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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乡村治理法治化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建设能够 有效维持乡村良好社会秩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法治现代化。本文研究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 治化发展现状， 梳理面临的问题： 村委会自治功能发挥不充分、乡村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农民法律 意识淡薄、乡村基层治理过程存在不规范现象。提出通过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和自身建设、以 村民自治为基础推动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健全乡村治理法律规范体系、提升乡民法治意识、规范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等逻辑路径， 优化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治理效能， 助推乡村发展振兴。
一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 一 ) 构建乡村良好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正处于向现代化法治 过渡的转型期。2020 年 3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 》 ( 以下简称《意见》) 对法治乡村建设作出了明确 要求 [1] 。《意见 》规划到 2035 年，乡村的社会治 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基本达到现代化，法治乡 村基本形成 [2] 。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质性目 标，就是要以维护农民权益和农村社会稳定为根 本出发点，促进乡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与社会和 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实效，实现良法善治之 效果。
( 二 ) 完善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将为全面依法治国和 法治建设提供基础性保障。国家法治建设的顶层 设计离不开基层法治实践的推进，乡村治理法治 化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其体系构建是将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落实到乡村基层社会，在乡村 基层社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手段促进乡村社会的和 谐稳定，为国家的整体安宁和良好秩序构建提供 基础保障。
( 三 ) 促进国家法治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乡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效能亟待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 代化必须以乡村现代化为前提，国家法治现代化 建设赋予乡村法治化新的内涵，优化提升乡村治 理法治化效能将成为影响国家法治现代化体系建 设的重要因素。
( 四 )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乡村具备良好法治 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也需要调动 和整合乡村社会的所有资源要素，积极平衡各方 参与主体利益。乡村的全面振兴面临新要求，乡 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面临新挑战。积极推进乡 村治理法治化，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和治理 效果，促进乡村经济快速稳健发展 [3] ，形成良 好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 路径。
( 五 ) 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力后盾
现阶段，乡村社会面临治理主体与权利诉求 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矛盾多样化、新业态 发展快速化等问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无法适应 乡村新变化，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法治保障和规则 约束 [4] 。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乡村问题解决以来，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 效，乡村法治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法治。2021 年施行的《 乡 村振兴促进法》，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高位 阶法律基础。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推进乡村振兴的 强力保障，能够有效巩固现有成果、满足农民的 理性利益诉求，维护乡村地区多领域全方位的稳 定和健康发展 [5] 。
二、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问题
( 一 ) 村委会自治功能发挥不充分
村委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纷止争，并协助参与维护乡村社区的治安 管理等工作，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村民自治过程中， 少数村民委员会没有充分领会自治要旨，村民也 没有较高的自治意识 [6] ，导致村委会没有积极主 动形成自我管理与服务的意识。同时，村委会虽 是独立的自治性组织，但在资金、人才等资源要 素上依赖于政府，村委会逐渐演化成基层政府在 乡村的“前沿治理组织”， 其治理职能趋于“行 政化 ”，致使村委会难以充分发挥其自治功能。
( 二 ) 乡村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法治，无论是依法治国还 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都需要立法先行。目前乡村 法治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乡村领域立 法部分规定较为笼统，导致操作性不强，基层执 法、农民用法出现困惑，难以收到实效;二是法律 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快 速发展变化，一些法律条文已不具备适用性 [7] ; 三是乡村法律法规在一些领域存在真空地带，法 律未能全域覆盖。综上，乡村法律法规体系仍不 太完备，农民无法真正意义上做到有法可依，因 而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法律权威。
( 三 ) 农民法治意识淡薄
中国的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 ”为本位。在 这个以“ 自己为中心 ”结成的网络社会中，农民 群体更愿意以传统治理方式解决问题，致使乡村 法治现代化转型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农民对法 律认识不够深入，发生纠纷用法律方式维权和救 济的意识与能力不足，开展有偿法律咨询与维权的 主动意愿不强。农民不积极主动学习法律、运用 法律，解决问题时不是首先依赖和信任法律 [8] 。 仅有良法是不够的，如何运用好法律这个治理工 具，让更多农民能够形成强烈的法治意识，积极 主动投身于法治建设当中，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 的重要任务。
( 四 ) 乡村基层治理过程存在不规范现象
