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报道中如何避免高校形象的“被歪曲”论文

　　摘要：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各大高校积极应对，认真做好校园战“疫”工作，在确保正常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的同时，还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选派、防疫物资筹措、疫苗与药物研发、爱心捐赠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却充斥着弱化高校抗疫成果、炒作高校抗疫中的矛盾以及娱乐化高校抗疫事件等过度“歪曲”的新闻信息，有的甚至引发了舆情，严重损毁了高校的形象，既不利于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对高校的招生、毕业生就业等造成了负面影响，还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减弱。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战“疫”报道,高校形象,媒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各大高校也积极投入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广大师生踊跃参与和支援抗疫工作，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一些媒体有关抗疫的新闻报道中，高校的形象却呈现出“被歪曲”或“被偏见”的局面，既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高校抗疫成果，也有损高校的良好社会声誉，更不利于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大局稳定。所以，战“疫”工作，对高校不仅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场应对舆论的大考。[1]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疫战斗中，高校因为人员众多、密集且流动性大而成为重要的战场这一。但是，在见诸一些媒体的战“疫”报道中，对高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以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等报道较少，相反抗疫中各类非主流信息却成为部分媒体大肆传播的重点，此举严重破坏了高校的美好形象。

 

 

　　(一)高校疫情防控的努力与贡献被弱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医学类院校的广大教师白衣为甲、逆行出征，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挽救生命。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在值守执勤、秩序维护、信息统计、防疫物资配送等方面任劳任怨，彰显青春担当。各大高校师生纷纷奉献爱心，力所能及捐款捐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各大高校的科研团队争分夺秒研究新冠病毒，掌握疫情扩散传播规律，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为科学防控提供强有力支撑。总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中，广大高校默默付出，无私奉献，为遏制疫情蔓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在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对高校在疫情防控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鲜有呈现，涉及高校更多的是一些消极负面、娱乐炒作类的信息，大大弱化了高校抗疫的付出与贡献，破坏了高校师生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美好形象。

 

　　(二)高校疫情防控中的矛盾被放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举世罕见，各高校在疫情防控中难免存在考虑问题不周全、处理问题不成熟、方法轻率简单等欠妥当的地方。例如，武汉一高校学生宿舍被征用后物品遭乱丢引发舆情，西安一高校强制同学返校引发争议，吉林一高校爆发聚集性疫情，学生发微博求助，校党委书记被免以及郑州某大学教师酒后扰乱核酸检测现场秩序被处分等等，这些在高校抗疫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工作失误和矛盾冲突，被一些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抓住之后加以过分解读，无限夸大，在推波助澜中不断挑拨学校和师生之间的矛盾，刺激广大受众视听，最终酿成重大舆情事件。一些媒体的这一举动，既占用了疫情防控期间宝贵的传媒资源，也不利于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还损害了高校的形象，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高校疫情防控的客观需求被忽视

 

　　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各方均准备不足，防疫物资匮乏、医护人员不够、医院床位紧张、生活保障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想办法尽快克服和解决，高校亦面临同样的防疫困局。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部分媒体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用在传播高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工作失误、师生矛盾中，把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抛之脑后，一度出现了该报道的不报道，不该报道的却大肆炒作的不良舆论情况。2020年初，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之时，作为重灾区的武汉共有80多所普通高校，许多学校都存在防疫物资短缺，缺医少药等困难和客观需求。受疫情影响，当地的某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先后有4位教授不幸离世，令人悲痛不已。作为社会“瞭望塔”和信息“传输线”的媒体应该及时把高校疫情防控中的需求和困难传递出去，为政府部门统一协调解决问题和社会捐赠提供参考与帮助，但一些媒体却逆向而为，我行我素，漠然视之，令人心寒。

 

　　(四)高校疫情防控的相关新闻被娱乐化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在高校的战“疫”工作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奇闻轶事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部分媒体却犹如捕捉到了重大新闻线索，不断添油加醋地渲染，想方设法“博眼球”，俨然成了一场炒作八卦消息、娱乐大众的狂欢。例如：“四个多月后再返校，大学生宿舍阳台筑起了鸟窝”“大学生时隔7个月返校，被宿管阿姨问懵”“宿舍里都开始长草了，返校学生纷纷晒出奇珍异宝！”……报道此类新闻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和娱乐的心态，更多的是成为喜欢猎奇或关注八卦消息的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此举，既浪费了宝贵的新闻资源，也占用了人们获知重要新闻和疫情防控消息的通道，不利于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顺利开展。

