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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强国是我国现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目标。实现此目标 的关键在于金融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及金融治理效能的持续增长。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金融治理效 能的主要来源，且将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持续输出对金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逐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的过程中， 金融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优化和发展， 呈现出如集中力量办大事、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金融制度优势。然而，金融制度优势向金融治理效能的转化并非 自发， 需在深入剖析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基础上， 探讨转化过程中的困境与挑战， 并提出一般性转化路径， 确保金融治理效能持续注入金融治理，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 实基础，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关键词] 金融强国,金融制度优势,金融治理效能,优势转化,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 ”以来， 我国金融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金融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成果。在 此基础上，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基本形成， 金融业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也被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为今后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 2023 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为目标，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工作的推进和提升， 离不开金融制度的支 撑。从我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金融制度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具体内容看， 有的学者从金融组织、金融市 场、金融监管彼此内在联系及金融制度效率、金融安全等几个方面总结分析和评价金融制度[1]，也有学者从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的历史性变迁研究金融制度[2]。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时期， 金融制度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 特别是在服务实体经济、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 普惠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 是今后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3]。伴随着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 其制度优势不断显现， 并且这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探索， 在这种新的制度优势下， 应当确立起高度的制度自信[4]。在党的全面领导下， 我国金融制度优势在面临新发展阶段和全球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中得到了全面展现。这不仅推动了金融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 还 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类金融风险， 使得金融治理效能显著提升。这些制度优势逐渐被学者所 重视， 并积极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新性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社会各 领域的治理中达成了广泛共识[5]。在金融领域，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的主要切入点是从实际出 发，深植国情，在实际问题中解决金融治理问题，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6]。 显然，将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过程需要在充分总结和理解金融制度优势的基 础上进行。这包括总体把握这些优势，明确金融制度优势向金融治理效能转化的内在机制，分析并识别在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和挑战， 进而确定合适的转化路径， 以加速实现金 融强国的目标。
一、 从总体上把握金融制度优势
从内容上看， 我国金融制度是由金融机构制度(包括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制度 和其他金融机构制度) 、金融市场制度(主要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制度) 以及 金融监管制度构成的。三者共同构成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 场是金融发展的主阵地， 担负着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重任， 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发展的 必要监管措施， 起到了维护金融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我国金融制度虽然起步晚， 但 有着后发优势， 尤其善于借鉴他国经验， 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金融发展 的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随着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其制度优势逐渐显现， 在党的 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五个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我们需要从总体上把握这些优势， 为金融治理效能的转化奠定基础， 加快建设金 融强国的进程。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显而易见的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 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利于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其本质也是党的领导优势在制 度层面的体现[7]。可见， 党的领导是其他优势的根本所在。党的全面领导优势可以理解为四 个方面：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首先， 党的领导为金融制度发展把方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区别于西方金融制度的根本在于其社会主义性， 发展过程有着鲜明的 强制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一统”金融制度， 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高， 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金融制度把方向， 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按照西方主流 的金融理论来看， 中国金融的改革过程是格格不入的， 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看却是成功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党因地制宜地从实际出发， 基于我国不发达的经济现状， 将政府的干预与市 场的自由结合起来， 走出了一条合适的道路。随着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政府的干预会越 来越小， 市场化越来越高， 党的领导也会与时俱进地发展进步， 为实现金融现代化引领新方 向。其次， 党的领导为金融制度发展谋大局。谋大局体现在金融制度发展的国内和国外两个 大局上。在我国， 党对金融的领导愈发注重引导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 将脱实向虚的金融片 面逐利发展重新规划至服务实体经济范畴， 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而 守护人民的“钱袋子”。