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是推动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引 擎和强大动力，应充分发挥其驱动引领作用，赋能政府治理效率提升 。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政 府治理效率的理论框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其直接和中介影响机制 。研 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显著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具有可靠性;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两大中介变量对政府治理效率产生影响;最后，数字经 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弱于东部地区 。 同 时提出了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技术创新、实现因地制宜和精准施策等相关政 策建议 。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相互交融的产物 ，如今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2 年 ，全球 47 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额达 38.1 万亿美元 ，数字 经济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 45.0%① 。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2022 年政 府工作报告强调 ，除了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和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我国必须加快数字经济 治理的进程 ，以促进数字政府的建设 ② 。未来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 、数字生态建设的统 筹推进 ，是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和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 ，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 的重要任务 ③ 。
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效率提升 ，是迎接数字化发展所带来新挑战的现实需要 ，也是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背景下提升市场和社会综合治理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数字经济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 式 、促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 ，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社会各 个领域融入数字技术引发的贸易 、金融 、安全及民生问题是政府数字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杜宇 等 ，2022 )[1] 。政府需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 ，在政府治理中广泛运用数字技术 ，促进二者的 有机融合 ，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阳军等 ，2020 )[2] 。此外 ，数字经济重塑了政府和企业 、政府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 ，给政府行为和政企关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赵建华等 ，2022 )[3] 。 因此 ，政府在实 现自身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同时 ，还需考虑经济社会综合治理问题 。我们将从多元角度对政府治理 效率进行测度衡量，探讨数字经济与政府治理效率的关系 。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与政府治理效率关系的探讨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 类 。第一 ，部分文献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数字经济在改变经济社 会生活的同时 ，给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了新风险 、新挑战 ，政府如若无法适应数字经济 发展带来的变化 ，则有可能被数字社会的高速发展所淘汰(阳军等 ，2020 )[2] 。 因此 ，在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各国政府需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 ，积极主动加快数字化转型 ， 以促进数字政府的建设和发展(赵建华等，2022 )[3] 。
第二 ，部分文献论述了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或数字化建设 。数 字经济在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并对传统行业产生深刻变革 ，为 我国政府治理提供机遇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 ，促进了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邱诗懿等 ， 2022 )[4] ，推动了治理更加高效化 、精准化(程秋月等 ，2016 )[5] 。在信息化时代下 ，互联网 、大数据 、人 工智能 、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运用于政府治理当中 ，创新了政府治理的模式 。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 浪潮中，“互联网+政务 ”和“ 电子政务平台 ”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趋势(陈振明等，2007 )[6] 。
第三 ，部分文献探索了数字化治理的内涵 。数字化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 ，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政 府与社会 、政府与市场和政府内部的运行中 ，通过优化政府政务的服务流程 ，提高民主化程度(徐 晓林等 ，2006 )[7] 。在数字社会形态下 ， 社会公众与市场在治理进程中也逐步转变被动地位 ，不再 满足于被动地获取信息和服务 ，而是更加强调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黄建伟等 ，2019 )[8] ，因此 ，政府推 动数字治理的理念不再局限于以功能整合为基础的拆分或合并 ，而是考虑了其他主体多元协同治 理体系(鲍静等，2019 )[9] ，这对于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有着重大意义 。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 ，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相关研究大多侧重数字经济或者政府治理效率的某 些维度 ，比如现代信息技术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或者政府数字化转型等 。二是相关文献注重理 论分析 ，通过论述数字经济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 ，对两者的关系做出定性分析 。我们将系 统地研究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 ，从多个维度来测度数字经济和政府治理效率 ，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 。