乡村基层治理实践的规范化是我国实现乡村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然而，当前乡村社会治 理过程中不规范操作的现象较多，导致真正意义 上的民主自治诉求落到实处面临挑战。一是在村 委会选举过程中，仍有部分人员为了当选违反 法规进行贿选拉票;二是决策决议形式化现象存 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作用发挥不 充分，在“两会 ”决策决议过程中，一些群众意 见被放弃而直接遵从上级意见;三是村务公开与 村务监督不足，对于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需要公 开的村务内容，在公开环节不规范、避重就轻、形 式单一 ，并没有达到公开的实质意义和目的。
三、优化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效能的探讨
( 一 ) 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全面领导乡村社会治理的 主体核心，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带领农民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坚力量，是 优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法治化体系建 设的统率主体 [9]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要紧紧围 绕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贯彻党的主张和 决定，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热情，夯实基层执政基 础。以合法程序促进“一肩挑 ”政策落实，“ 一肩 挑 ”能够避免“两委 ”权力争夺、推诿等现象发 生，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这种创新的选人 机制，有利于建立并扎实群众基础 ，促进乡村治 理取得良好效果。
( 二 ) 坚持自治基础，强化自治实践
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是我 国宪法确定的，为村民委员会自治提供了根本法 律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村民委员会的 性质、发挥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具体的界 定，厘清了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间关系。乡村 自治有其合法正当性，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 中，需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始终以为乡村 人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积极回应农民权益诉 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夯实乡村自治基础，强化 自治实践。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法治保障，需要在自治基础上深化实践，推进自治走向法治化轨道，从而取得良好乡 村社会治理质效。
( 三 ) 加强多主体协同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社会独具特殊性，基层政府不直接参与 具体事务治理，由自治性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村委会组织法 》明确：对于依法属于村 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基层政府主要是指导、支 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的工作 ，不得干预。
乡村社会在发展变化，关系主体趋于多样化， 仅靠单一自治主体和单一治理手段不能完全满足 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深化践行乡村自治，需要多 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 [10] 。要鼓励、引导和 支持民间组织、乡村精英等各方主体参与。确保 各方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在其位，实现基层政 府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多方主体协同治 理的治理合力，推进系统化治理以达到良好治理 效能 [11] 。
( 四 ) 健全乡村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和非法律性 自治规范体系
“善治 ”需以“ 良法 ”为基础。乡村治理法 治化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针对乡村社会法律规 范体系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乡村社会问题的特 殊性，立足农民的意愿和需要，针对性地进行立 法，提高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和效力性。针对相关 法律中不适应的原则和条款进行修订，对有关乡 村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及时删修重复性条款， 以适应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对乡村社会日益凸显的新型问题、关键领域和空白地带，需 逐步开展立法建设，将乡村社会全域纳入法治轨 道 ，真正做到乡村社会全域都有法可依 [12] 。
乡村的非法律性自治规范体系可统称为村规 民约，其涉及村风民俗、邻里关系、社会治安、纠 纷解决等乡村基础性事务，与基层民众的利益和 生活息息相关。村规民约等民间规范，并不具有 法律地位，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自治性和高度 民间认同性，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举足轻重。因 此，对民间规范的制定，要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征 集意见，反映村民诉求，以使其能够得到广泛而 坚定的遵从。制定民间规范，应发挥国家法律的 导向作用，确保其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不与现行 法律相冲突。民间规范的制定要逐步程序化、规 范化，将制定与修改权力交予基层民众，确保民 间规范制定的“程序合法性”， 从而保障民间规范 的权威性、稳定性与实质性公平，最终以规范体 系化的民间规范优化乡村社会治理。
( 五 ) 加强法治宣传以提升村民法律意识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通过法治宣传，培养提 升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这对促进乡村社 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3] 。参与治理的 各主体应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采取受众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有侧重、有针对地进行渐进 式、常态化普法。以普法宣传方式提升农民的法 律思维水平和认知水平，提高农民用法积极性， 让广大农民在自身权益遭受损害时能够主动运用 法律手段寻求救济，营造乡村整体良好的法律氛 围，促进法律文化建设，加快推动乡村社会治理 法治化进程。
( 六 ) 规范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在治理过程和实践中，不断提高操作和处理 事务的规范性。一是提高多元乡村治理主体民主 协商透明度，化解群众疑虑，提升乡村治理公信 力，使乡村日常事务和矛盾能够有效解决。二是规 范乡村自治选举程序。选举、决策决议等各类关 系群众利益福祉的环节和内容，要抓住乡村全社 会意愿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反映群众的真实意 愿。三是加强监督，促进公平。公平公正处理乡村 事务和纠纷，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和乡村治 理生态，优化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效能，为乡村 发展和振兴提供和谐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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