在国外大局上， 更加注重金融的对外开放，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 程， 提高抗金融风险的能力，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努力打造世界金融中心和金融共同体。再 次， 党的领导为金融制度发展定政策。金融政策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党对金 融政策重视程度高，从 1997 年至今， 我国共召开了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规划金融发展格局，引导金融朝着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增强金融普惠 性。” [8]19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 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党的领导对金融政策的先进性和前瞻性的规划和制定， 能够有 效提高金融发展效率， 保证了金融真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最后， 党的领导促进金融制 度的改革。改革开放让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之 前，全国只有一家正规的金融机构即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人民银行。随着把经济建设作为工 作重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 建立起一个以银行为导向、以国有企业为主的金融体系。发展 至今， 其规模无论以哪个数量指标来衡量都已居世界前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金融改革 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进一步讲， 在各项改革中， 金融改革是较为艰难的， 尤其中国的国情复杂， 城乡和地区 差异一直存在， 也没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 稍有不慎便会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其突出的特点便是“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故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的现象 一直存在。值得肯定的是， 在中国经济金融不发达时期的政府金融抑制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 积极作用， 使得中国在经济体量上迅速增大， 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随着中国步入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 其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支持经济增长， 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迫切向创新型高 质量发展转型， 以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金融抑制的弊端日益凸显， 最主要的体现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还起不到决定作用， 金融供给存在着突出问题， 在资金配置上更倾向于国 有企业和大型企业， 尤其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金融供给不足， 这导致了大量影子银行和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遏制了经济的增长，金融供给侧亟需结构性改革。
在面对新形势下的金融改革应更加注重全面和深化， 借鉴国际上成熟金融市场标准， 结 合我国金融发展规律， “十四五”规划指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全面实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 新的证券法也颁布实施。2023 年， 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监管。一系 列改革措施促进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 为构建起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 制、支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 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9]16-17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0]273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 这一点在金融制度领域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首先， 在金融制度的发展过 程中， 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一统”金融制度为新中国成立时稳定币值和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 重要贡献。通过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国家财政收入逐步稳定， 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 复和重建。虽然“大一统”的金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不利于市场化发展， 但在经济不 发达时期， 为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利于国计民生的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 改革开放后集 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制度 得到了飞速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银行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历史性转 变(如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的成立) ，金融资产规模和质量有了质的改变， 这都体现了 在党的领导下， 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集中力量发展金融事业， 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巨大 的成就，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再次， 新时代集中力量发展普 惠金融和绿色金融。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 绿色的、可持续的、共享的发展模式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金融发展向着普惠和绿色的方向前进， 用政策和市场的手段将金融侧 重点推向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可持续全覆盖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离不开集中各种金融力量， 银 行、市场以及其他非金融机构在党和国家发展目标要求下， 运用市场化手段， 加以政府的引导和多方协调， 形成金融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 推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不断发展。
(三) “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显著优势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创造价值的主要部门。金融的天职是服务于实 体经济的发展。但由于金融的逐利特点， 经常会脱离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发展， 这在金融危 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我国金融制度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显著优势。第一，党和国家政策 大力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 势， 其重要表现便是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在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中，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 也是防范 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10]279第二，银行机构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了间接融资的主要力 量。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 企业的银行信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 主要资金来源。在我国，中小微企业总数已占到99%以上，为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但长久以来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随着商业银 行的改革，银行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加快，银行间的竞争有利于中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融资。 