我们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直接机制和中介机制 ，从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 构建政府治理效率体系 ，并从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基础设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 体系 ，使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基于 2011 — 2020 年全国 30 个省市的样本数据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同时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 。我们的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 ，将数字经济和政府治理效率纳入统一框架 ，厘清数字 经济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 。其次 ，通过梳理政府治理效率的相关文献 ，运用熵值法从市 场 、政府和社会三个维度测算政府治理效率 。最后 ，在梳理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了数字经 济赋能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直接机制 ，并探索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实体经济 、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影 响政府治理效率 。
(二)研究假设
1. 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直接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有助于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 ，因 此，将从市场 、政府和社会三个维度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 。
( 1 )从市场层面 ，数字经济为营商环境带来了“数字红利”，增强政府服务于市场的能力 ，市场 化程度相应得到提高 ，进而提升政府对市场层面的治理效率 。 一是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营商环 境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提供新的工具与手段 ，通过“互联网 +政务 ”推动政务服务方式转变 、政务 环境进一步改善(汪玉凯 ，2022 )[10] 。此外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 ，促进了政府由“干预 型 ”向“服务型 ”的转变 ，确保了市场有效 、政府有为 ，从而优化营商环境(何地等 ，2021 )[11] 。二是数 字经济有助于提高市场化程度 。数字经济有效降低要素配置成本，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宁朝山 ， 2021 )[12] 。此外 ，信息技术的运用促使市场中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市场 化程度(姚震宇，2020 )[13] 。
( 2 )从政府内部治理层面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组织结构转变 ，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决策 、管理和监管的精准化和高效化 ，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和预算支出 ，提升了政府内部层面治理效率 。一 是数字经济推动政府组织结构由垂直的层级式向扁平的平台式转变 。垂直的层级式机构臃肿 、效 率低下 ，致使政府治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余敏江等 ，2022 )[14] 。互联网 、大数据 、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使数据和信息得以在平台上实现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有助于政府治理跨越时空限制 ，从而 提升治理效能 。推进组织架构向平台化转型 ，简化了办事流程 ，满足现代社会对“一站式 ”服务的 需求 ，大幅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和民众满意度(霍小军 ，2016 )[15] 。二是数字经济以增强权力运行透明 度 、节约信息成本等方式来规范政府行为 。大数据能够精准识别政府机构运行过程中的违法和失 信行为 ，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 ，遏制权力的滥用(刘芮伶 ，2023 )[16] 。此外 ，大数据的应用缓解了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为抑制违法和失信行为节省信息成本(赵云辉等，2019 )[17] 。
( 3 )从社会层面 ，数字经济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实现了高效率 、低消耗 、少污染的绿色发展 模式 ，并为公众提供实时互动和规范政府行为的政务平台 ，从而提高了政府在社会层面的治理效 率 。一是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引导政府积极践行环境治理 。 数字经济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逐步从制造大量污染的工业经济向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 ， 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数字经济的载体 ，通过降低资源和环境要素过度消耗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 高(王硕等 ，2023 )[18] 。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引导政府践行绿色理念 ， 改善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能改善监管水平与法治水平 。传统政府治理过程中政 府各职能部门之间 、政府与各治理主体之间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 ，造成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耗费成 本支出持续增加 ，政府依托数字技术 ，应用大数据进行治理 ，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提升风险 预测能力 ，以降低监管成本为目标(赵云辉等 ，2019 )[17] 。此外 ，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如互联网 、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可以有效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和法治化的深度融合 ，从 而大力提高政府治理效率水平(毕秋军等，2022 )[19]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1：
假设 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 。