 

 

　　在铺天盖地的战“疫”报道中，部分媒体置自己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于不顾，更倾向于挖掘和报道高校里的负面新闻和小道消息，歪曲高校形象，忽视高校抗疫的付出与贡献。既有媒体及其新闻采编人员的原因，高校和广大受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为追逐流量，媒体过度炒作高校负面新闻

 

　　在当下这个新媒体如火如荼的时代，受流量变现的驱使，以浏览量、点赞数、粉丝数等为代表的“流量至上”和“粉丝经济”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受限于发展的压力，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一些媒体更热衷于挖掘、报道和炒作负面新闻、八卦消息等，以达到满足受众猎奇心理进而赚取流量的目的。在举国抗击疫情的紧张形势下，人们的神经紧绷、内心敏感而又焦虑，急需获得社会各界的有关信息，部分媒体为博眼球、赚流量而发布的高校战“疫”过程中的负面新闻、矛盾冲突以及各类奇特怪异、匪夷所思的事件正好迎合了部分受众的心理，甚至会激起受众的情绪化表达，引发舆情事件[2]。最终受众只是收获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资讯，对于高校疫情防控乃至全社会的战“疫”工作毫无帮助，媒体却收割了流量、赢得了利润。

 

 

　　(二)抗疫过程中，高校与媒体缺乏有效沟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一方面因疫情防控需要，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坚持非必要不出校，对进入校园的人员也要严格管控，增加了记者入校采访的困难，极易造成信息传输滞后或不准确，对于一些新闻事件也增加了求证与核实的难度，存在误读或断章取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校园里发生的事件，师生很快就会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出去，但往往掺杂着主观情绪，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这也给高校与媒体沟通增加了难度。学校宣传部门应急处置能力欠缺[3]，介入具有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捕风捉影传播不实信息，歪曲和抹黑高校形象提供了可乘之机，极易导致师生和公众对疫情的认识扭曲和负面情绪放大[4]。

 

　　(三)面对疫情，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应急处置举措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辐射面广，世界各国都没有成熟的抗疫经验可以借鉴，需要在战“疫”过程中边摸索边总结边完善。对于国内各大高校来说亦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在战“疫”的工作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应急预案不充分、工作考虑不周、方案落实不细、措施不够得力、服务保障跟不上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师生面对疫情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往往表现出不够冷静，甚至是不符合常理的行为举止。高校在抗疫工作中出现的瑕疵和失误就极易成为矛盾发生的导火索，甚至会把小问题酿成大事件，为媒体提供了炒作的题材。例如：2022年3月中旬，吉林某高校因为防疫措施不当而暴发了聚集性疫情，导致多名学生被感染。此种情势下，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忽视高校抗疫的困难处境，过分解读和宣扬学校的工作失误，加以炒作并煽动舆论，带节奏，采用诸如“被转运前同学、家长都急哭了”“‘谁来救救我们’，一帮大学生上网求助，她们该多绝望？”等刺激性标题，推波助澜，起到了激化矛盾、歪曲高校形象的作用。

 

　　(四)疫情之下，受众识别信息价值的能力减弱

 

　　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之下，特别是在封闭管理的时间和空间里，人们极易产生恐慌心理，不安全感加剧，而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主要依靠手机、网络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判断力会下降，感性认识超越理性认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弱化，更容易相信那些以讹传讹的信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就乘机迎合受众的易感心理，想尽一切办法搜集整理一些刺激眼球、唤起焦虑的信息。一向被视为“象牙塔”的高校里的风吹草动便成为他们炒作的焦点，看似寻常的小事，经媒体耸人听闻的渲染之后便成了重磅新闻。不明事理的受众便信以为真，并利用微信、微博等纷纷转发，此类不良不实信息的过度传播成为了歪曲高校形象的“次生疫情”病毒。

 

 

　　面对战“疫”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歪曲”或“抹黑”高校形象的新闻报道，媒体、高校和新闻监管部门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履职尽责，强化正面宣传，凝聚抗疫力量，对于恶意炒作和歪曲事实的媒体敢于“亮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

 

　　(一)新闻媒体：讲好高校抗疫故事，凝聚抗疫力量

 