第三， 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高。金融市场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尤其在2019 年推出科创板为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交易所的成立 也进一步拓展了资本市场的多样性。下一步， 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将不断完善， 最终形成企 业进退有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显著优势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拦路虎”，一旦金融危机越过这条红线， 其危害 不堪设想。历次在世界上发生的金融危机告诉人们， 单纯的市场化监管并不能遏制金融危机 的出现， 在预防系统性金融危机尤其需要国家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和监管。同资本主 义国家金融自由化发展不同， 我国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显著的优势。首先， 国家金融监管机制较为完善。金融监管从原来的“一行三会”升级为“两委一行一局一会”，强 化了金融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穿透性。国家强大和先进的监管部门与机制， 是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优势的重要保障。其次，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系统更 加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平滑经济波动， 宏观审慎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稳健的货币政 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系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再次， 重要 领域的政策指导。金融自由化发展的结果是资金过度集中利润较大的部门， 在中国较为明显 的是房地产部门。由于近几年房价的疯狂上涨， 房地产部门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向， 可以说包 赚不赔， 利润翻倍， 导致金融资金涌入房地产， 同时又造成房价的持续上涨。房地产价格的 飞速上涨容易滋生泡沫的产生，尤其在贷款买房和抵押贷款中积聚风险。从 2016 年底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开始， 同时又为房地产画了三条红线即： 剔除预收款后 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净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百、现金短债比不小于一，进一步 增强了房地产金融稳定和抗风险能力， 有效遏制了投机炒作， 房价也得到了稳定。重要领域 的政策指导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优势的又一体现。
(五) 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显著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指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同样在惠及广大人民 有着显著的优势。在考虑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时， 社会主义方向也是其区别于资本主义 社会金融制度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是有着社会主义属性的金融制度， 其 本质也应当是尽最大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从 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已经完成， 脱 贫攻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普惠金融为实现这个目标贡献了重要力量。通过普惠金融对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的金融支持， 满足其低成本的资金需求， 培育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更加 精确地实现脱贫不返贫， 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体现了我国金融制度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显著优势。第二，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全体人民享受科技红利。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 人人都 可利用数字金融参与到投资活动中去， 不仅提高了全民的金融素养， 同时增加了投资者的投 资组合， 保证收益的同时分散风险， 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数字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使 市场更加透明， 投资更加稳健， 有助于分担风险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处 于世界前列水平， 其发展红利是惠及最广大人民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第三， 绿色金融的发 展推动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绿色金融侧重可持续发展， 产品丰富， 资金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长期政策的推动下， 绿色金融覆盖面会越来越广， 经济发展的同时， 环 境条件更上一层楼， 全体人民生存条件更加美好， 美丽中国的建设将会有质的提升， 惠及全 体人民。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使我国金融制度具有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显著优势。
总之，通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和完善， 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具有多方面的制度优势， 需要从总体上把握金融制度优势， 这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重要来源。随着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制度必然迎 来全方位深化改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进一步彰显金融制度优势， 并不断转化为金 融治理效能，持续提高我国的金融现代化治理水平。
二、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较高是制度优势重要的体现。 习近平曾指出：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 家的最大优势，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1]119 在金融发展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金融制度优势是保障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石。然而， 金融制度优势需进一步挖掘和转化为金融 治理效能，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一)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
金融治理效能是指在金融领域实施科学、合理、高效治理的能力。金融制度优势与金融 治理效能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 表现为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联。具体而言， 高效的金融制度是实现金融制度优势向金融治理效能转化的基础， 同时， 金融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将推动金 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制度优势的巩固， 形成顺畅的良性循环。这一转化与良性循环过程最终 有助于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治理格局， 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金融治理基础。