2.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中介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促进 技术创新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具体分析如下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 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完善为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程秋月等 ，2016 )[5] 。其次 ， 技术创新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底座和基石 ，有助于重塑市场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 ，提高 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耦合程度(矫萍等 ，2023 )[20] ，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而为政府治理效率提升 夯实动力来源 。最后 ，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创新型管理模式 ，数字治理成为 基层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新模式(郭余豪等 ，2023 )[21] 。具体来说 ，数字治理为政府建立健全线上决 策系统及监管机制 ，增强政府公共政策的精准化和内部治理的高效化 ，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和 服务效率(谢莉娟等，2021 )[22] 。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催生新模式 、新产业和新业态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嵌入 生产 、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中 ，打破了原有生产要素的边界 ，降低交易成本 ，进一步优化政府对于 市场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技术革命将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进步 (洪银兴等 ，2023 )[23] 。其次 ，数字经济具有绿色效应 ，驱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 ，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度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降低社会经济活动中对资源的过度消耗 ，显 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尚娟等 ，2023 )[24]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2：
假设 2：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 ，首先 ，构建直接传导机制模型 ，基 准模型设定如下：
CPit =β0 +β1Digeit +β2Zit +μi + δt + εit ( 1 )式( 1 )中 ，i 表示省份 ，t 表示年份 ，CPit 表示政府治理效率 ，Digeit 表示数字经济指数 ，Zit 表示政 府干预水平( GI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城市化水平( UR )、开放程度(lnOpen)、金融发展( FD )五 个控制变量，δt 和 μi 分别代表时间 、个体固定效应，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
其次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于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作用机理 ，基于模型( 1 )的基础上 ，构建了中介 效应模型 ，通过实体经济( RE )和技术创新( INN )两大中介变量 ，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 率的传导机制，第二步和第三步模型构建如下：
Mit =β0 +β1Digeit +β2Zit + εit ( 2 )
CPit =β0 +β1Digeit +β2Mit +β3Zit + εit ( 3 )
其中 ，i 表示省份 ，t 表示年度 ，M 表示实体经济( RE )和技术创新( INN )两个中介变量 ，按照中介 效应逐步回归检验，若模型( 2 )中显著，且模型( 3 )中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为政府治理效率( CP )。 一是指标选取 。世界银行定义全球治理指数 为政府效率 、政治稳定性 、话语权和责任 、法治 、腐败控制和规管质量六大治理维度 。 中国社科院 提出 ，政府的绩效分为对外管理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 ，其中对外管理职能涵盖了经济发展绩效 、市 场监管绩效 、公共服务绩效和平衡发展绩效等方面 ，而内部管理职能则包括依法行政绩效 、政府效 能绩效 、廉洁行政绩效 、行政成本控制绩效以及行政公开绩效等方面 。综合国内外政府治理效率相 关的测度指标体系 ，借鉴万相昱( 2019 )[25] 、杨仁发( 2021 )[26] 等基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核心定义 ，结合 省份层面相关数据可获得性 ，从市场 、政府和社会三个维度测度政府治理效率 。如表 1 所示 ，在市 场层面 ，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在于发挥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积极的政府作用 ，因此 ，采用营商环境指 数和樊纲市场化指数测算市场层面的政府治理效率 。政府层面的治理效率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内 在要求 ，具体体现在行政效率和行政廉洁两方面 ，因此 ，采用行政管理效率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 抑制腐败指标测算政府层面的政府治理效率 。在社会层面 ，政府治理效率是在以上两个维度的基 础上 ，进一步考虑社会治理绩效 ，包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法治水平 、监管质量和科技创新效率 。 二是测度方法 。借鉴郭芸等( 2020 )[27] 客观赋权法的熵权法对指标赋予权重 ，运用阈值法对数据无 量纲化，以此衡量和分析政府治理效率水平 。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水平(Dige)。 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 ，在借鉴中国信通院定 义数字经济为“ 四化 ”的基础上 ，以新的信息通信技术 、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基础设施三大支柱为 支撑构建数字经济水平 。如表 2 所示 ，从数字基础设施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3个维度构建了 16 个具体指标的数字经济水平指标 ，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 ，并运用熵值法得出综合指 标值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载体 ，选取了电话普及程度 、互联网域名个数 、互 联网宽带普及程度 、电信主要通信能力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这 5 种数字基础设施指标 。基于数 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具体包括数字产业发达程度 、数字产业企业规模 、数字产业 就业规模 、软件业务发展水平 、数字电视用户规模 。基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 采用了快递发展程度 、电信业务总数量 、网络移动支付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电子商务发达程 度 、企业网站覆盖率指标进行测算 。
