业化水平的系数。
经过计算，由表7列（1）得出，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程度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双中心同等力度调节作用影响的区间为Dis2∈[0.33%,99.67%]；表7列（2）反映出，中心地带数字产业化程度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双中心同等力度调节作用影响的区间为Dis2∈[-0.17%,100.17%]。说明在考虑双中心影响的条件下，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均反映出了成都重庆双中心对于中心地带的全范围内同等影响力的效果。
故假设三得以证明，重庆中心城区与成都市双中心城区对两中心城区之间同一中心地带的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同等影响力，且该同等影响力的影响范围为中心地带全域。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经过上述各个角度的探讨，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双城经济圈内重庆区域和四川区域各自来说，在重庆地区内，存在单独的空间距离调节效应，各区县距离重庆主城区越远，则越无法形成依赖于主城区的经济结构，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越高；而在四川区域内，同样存在单独的空间距离调节效应，由于成都市的经济规模更大，因而四川区域内各市距离四川成都市越远，产业结构越依赖于成都，故合理化程度越低。
第二，在中心地带受到单中心影响方面，无论是出于中心地带地区数字产业化发展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的角度下，都能得到在双城经济圈的两大中心之间，重庆市区的影响力和辐射效果均强于成都市，对两中心的交界地带产业结构以及数字优化方面存在着更强的空间辐射作用。
第三，在双中心影响中心地带的条件下，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均反映出了成都重庆双中心对于中心地带的全范围内同等影响力的效果。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加强数字产业发展支持：数字产业化本身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强有力的作用，因而政府应加大对数字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减税减费、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建设数字产业园区等，以吸引更多的数字产业企业在成渝地区发展。
建设数字化与交通基础设施：为了促进数字产业的发展，需要建设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宽带网络、云计算中心等。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提高网络带宽和速度，并提供普及的数字化服务，以满足数字产业的需求；从双中心的角度考虑，中心地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成都和重庆双中心全范围内同等影响力的基础。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包括公路、高铁、航空等，提高交通的便捷性和效率，促进区域内的人员流动和物流运输。
强化重庆市区的中心地位：政府应加大对重庆市区作为中心的支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和竞争力；强化重庆市区作为中心的影响力和辐射效果，推动中心地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实现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可以引进更多的创新和数字产业，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吸引优秀企业和人才来重庆市区投资和创业，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也需要与成都等周边地区保持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中心地带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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