第一，金融制度有效性是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的内 部构成和外部影响是决定金融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制度内部，金融制度的性质、 健全程度、公平性以及成本是金融制度有效性的内部影响因素， 金融制度内部制度之间的兼 容性、匹配性和互补性是金融制度有效性的外部影响因素。我国的金融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而有效的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优势的底气， 是金融制度优势的来源与基础， 能够不断巩固和 发展金融制度优势。行之有效的金融制度在创新性、协调性、全面性以及合理性为金融制度 优势提供保证， 持续性的金融制度优势则奠定了金融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的基础。有效的金融 制度、持续的金融制度优势和不断提高的金融治理效能三者递进发展， 互相促进， 统一于金 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中。可见， 金融制度有效性是促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 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前提条件。
第二，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 动力与目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 促使金融治理效能必然得到提高， 只 有金融治理效能得到提高， 金融治理才能够达到现代化， 治理成本才能下降， 才能形成高效 运行的金融治理体系。而金融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其中， 金融制度优势转 化是重要的因素。首先， 金融制度优势具有先进性， 是高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金融制度优 势是通过自身的先进性来得以体现， 先进性的金融制度在治理效能上更加高效。其次， 金融 制度优势具有普遍性， 是提高治理效能的成熟因素。金融制度优势是在总结共性基础上积极 延伸，更加具有金融制度的代表性，也彰显了提高金融治理效能的优越性。
第三， 价值导向是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的关键在正确的价值导向。所谓价值导向是金融制度优势在转化成金融治理效能时 所达到的价值追求， 它确定了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人民性和服务性。习近平 指出： “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 人民创造力。” [1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致力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区别于资本主 义金融疯狂逐利的金融属性， 具有崇高的为民情怀。在金融治理中， 随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时更加注重金融的普惠性和可持 续性。金融制度优势的转化在价值追求的引导下， 能够加强金融制度深化改革， 促进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以及金融扶贫等全面发展， 从供给侧进行持续的改革， 不断将金融制度优势转 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 满足了人民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在这个价值追求的要求下， 金融治理会更加注重对人民金融服务的效能，这也能不断地推动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创新和金融制度优势的巩固发 展。可见，这一重要的价值导向是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二)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重要意义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是重要的金融实践活动， 能够促使金融创新发展， 满 足人们对金融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为世界金融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是“中国 之制”的中国制度向“中国之治”的治理体系和能力转化的重要举措。
首先， 促进金融制度深化改革。金融制度、金融制度优势和金融制度治理效能三者密不 可分。在金融制度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时， 一方面内在地要求金融制度需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 当金融治理效能不足时， 必然会“倒逼”着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第一，金融 制度本身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发展是金融治理效能的重要来源。完善和有效的金融制度在巩固 金融制度优势和促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 在促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时， 内在地要求金融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 巩固金融制度优 势和促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第二， 推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的过程必然“倒逼”着金融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金融治理是个复杂的实践过程， 影响金融 治理效能高低的因素众多。在金融治理实践中会存在治理效能不足和负面现象和问题， 而这 些负面现象和问题会通过传导机制反馈到金融制度的本身， 进而会对金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和调整。这种基于问题反馈的“倒逼”机制会对金融制度的改革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能 够进一步巩固金融制度的优势和转化， 使金融制度优势更加鲜活地融入金融治理中去。从这 一角度看， 对金融治理效能的具体要求能够促进金融制度合理性与科学性的建设， 使金融制 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改革。
其次， 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发达 国家走的不同发展道路， 金融治理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运用， 又面临着众多新问题、新情况， 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而道远。第一，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完善了金融治理体系。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工程， 其主要内容必然包含了如何发挥金融 制度优势的作用， 提升治理效能， 增强金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先进性。第二， 金融制度优 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提升了金融治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是金融治理效能的直接体现， 效 能高则效率高、成本低， 治理能力就强， 相反则治理能力就弱。因此， 通过把金融制度优势 转化成金融治理效能最直接的作用是提升了金融治理的能力， 对金融治理的能力有着实质性 作用， 进而不断满足金融治理的需要， 使得金融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三，金融 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是实现中国式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特殊性， 既不同于西方所走的现代化道路， 也没有现成经验的借鉴， 走 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此， 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基本已成熟和定型， 金融制度优势已初步显现， 当这些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 就能够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最终踏向发展中国式 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道路。
再次， 为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当今国际社会， 金融治理难已成为世界性难题。 众所周知， 金融不稳定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不下于一场战 争。能否把金融治理好， 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发展和在国际竞争中占到主动。中国金融治理 方案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实事求是金融治理实践活动生成的， 其金融治理过程中更加注重 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区别于资本主义金融的无序逐利发展， 中国金融 治理重视激发社会的活力， 侧重金融发展的稳定、科学、平衡、公平、绿色和普惠， 着重把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表现出相比资本主义金融 制度和金融治理模式的显著竞争优势， 解决了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所解决不了的金融治理效率 和公平的问题，同时给予“历史终结论”有力的回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金融治理道路。