中介变量：实体经济( RE )。 张林( 2014 )[28] 使用各省国内生产总值中剔除房地产和金融业产值 后的数值来代表各省的实体经济水平 。而我们认为在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的背景 下 ，数字技术实现工业化和数字化相统一 ，推动了智能化 、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产业转型升级 ，重塑 了政府的治理模式和组织方式 ，打造更高效的治理体系 、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 。 因此 ，借鉴李林汉 和田卫民( 2020 )[29] 的做法，以“各省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衡量 。
技术创新( INN )。 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治理效率 。发展数字经济 ，要依靠信 息技术创新驱动 ，建立健全数字治理体制和数字政府平台 ，实现政府内部跨部门信息流动以及政务 公开透明 。通过梳理已有相关文献 ，多数将“研发投入( R&D )”“人力资本 ”“专利申请数量 ”等作为 技术创新的选取变量 ，而这些与数字经济的部分指标有所重合 。在考虑数据科学性和可得性的基 础上，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实际 GDP 的比值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
控制变量 。参考赵云辉( 2019 )[17] 、贺宝成等( 2022 )[30] 的相关研究 ，选取控制变量如下：金融发 展( FD )，采用贷款余额与GDP 之比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采用 GDP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以 避免数值过度异常波动 ;开放程度(ln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 ;政府干预水平 ( GI)，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GDP 之比衡量;城市化水平(UR)，采用城镇人口数与人口之比衡量 。
2.数据说明 。选取 2011 — 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样本做实证分析 ，剔除了西藏和港澳台 地区的数据 。研究数据来源涵盖了国家统计局和统计公报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以及各省份检察 院官网 ，此外还包括《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等相关资料 ，利用 Stata 计 量软件处理数据，表 3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作用 ，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回归和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 应回归 ，表 4呈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治理效率的估计结果 。混合回归效应的结果表明 ，数字经 济(dige)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均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 ，每上升 1%的数字经济水平 ，政府治理效率 将提高 28% 。在混合 OLS 回归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并对其进行了回归 估计 。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dige)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政府能够通过数字经济 赋能实现市场 、政府与社会治理高效化 ，推动政府 、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与正向循环 ，更好地构建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假设 1得到验证 。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大致相符 。其中 ，城市化水平( UR )的系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这 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政府治理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为城市人口过多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 的 问 题 ，同 时 人 口 规 模 对 社 会 治 理 和 公 共 服 务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其 他 变 量 中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 lnGDP )、开放程度(lnOpen)、金融发展( FD )、政府干预水平( GI )的增加都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 ， 主要是因为以上变量与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和管理活动息息相关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 ，发现数字经 济(dige)的系数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基准回归中的遗漏偏误相对较小 。
1. 实体经济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模型( 1 )的基准回归结果已在上文中得到验证 ，模 型( 2 )检验数 字经济对于中介变量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否显著 ，结果如表 5 列( 1 )所 示 ，数字经济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模 型( 3 )将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实体 经 济 一并 加入回 归模型 中 ，结果如表 5 列( 2 )所 示 ，数字经济 、政府治理效 率 的 系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进而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之下 ，实体经济已逐渐从传统型 、 劳动密集型转 向数字型 、技术主导 型为主 。 同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催生了数字化驱动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协调充分的局面，从而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 。
2. 技术创新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选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与 GDP 之 比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标准 ，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进行 回 归分析 ，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对技术 创新 的 回 归 系数在 1%水平 下 呈显 著正相关 ，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此外 ，模型( 2 )中 ，数字经济的系数 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趋势 ，而技术创新的系数则在 5%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趋势 ，这进一步验 证了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需要得到技术创新的强有力 支持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等为政府 、市场和社会治理体制优化提供了新范式 、新视角和新方法 ，因此需要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 ，从而促进政府治 理效率改善 。据此，假设 2得到验证 。