　　在两年多的战“疫”工作中，国内各大高校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战场”，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新闻媒体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报道抗疫过程中的重要进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涌现出的感人事迹，当然也包括与高校有关的人和事。例如：2021年1月，大连海洋大学志愿者顶风冒雪、前仆后继运送物资的照片令全社会动容；2022年初，在西安抗疫中，陕西咸阳师范学院的140余位老师开私家车，把返乡学生安全送达火车站；2022年1月，在天津抗疫时，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积极报名担任志愿者，为疫情防控贡献青春力量等高校战“疫”动人故事和暖心瞬间。新闻媒体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战“疫”报道的关键所在[5]，积极宣传报道，讲好抗疫故事，做好防疫知识科学普及，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为早日战胜疫情做出应有贡献。

 

　　(二)各大高校：做好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高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关系到广大师生的安危，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必须科学有效地做好，不允许出差错，更不应该引发师生的恐慌乃至引发舆情事件。国内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到大灾大疫面前，谣言等虚假信息的危害，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原则及时发布学校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充分发挥“把关人”的角色定位[6]，及时通过校内和校外媒体回应师生、社会的关切，减少谣言、小道消息等不实言论的传播，妥善化解有关矛盾。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中的思政教育，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打好“精神疫苗”。[7]此外，高校管理者要创新方式方法，运用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加强网络谣言管控和舆论引导，提升疫情防控危机处置和治理能力，防止舆情不断发酵甚至形成“衍生”舆情[8]。同时，对于恶意炒作、抹黑学校形象，干扰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不良媒体也要勇于发声、敢于亮剑，依法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从而扎实有序地推进学校战“疫”工作，确保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秩序，维护学校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三)监管部门：营造良好新闻环境，严打舆论炒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场总体战。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全国上下、社会各界要“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各大高校和新闻媒体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国家和地方的新闻宣传监管部门一方面要指导广大媒体勇于担当，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有关信息，传播国家有关政策，报道社会各界的战“疫”故事，传递抗疫正能量，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能，对于那些恶意传播涉疫谣言和虚假信息，打疫情防控“擦边球”，炒作各类庸俗新闻，以及任意歪曲和抹黑高校形象，干扰疫情防控大局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要坚决制止和惩处，为助力国家疫情防控大局和高校战“疫”工作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为师生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四)社会公众：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支持高校抗疫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人人都是防线，个个都是主角，社会公众既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也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为战“疫”胜利做贡献。面对不良媒体对高校战“疫”的频繁炒作，社会公众要擦亮眼睛，提升信息甄别能力，不听信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八卦新闻，不规范，完善企业管理机制，教育和监督企业内部从业人员遵守规范，自觉维护网络空间环境，为网络生态治理提供软硬件技术支持。行业组织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重要监督力量，负有对行业内各企业的监督职责。民众即网民则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网民应该明确网络行为规范，网络冲浪时自觉地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到网络生态治理之中。其次，多元主体需要形成合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构建立体联动机制。横向是从广度上实现协同治理要求，强调全主体、全平台、全过程的治理要求；纵向是从深度上挖掘各主体参与治理的潜力和能力，构建横纵联合立体结构以保障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成效。

 

　　(三)完善配套政策，提升软硬件技术水平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需要完善的齐全的配套治理政策，构建政策工具体系，针对各类网络生态问题都有据可依，以保障网络生态治理的执行和效果。政策工具建设应注重全面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性是指政策工具能涵盖网络生态系统全部要素，无论是行动层面还是问题层面。适应性是指政策工具既有具体指向又能够根据变化动态调整以适应复杂网络生态环境。可操作性是指政策工具需立足于执行层面的具体问题并有效地指导治理活动。除此之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需要互联网相关的软硬件技术支撑，例如大数据监控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内容监督。因此要不断地完善硬件设备，提升网络空间技术水平，适应不断发展的网络生态环境的要求，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保驾护航。

 

 

　　为应对因互联网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变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网络生态治理应摒弃传统管理模式，尊重网络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价值和权利，发挥多元主体功能，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发挥网络为人民造福的正向功能；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完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配套政策，引导网络生态系统的各行为主体树立参与意识和深化参与程度。当然，当前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上还存在着治理目标需要细化、治理对象缺乏深入研究、协同治理机制有待加强、治理手段和工具应进一步完善等问题[8]，这些方面需要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探索和改进。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

 

　　[2][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OL].北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

 

　　[3][5]何明升.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浙江社会科学[J].2020(9):65.68

 

　　[6]罗坤瑾,许嘉馨.网络内容生态的治理起源、逻辑与路径选择.中国编辑,2022(4):42.

 

　　[7]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8]白文琳,周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安全风险治理行动及其转型[J/OL].图书情报工作.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22.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