中国的金融治理方案是区别于现存的任何金融治理的模式。把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 效能促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这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制度发展、创新和 金融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新的选择， “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人类 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2]6.尤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处在深刻变革之中， 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散去。中国金融治理方案为 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了重要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为国际金融治理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三、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困境与挑战
早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就指出：“要更加注重治理能 力建设， 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 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把各方面制度优 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13]92 随着新时代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发展， 我国的金融事业成绩斐然， 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稳步向前。截至 2020 年末， 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 353.19 万亿元， 其中银行业金融机 构总资产为 319.74 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总资产 23.3 万亿元， 位居全球第二。 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 79.72 万亿元，债券市场总规模 116.72 万亿元，均居全球第二;期货 市场成交额达 437.53 万亿元，居全球第一。我国基本金融服务已覆盖 99%的人口， 银行网 点乡镇覆盖率达 96.6%[14]58.虽然我国金融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就，金 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也有了一定的成功实践， 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金融 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大环境中的复杂形势和金融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更高要 求，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面临着众多障碍和挑战。以问题为导向把这些障碍和挑战 加以分析和研究，对促进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党的领导制度在金融治理领域的不健全
党的领导是金融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在金融治理中党的领导机制决定了金融发 展的方向和金融价值的导向。但在金融治理和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过程中， 党的领导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和金融业务相分离。党的领 导重点是统领全局， 协调各方。但由于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 导致长时间存在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与金融业务相分离的“两张皮”现象， 即重业务轻党建， 党组织功能被架空， 形式主 义泛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与金融业务相分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把握不住政治方向就会 唯业务发展， 加之金融无限制逐利特点， 在金融业务开展中容易迷失方向， 难以健康长远的 发展， 同时为金融发展埋下隐患， 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两张皮”“灯下黑”的 现象都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没有将党员工作做到位， 致使金融机构的党组织 功能弱化和边缘化。其次， 党员对金融知识掌握不足。金融现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使得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着众多金融方面的问题。 但大部分党员同志往往缺乏对金融规律的掌握， 缺少对金融风险的敏感性， 无疑会在社会治理中放大了金融风险。这就要求党员对金融知识有着比较好地掌握， 才能面对金融问题事务 的时候游刃有余。尤其在金融部门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并没有把金融知识和规律作为部门工 作的重点， 往往只重视形式上党建工作， 在遇到重大决策时由于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而造成 决策失误， 酿成国家财产的流失。因此， 加强党员的金融知识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再次， 金 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腐败问题存在于社会治理中的各个领域， 在金融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后 果更为严重。金融腐败涉及面非常广， 例如违规操作、内部交易、利益输送、以贷谋私， 而 且往往数额巨大，如社会影响巨大的赖小民一案，收受贿赂金额近 18 亿元。金融腐败严重 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给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二) 多元金融治理主体结构不协调
金融治理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含着政府也包含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以及社会组织的金融 治理。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着众多不协调的问题。在政府的金融治理中， 全能型政府治理理念正制约着金融的创新发展， 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金融机构自身治理存在短板， 而社 会组织在金融治理中则参与度低，这些问题都对金融治理效能的提高设置了障碍。
首先， 政府在金融治理中存在金融抑制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金融比其他领域市场化 程度更高， 这就要求金融资源配置更加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作为金融治理的重要主体， 在金 融发展的历史中具有明显的金融抑制， 这也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当然， 这种政府主导 的金融抑制在过去促进了不发达的经济发展， 抵抗了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 现阶段金融抑制 已不能满足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妨碍了金融进一步的市场化发展， 政府不再有为， 市场不再 有效，束缚了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地发展，制约了金融治理效能的提升。
其次， 金融机构自身治理存在短板。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金融参与者， 不仅对自身金融 业务负责， 更应对参与金融活动的广大人民群众负责， 其对自身的金融治理应更加规范和严 格。但在利益的驱使下， 容易发生嫌贫爱富、钻制度的空子、逃避约束和监管现象， 也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更有甚者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加大杠杆， 参与金融投机活动， 把风险转移到普通金融活动者上， 唯利是图， 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金融 发展方向。这些行为和现象不仅掩盖了金融制度优势， 降低了金融治理效能， 还容易发生金 融危机，给金融治理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