(二)影响机制分析
1. 实体经济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模型( 1 )的基准回归结果已在上文 中 得 到 验 证 ，模 型( 2 )检 验 数 字 经 济对 于 中介 变 量 实体 经 济 的影响是否显著 ，结果如表 5 列( 1 )所 示 ，数 字 经 济 的 系数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 为 正 。模 型( 3 )将数 字 经 济 与 中介变 量 实体 经济 一并 加入 回 归模 型 中 ，结果如表 5 列( 2 )所 示 ，数 字 经 济 、政府治理效 率 的 系数 都显著 为 正 ，表 明数 字 经 济促 进实体经济发展 ，进而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之下 ，实体经济已逐渐从传统型 、 劳 动 密集 型转 向数 字 型 、技术 主导 型 为 主 。 同 时 ，数 字 经 济 与 实体 经 济 的 深 度 融合 ，催 生 了数 字化 驱动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协调充分的局面，从而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 。
2. 技术创新中介作用机制检 验 。选 用 技术 市 场 成 交 额 与 GDP 之 比 作 为 技术 创新 的衡 量标 准 ， 并将 其作 为 中介变 量进行 回 归分析 ，结果表明 ，数 字 经 济对技术 创新 的 回 归 系数在 1%水平 下 呈显 著正相关 ，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此外 ，模型( 2 )中 ，数字经济的系数 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趋势 ，而技术创新的系数则在 5%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趋势 ，这进一步验 证了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需要得到技术创新的强有力 支持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等为政府 、市场和社会治理体制优化提供了新 范式 、新视角和新方法 ，因此需要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 ，从而促进政府治 理效率改善 。据此，假设 2得到验证 。
(三)异质性检验
国内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确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在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实体经济赋能 、技术升级以及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等方面 ，同样可能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样本的异 质性 ，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检验 ，具体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 。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 ，东 部地 区 的数 字 经 济 回 归 系数在 1%水平 上 呈现 出显著 为 正 的趋 势 ，而 中 西 部地 区 的 系数并不显著 。这是因为率先开放的东部地区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能为数字基础设施 、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 化等提供较好的运行环境 ，进而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基础 相对薄弱 ，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相对落后 ，在数字经济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因此数字经济 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作用不明显 。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障结果的可靠性 ，采取 Tobit 检验 、滞后效应和分位数回归三种方法对实证检验结果进 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
1.Tobit 检验 。选用 Tobit模型估计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 。 除了关注的各省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开放程度(lnOpen)、金融发展( FD )、政府干预水平( GI )、城市化 水平( UR )等因素都会影响政府治理效率 。 因此 ，直接用最小二乘法( OLS )对总体样本进行线性回 归 ，得到的估计值偏大 。这是由于解释变量大致呈正值连续分布 ，但是由于截断或截堵仅能选择一 定范围内的数值 ，造成某些观测值压缩到一个点 ，解释变量概率分布变为离散点与连续分布组成的 联合分 布 ，其最 终 结果不 能 获得 一 致估 计 ，所 以 利 用 Tobit模 型对 回 归分析进行 了检验 ，结果表 明 ，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为正，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
2. 内生性检 验 。上 述 的研 究 结 论 可 能会 面 临 内 生 性 问题 的挑 战 ，数 字 经 济 和 政 府 治 理效 率 可 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推动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 ，而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也可 能会有更高的需求去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以更好地参与市场 、政府和社会治理 。为了尽可能缓解 双 向 因果关 系对研 究 结 论 的 内 生性 影 响 ，采 用数 字 经 济滞 后 一期和滞 后二期作 为工 具变 量进行检 验 。 回 归 结果如表 7 列( 2 )、列( 3 )所 示 ，滞 后 一期和滞 后 两期 的 回 归 结果基本保持 一 致 ，并且得 到 了和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的结论 ，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即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 升政府治理效率 。此外 ，Kleibergen-Paaprk 统计量的结果显著为正 ，即满足工具变量排他性 ，拒绝工 具变量识别的原假设 ;Cragg-Donald 的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拒绝存在 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
