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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枫桥经验”在某高校心理素质教育工作中实践经验的阐释和分析，提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的运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危机干预；心理；高校
本文引用格式：宋京晶等.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运用——以某高校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9，6（83）：180-181.
“枫桥经验”最初提出是在1963年，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提出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毛主席当年在了解到“枫桥经验”之后，非常重视，亲笔做出了如下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随着新时期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发展，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推动“枫桥经验”，正在使其从地方小范围内的应用上升为可以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经验，而且应用领域也从单纯的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范围。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其精髓在于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枫桥经验”发端于基层，基层基础是本源始终不能丢，要从最基层的基本单元抓起，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强调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规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1]。
在国外对高校“突发事件”“危机”等问题的研究，最初源自“公共关系学”学科。[2]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库姆斯出版了《世界教育危机》一书，从宏观角度提出了高等教育可能面临的危机[3]。我国较早正视学校危机管理的学者周是贝隆，他在1994年提出“中国教育的危机”[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高校与社区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日益紧密，高校作为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其外部环境交互作用往往是许多危机事件形成的原因。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在校生人数剧增，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征又使其很容易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我国社会正处于各方面的激烈转型阶段，社会结构不断加速分化，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被冲击甚至逐渐瓦解，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又有待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在结构分化到重新整合之间的过渡期，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这种失范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因为迷失方向而无所适从，导致危机发生的可能。[5]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双重作用下，高校所面临的危机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性危机、公共危机和个体危机，特别是个人针对自己的自杀、自毁、药物滥用以及精神疾病等[6]，它涉及高校的核心功能，更要努力防范，妥善引导和解决。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任务，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高校稳定更是其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危机事件的有效管理，一方面与管理者的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以及危机中的有效处置大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作为危机直接承受者——民众的危机应对素养密切相关。而“枫桥经验”恰恰为学校心理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思路和理论指导。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在管理和解决学生危机的过程当中，学校顶层管理思路和设计理念是根本，人民群众主体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实现人民利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导向。在危机干预过程中，保障危机主体的安全和利益是干预过程的主旨。首先就是要建立重在预防的危机管理体系。某高校在进行危机干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要重基础，加强体制机制的基础制度建设、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抓基层，真正做到三贴近，即贴近工作实际，贴近学生情况，贴近学生需求。其次要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在总结经验和吸收相关预防研究成果和依据相关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制定出应对措施和计划并使之制度化形成具体的应对预案，某高校依托“心理委员模式的朋辈互助长效工作机制”和“专业老师派驻学院指导心理工作长效机制”，摸索构建了心理危机与预防的“井字型”防护网，使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实效性有了显著提升。
路径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特质，而其实现的主要路径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全员参与危机的预防与意识教育是开展危机干预的根本路径。某高校在危机预防与干预过程中提出了“四到位、四延伸”的工作模式，即对全体学生的关注，人人到位，并延伸到学生家庭——建立需关注学生心理状态的动态台账，针对处理危机过程中“家校沟通合作”的瓶颈，提前在新生入学时就面向家长普及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在假期还对一些存在心理问题隐患的学生家庭开展深入家访，打通危机预防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朋辈互助建设，班班到位，并延伸到宿舍——借助学校、学院、班级心理委员及宿舍长为基础的四级心理委员队伍，通过“四级三阶”的心理委员专业培训体系，将危机识别与筛查延伸到每一个宿舍，保障学生心理隐患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心理危机预防环环到位，并延伸到假期——心理中心每月定期召集心理危机研判会开展月排查，同时在新生入校、重大考试前后和每年的心理危机高发时间等敏感时期增加月排查次数并开展专题讲座和针对性团体辅导。在节假日和寒暑假等薄弱环节，对照学生的动态台账，逐一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筛查，做到所有危机学生“一人一方案，人人有保护”；心理危机筛查层层到位，延伸到防护——调动多方资源实现四个全覆盖，即普识性课程全覆盖、心理测评查询全覆盖、异常情况排查全覆盖和咨询专业服务全覆盖。
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高校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危机干预工作队伍，一方面提高专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做到临危不乱并且配备必要的设施条件，另一方面要组建兼职的危机处理队伍和学生工作队伍，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在危机事件突发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做到步步到位、层层到位。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某高校每学期都针对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开展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专项培训，还创新性地为每个学院配备专业教师，指导学院开展规范化、专业化的心理危机排查，使用自编量化、可操作的评估量表，科学有效地对全体学生进行分级筛查。
危机结束后的消极结果的弥合也是学校危机干预的一项重要工作。消除危机消极后果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危机事件造成的心理后果。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围绕危机本身对广大教职员工、学生及社会公众等危机辐射人群进行正面引导和教育，通过咨询、辅导、安抚等方式努力消除危机对个体心理方面造成的不良后果，帮助其修复心理生态环境。同时还要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以危机为契机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初作为社会治安管理经验的推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升华为新时期社会基层管理理论，经历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经验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某高校通过把对学生健康防护的保护网越织越密，做到了危机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实现危机预防与干预的尽早发现、及时报告、积极应对、科学评估、主动干预、有效防护、安全转介和妥善处理，把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全面渗透和融入全员育人工作体系中，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从某高校的实践成果可以看出，在高校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的过程中实践“枫桥经验”，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对于解决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特别是危机预防和处置过程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实际问题都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7]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0-31.
[2]Lichentenstein，R.etal.，SchoolCrisisResponse:ExpectingtheU nexpected.EducationalLeadership[J].1994，52（3）：79-83.
[3]菲力蒲·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69-171.
[4]周贝隆.从“危机”禁忌谈到中国的教育危机[J].高等教育研究，1994（4）：1-8.
[5]陈丽华.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特征及防范[J].党政干部学刊，2002（7）：8-10.
[6]许中华，雷育胜.高校危机的类型、特点及管理[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4）：445-447.
[7]蒋勇,周敏.大数据在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及干预中的应用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46):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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