再次， 社会组织参与度低。金融治理现代化内在包含了社会组织对金融发展的监督和约 束， 社会组织参与金融治理让金融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稳定。但在实际金融活动中， 社会组 织对金融治理参与度低， 同时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尤其参与金融治理的社会组织 基础薄弱， 制度不健全， 内部运行机制达不到金融治理的要求， 外部又缺少监管， 责任意识 不强， 最终导致参与金融治理的社会组织存在感不强， 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丧失了应有的作 用，不能很好地促进金融治理效能的提高。
(三) 全民金融治理参与度低，金融制度自信不够
金融治理效能的提高关键是靠人来带动的。作为金融活动的主体参与者， 广大人民群众 更应该参与到金融治理中， 形成全民参与金融治理的良好氛围。但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 束缚， 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意识较低， 被动受治的思想根深蒂固， 加之金融是新兴行 业的代表， 发展迅速， 参与治理需具备较高的知识储备， 导致广大民众主动参与金融治理热 情度不高， 主人翁意识淡薄。同时， 有的民众制度意识不强， 在遇到相关金融问题时， 不是 采用制度的手段去办理， 而多采用非制度的方式解决， 如利用制度的漏洞和一些潜规则， 托 人情找关系， 来获得自己的私利。又如当受到不公平遭遇时， 又会抨击制度的不公允， 具有 受害者思维， 也做出破坏制度和社会稳定的事情。这些问题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还 会助长不正之风， 使得制度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降低了制度的效能。这部分民众不仅不是金 融制度的监督者， 而是金融治理的破坏者， 影响了金融治理效能， 更谈不上金融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述问题根本上折射出了广大民众对金融制度不自信的问题。限于广大群众对金融参与 广度较小， 宏观层面的金融制度优势认识不到， 尤其在高投入、低收益的国家公益性项目了 解较少， 对国家金融发展成就关注一般，而且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以及金融创新指向性较强， 不是金融行业工作者了解有限， 多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微观金融活动上， 没有形成系统的 金融制度观念， 对宏观金融调控和财政政策实施关注度不够。除此之外， 在遇到一些大的金 融危机， 金融治理处于逆境时， 制度自信更加不好确立， 表现为对金融制度的不认同， 对金 融制度信心不足， 同时金融需要得不到满足。再有广大民众也极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谈 到金融就会认为西方是高明的、先进的。另外， 金融诈骗猖獗， 广大民众深受其害， 金融犯 罪案件层出不穷， 大大降低了金融制度的公信力。 因此， 民众参与金融治理相去甚远， 金融 制度自信也难以建立。金融自信建立不起来， 就不能发挥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就难上 加难。
(四)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机制尚未建立
金融制度优势不会自发地向金融治理效能转化， 要达到转化的目的， 既需要人们具有转 化的意识和觉悟， 也需要有具体转化制度的推动和促进。从金融治理的全过程看， 无论是金 融制度优势转化意识和具体的转化体制机制都尚未形成。
首先， 人们对金融制度优势理解不够。制度实施的主体是人， 人的思想意识高度决定了 制度优势转化的上限。从实际来看， 大部分参与金融治理人员制度优势转化意识不强， 其主 要原因是对金融制度优势理解不够。金融制度优势不是虚拟缥缈的， 是在金融制度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实际显现出来的。对这些金融制度如果不主动去总结， 过分被动依赖顶层设计， 依 靠官方和机构的监管，那么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动能就会不足， 导致金融制 度各部分协调性变差， 制度合力达不到最大， 削减了制度优势， 金融治理效能的转化就非常 困难。
其次，具体的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我们在彰显金融制度优势的同时， 具体的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体制机制应当随之建立。但细化在金融制度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规 则和约定以及转化体制机制尚未建成， 制度优势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真正的操作性和执行性 较弱， 较难统一为共同认同的准则， 制度优势与效能转换出现脱节。同时在政策和制度运转 传导上， 往往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积极配合的现象， 在金融制度治理中也存在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一方面是金融部门繁多、各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存 在“一刀切”的现象等原因所引起的， 但实质上是转化制度的评价机制和反馈机制尚未形成。 具体转化机制的缺失在制度层面阻碍了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在金融治理过程 中应当未雨绸缪、创新发展， 不断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用制度的力量推动金融制度优势的不断转化。
(五) 来自国内外复杂环境的挑战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所处环境的至关重要。在当今中国， 金融治理效能的 转化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 尤其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框架下， 金融制度优 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面临着复杂环境的挑战。
首先， 国内环境盘根错节。新发展阶段对金融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传统金融模式发起了挑战， 金融领域一些问题凸显。一方面， 金融抑制现象时有发生， 金 融供给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绕道、融资成本高的弊病一直存在。同时， 宏观金融 调控和金融监管机制有待提高， 房地产和股市发展不健康， 面对新兴的金融创新评估和监管 留有空白， 地方性债务问题突出， 银行呆账坏账由政府买单， 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概率。另一方面， 在微观金融治理中， 依法办事、依规行事意识有待加强， 金融治理多元化 发展模式尚未形成， 金融制度有待完善， 金融诈骗和金融腐败屡禁不止， 人们对金融治理的 观念还停留在被动接受的层次， 金融治理的系统观念没有形成， 金融监管主要依靠官方机构，全民金融治理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
其次， 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当今世界经济下行， 虽然中国还保持着经济的增长， 但全球 贸易也受到了大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国际关系复杂多变， 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同时， 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在， 金融风险一直存在， 国家间贸易战愈演愈烈， 地缘政治如 履薄冰，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对世界的金融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另外，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严重，文化战争暗流涌动，在金融活动中充斥着各种西方思维， 对中国的金融治理带来了严重冲击。加之，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带有非常多的不友好的情 绪，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此消彼长， 给中国金融治理带来了负面作用， 削弱了 民众对中国金融制度的自信心， 贬低了金融制度的优势， 阻碍了金融治理效能的转化。面对 这些困境， 怎样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彰显我国金融制度优势， 并尽快向金融治理效能转 化，为世界金融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已成为金融治理的重要方面。
四、 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路径探析
(一) 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题中应有之义。办好中国的金融事业， 关 键在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表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努力地致力 于追求和实现先进的社会制度， 才能成功地建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 才能充分地发挥出制度 优势， 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得以充分地实现”[15]109.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消 除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过程中各种阻碍的重要保障， 是实现金融制度优势向金融治理效能转 化的根本保证。