3.分位数回归检验 。为 深入研 究数 字 经 济在政府治理效 率 的不 同发展 阶段 中提升作 用 的 演变 特 征 ，运 用 分 位 数 回 归检 验对模 型( 1 )进 行 分 析 ，以 最 小 残 差 绝对值 的 加权 平 均值 作 为 目标 函 数 ， 反 映 出不 同分位数 上数 字 经 济对政府治理效 率 的 影 响 。相 比 于最 小二乘 法 回 归估 计 ，分位数 回 归 受极 端值 的 影 响较 小 。采 用分位数 回 归 法 计算在 25% 、50%和 75%分位 点处 的 回 归 结果 ，其 结果如 表 7第( 5 )~( 7 )列所示 ，无论在哪个分位数上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均显著 ，但随着 分 位 点 的 上 升 ，这 种效 应 逐 渐 增 加 再 下 降 ，提 升 作 用 呈 现倒 U 型 增 长 ，这 说 明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数 字 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在经过拐点后逐步减弱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们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产生影响的直接影响和中介路径 ，从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 个维度构建政府治理效率体系 ，从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基础设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 指标体系 ，并运用熵值法进行计算 ，基于 2011 — 2020 年全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构建个体时间双 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
首先 ，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而且该结论在 Tobit 检验 、内生性检验 和分位数回归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 。其次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实体经济和技 术创新的发展水平两个传导机制来促进政府治理效率提升 ，实体经济为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经济 保障和市场基础 ，技术创新在提升政府对市场 、社会和内部治理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水平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最后 ，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东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大于中 西部地区 。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效率提升，提出以下建议 。
第一 ，发展数字经济 ，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一方面 ，完善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入 规则 ，提升政府在市场层面的治理效率 ，创新协同监管体制机制 ，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为数字 经 济发展 创造 良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实现 生产要 素在全社会 的充分合理 流 动 ;另 一方 面 ，建立数 字化决 策和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健全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提高 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公众政务监管水平 ，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现政府治理高效 化 、精准化和智能化 。此外 ，完善跨层次 、跨部门 、跨组织的政府内部管理服务 ，推动政府组织结构 改革与部门职能优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运转高效的治理体系 。
第二 ，发展实体经济 ，重塑政府高效治理模式 。一方面 ，加快布局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应用 数字化技术打通生产 、流通和销售流程中的痛点 ，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赋能经济高 质量发展 。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消除发展壁垒 ，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与新模式 、新业态相 对应的制度规则 。另一方面 ，政府引导个人和企业树立协同治理的绿色发展理念 ，鼓励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 ，不断改进流程设计 ，实现绿色生产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以此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此 外 ，政府应畅通线上线下信息监督平台 ，建立全过程 、全领域 、全方位的监管体系 ，确保绿色治理信 息的透明化和公开化 。
第三 ，加强技术创新 ，打造开放式服务型政府 。一方面 ，重点培育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 ，牢牢 掌握数字经济技术自主权 ，加强高端芯片 、5G 通信技术 、智能传感器 、终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基 础研发能力 ，建立健全数字政府平台和数字治理体制 ，打通信息壁垒 ，实现政府内部跨部门 、跨地 区和跨业务的管理和服务 。另一方面 ，鼓励发展数字中国核心企业 ，打造与国际化水平相适应的数 字产业集群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政府治理应促进数字要素在整个产业链的互联互通 ，重塑市 场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 。此外 ，政府应用新兴数字技术重塑内部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 ，打破政府不 同部门的信息壁垒，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
第四 ，协调区域发展 ，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差距 。一方面 ，结合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条件的基础 上 ，因地制宜地利用资源优势和成本禀赋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把数字经济作为基础设施和产业建 设的重要抓手 ，比如建设中西部地区大数据处理中心 。 同时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倡议红利 ，借鉴 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经验 ，推动实体经济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 ，实现东中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联合发展 ，结合东部地区的市场 、技术和产业优势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成本 优势 ，形成数字经济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由此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未来的数字 经济发展中 ，应当充分发挥政府治理的积极作用 ，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机遇 ，加速红 利在民生领域的充分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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