首先， 全面从严治党， 坚决查处金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保持先进性和廉洁性的关 键举措。在金融领域全面从严治党显得尤为重要。除去在从严治党中用党的纪律严管党员干 部、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使得权力在阳光底下运行外， 金融领域着重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便是坚决查处金融腐败。而查处金融腐败的关键在于一体推进， 把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 金融风险同步进行， 衔接治理， “既打掉‘老鼠’，又护好‘玉盘’”。也就是说， 在加大 监督力度、及时惩治金融腐败的同时，注意背后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既要查处金融腐败， 又要保持金融稳定。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寻金融反腐败和风险预防相结合的制度机制， 紧盯 关键岗位和关键少数， 加强监管， 实现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同步治理， 最终把全面从严治党 落到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发展环境。
其次， 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实处。只有保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 领导才能确保金融发展和金融政策具有公共性质。随着金融资本的不断加深， 资本无序发展 问题凸显， 金融机构必须党的全面领导来把握政治方向和提高抗击风险能力。在具体的金融 机构公司治理中， 党委需作为“三重一大”决策的先前程序， 把握方向， 谋划大局， 保证了 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 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加强党委在金融机构运营时的监督责任， 优化工 作细则，真正将党的全面领导融入运营的各个环节，贯穿金融项目运行的方方面面。并且，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将党建和金融项目一同谋划与落实， 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引领党 建和金融的改革创新能力， 最终把党的全面领导有机地融入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各个步骤中去。
再次， 加大培养高素质金融干部人才。一方面， 在政治引领的基础上加强党员干部的金 融业务能力建设， 把政治标准与金融业务能力相结合， 积极构建科学的考核机制， 创新用人 机制， 摒弃陈规旧俗， 培养和选拔出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金融干部人才。另一方面广 泛吸收致力于发展国家金融事业、具有高政治觉悟的高层次金融人才， 用开放的眼光吸纳金 融人才， 并制定配套的人才政策， 为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加快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 效能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二) 优化金融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依法治理金融的良好环境
首先， 处理好政府和金融市场关系。政府作为金融治理主体之一，应充分把握金融和经 济的发展规律。市场决定微观金融活动的资源分配与市场出清时有着更高的效率， 市场化程 度越高， 金融就越富有活力。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能够充分激发金融市场活力， 也能够分散 风险。而政府更应该做好转型， 向着服务型政府转变， 简政放权， 更加注重宏观调控。在市 场失灵和不稳定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充分发挥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调节作用，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治理僵尸企业、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问题。不能因 为短期稳定便畏手畏脚， 而是要和市场互补， 最大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将金融治理中的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良好地结合起来，使金融治理效能不断提高。
其次， 提升金融机构金融治理能力。金融机构首先要做到的是坚定政治方向， 全面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 时刻把握住金融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具体的金融治理中， 金融机构要把 人民放在第一位， 金融逐利放在第二位， 既要在金融项目中保证公平与公正， 又要创新发展具有普惠性质的金融项目。除此之外， 在金融机构自身的建设中， 应以完善现代公司治理体 制为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尤其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和探索， 防范内外 部金融风险，保证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金融治理提供的可观的驱动力。
再次， 提倡社会组织参与到金融治理中。社会组织对金融治理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尤 其对形成金融治理共治共管的格局有着积极的意义。社会组织需要同其他金融治理主体形成 良性互动， 积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 加强合作， 增强主人翁意识。同时， 社会组织应加强自 身建设， 健全制度运行体系， 积极参与社会金融治理， 创新治理手段， 争取政府和金融机构 的资金和帮扶， 吸纳人才， 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既要保障自身的中立性和廉洁度， 又要抓住 金融治理的主要矛盾， 构建一个得到政府支持、金融机构重视以及人民信任的先进金融治理 的社会组织。
最后， 加强法律保障， 营造依法治理金融的良好环境。依法治理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是提高金融治理效能的有效保障。由于金融业务种类繁多， 发展迅速， 配套的相关 法律并不完善， 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数字金融发展迅速， 绿色普惠金融大力推广， 极易 发生钻法律空子的现象。相较于金融违法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金融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这意味着金融治理中法治思维的运用尚待加强。因此， 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 能够让金 融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避免监管空白， 提高立法的科 学性与前瞻性， 营造出依法治理金融的良好环境。
(三) 倡导全民参与金融治理，坚定金融制度自信
培育金融治理共同价值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制度意识，最终树立金融共同体的意识。 首先， 加强金融教育宣传， 提高民众的金融素养。凝聚共识， 形成制度自觉。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 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显著增加， 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投资理财已成为 家庭中重要的金融活动。但由于投资理财具有风险性， 广大民众更应该注重金融知识的普及。 通过深入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提高广大民众的金融素养， 在投资理财中减小风险， 加深对 金融制度的了解和认同， 形成制度自觉， 主动加入金融治理的大环境中， 实现金融制度的效 能转化。在宣传普及的方法中， 应该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优势， 创新宣传普及方式， 建立 长效的宣传普及机制， 发挥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优势， 提高全民金融素养， 维护国家金融 长期的稳定。
其次， 增强金融制度意识。制度意识有利于制度的运行和监督， 不仅能够维护制度的权 威，还能保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金融制度意识的培养中， 一方面是让民众从思想上转变， 积极主动执行金融制度， 防止消极被动影响金融治理效能， 只有这样才能将金融制度优势潜 移默化地转变为金融治理效能， 形成正确的金融思维， 按金融规律参与金融活动， 自觉维护 金融制度的权威，将金融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理解金融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 培养民众对金融制度的理解能力， 尤其是党员干部和金融从业人员对金融制度有着正确的价值观和制度意识， 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教育和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金融观， 共同参与金融治 理， 着重保护好民众的“钱袋子”，从根本上防止金融诈骗等危害民众、降低金融制度公信 力的事件发生，推进金融制度意识的不断强化。
再次， 培育金融治理共同体。金融制度优势向金融治理效能转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 多方合作， 有序推进。虽然要达到这种机制需要走的路很长， 但树立金融治理共同体的理念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目标才会更加有动力。为达到这个目标， 关键是全民参与， 树立金融治 理共同体意识， 凝聚金融治理共识。同时， 可以根据民众对金融制度的反馈来不断完善金融 制度， 形成良好的正向激励改革机制，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最终形成全民参与的金 融共治共管氛围，加强金融制度优势的同时，也坚定了民众对金融制度的制度自信。总之， 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观点出发， 为人民服务是金融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 就是要求金融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金融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金融治理的各个方面和问题上，要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全民参与金融治理的热情。
(四) 加强具体转化制度建设，促进金融治理效能循环发展
首先， 深化对金融制度优势的理解， 培养金融制度优势转化的意识。意识的培养比制度 的建设更为重要和困难， 要做到对金融制度优势先知先觉地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需要多方努 力， 久久为功。 一方面， 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的基础上， 全民金融素养全面提升， 在实际 的金融活动中去理解金融制度的优势， 深化对金融治理的认识， 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效能的作 用， 并自觉进行实践转化， 落实到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 金融主管部门和从业人 员以具体的金融实践活动来不断创新和发展金融制度， 从制度层面去阐释和宣传金融制度优 势， 用真正的实践成果去说服群众， 让金融制度优势深入人心。久而久之， 在金融制度优势 的推动下，人们参与金融活动更加有效率，金融治理效能必然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其次， 创新金融制度优势转化制度。面对尚未建立金融优势转化的具体制度的问题， 我们应当创新发展， 尽早地建立具体的转化制度。简言之， “不管是坚持优势， 完善体系， 还 是补短强弱，转化效能，改革创新是唯一路径[5]12”。 一是创新金融制度优势转化理论，从 结构和功能上厘清各层次金融制度优势内在逻辑关系， 用创新理论的形式确保金融制度优势 全方位地发挥， 不断夯实理论基础。二是以金融治理效能转化为导向， 践行金融制度优势转 化理论， 并在金融实践去检验、完善理论， 补齐转化短板， 形成金融制度优势同金融治理效 能的衔接机制， 保证了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创新制度执行方式， 优化组织结构， 利 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共享制度执行情况， 提高即时沟通能力， 以保证转化制度 的有力执行，将金融制度优势高效率地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再次， 对金融效能的转化进行评估和反馈， 实现动态循环。为了实现转化制度高效率运 行， 我们在设计制度时就应该进行评估， 研究其可行性和科学性。同时， 在事后的金融治理 效能转化效果和实际作用进行多方面的评估， 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效能转换评估体系。这样 通过前后转换制度的实际评估， 建立反馈机制， 不断优化转化机制， 实现动态循环， 达到推 动金融制度优势良好转化的效果。评估和反馈共同促进转化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持续将金融 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五) 锚定金融治理现代化目标，全面提升金融治理效能
金融治理现代化目标强调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具体特征包括： 较强的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井然有序的金融市场、较低的金融风险以及较高的人民币国际化程 度。我们需要立足于这些特征，锚定金融治理现代化目标，以实现金融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首先，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服务实体经济是金 融的本质， 金融供给侧应深化改革， 把金融资源优先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一方面商业银行 信贷供给优先按需把信贷资源配置到创新能力强、绿色发展的企业， 同时为实体经济企业提 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同时，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着力解决中小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贵、贷款难的问题， 优化金融服务环境， 将信贷资源惠及到绝大多 数中小实体经济企业。另一方面， 打通和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直接融资水平， 构建多层次资 本市场和多元化融资渠道，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发展数字金融和互联网金融， 在控制风险的 基础上把金融创新实质运用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只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进 行， 构建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机制， 才能保证金融资源的供需平衡， 切实提高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其次， 致力金融制度的完善，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制度愈加完善， 则能保证金融 事业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稳步发展。只有将金融制度不断地动态优化， 才能发挥金融的资 源配置的高效率， 提高金融的定价水平， 保证金融市场充满活力， 防止出现制度真空、制度 空转以及制度不匹配的情形， 形成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先进金融制度。同时发展市场化金融风 险管理和处置机制， 将商业性保险、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出清机制做好， 加强市场约束， 降低道德风险， 以行为监管和混业监管的方式发展金融监管模式， 把监管的效果做到最大， 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再次， 加大金融开放， 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金融开放是中国金融治理走向世界的重 要措施， 而人民币国际化是其中重要的支撑。虽然现阶段受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的影响， 国际 环境复杂多变， 是挑战也是机遇。同时美元霸权地位逐步削弱， 把握好这个时期的机遇， 加 大金融对外开放， 能够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具体操作中， 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 开放引进海外资本， 增强人民币的流通性， 稳定多边政治关系， 将国际贸易上的优势转 化为货币优势， 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范围， 积极同发展中国家打造区域性如东盟人民币结算 系统，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向着人民币全球化稳步推进。
五、 结语
将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各方持续努力并共同推进。在底层逻辑上， 金融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优秀的金融制度应具备与 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特点， 其制度优势显而易见。这不仅有利于金融制度优势的转化， 还有 助于金融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 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 领导是确保金融发展导向的关键， 也是持续推进金融制度深化改革、巩固金融制度优势和坚 定金融制度自信的重要推动力量。实现全民参与金融治理的目标， 需依托于创新发展的金融 制度优势转化制度， 打通金融制度优势与金融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壁垒， 为金融治理效能提 供持续增长的动力，进而加速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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