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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受到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水平以及教育内容、方法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就其内在的和根本性的因素而言, 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 以及教育过程中的“情”、“理”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否有效地解决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 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根本性问题。思想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载负之“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任务的途径和方式。“情”与“理”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动力之“翼”。动情、晓理的目的在于解决思想问题。“翼”应该服从并服务于“体”。紧扣“一体两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其质量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思想问题;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作者简介：王习胜,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 2018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研究” (项目批准号:18BKS183);
One Body with Two Wings: The Inner Foundation of the Quality Guarante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Xisheng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实现其目的和任务, 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的检测标准与度量标尺。近些年来, 我们为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付出了很多努力, 进行了诸多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力量因此而得到了充实, 教育方式由此而得到了改进, 管理机制随之得到了加强, 教育环境也因之而得到了较大改善, 应该说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巩固和提升是有目共睹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路并进、不断创新的情形之下, 是否还应该反思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探索有没有偏离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正确轨道?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抓住了决定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之“体”:思想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 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按道理说, 这里的“人”是有明确所指的, 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 也就是说,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做教育对象的思想工作。实际上,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思想问题却并不限于教育对象, 其中还必然地涉及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因此, 作为负载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之“体”的思想问题, 逻辑地包含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两个方面的思想问题。
1. 教育者的思想问题
虽然教育者的思想中也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否正确的问题, 有对党情、国情和世情的认识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 有待人接物是否合宜妥当的问题, 但就关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而言, 教育者的思想问题首要的还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遵循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规律, 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学、真用, 不是没有学理根据与现实所指的。师者, 之所以能够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 首先要求师者必须闻道、悟道和信道在先。得道深者是为“高”人, 因为其“高”, 所以为“师”。现实之中, 有些教育者并没有真正悟通思想政治教育之“道”, 也不见得真懂、真信、真学和真用马克思主义。在有些人看来,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 是求索真理的象牙塔, 是解决教育对象谋生技能和存在本领之“问题”的特殊场所, 大学因此而拥有不受任何“主义”浸染的“独立性”。这里所谓的独立性就是要拒斥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 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因此, 在有些人的思想深处也是要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影响的。在这些人的思想中, 至今还残留着列宁早在1920年就曾予以严肃批判的错误思想——“所谓教育‘不问政治’, 教育‘不讲政治’, 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1]
由于对客观知识独立性的偏执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误解, 导致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成人成才、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意义, 看不到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战略意义。这些人虽然身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 却把这项工作仅仅当作一份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谋生差事。以这样的思想状况去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这些人发出的是没有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功能的语音声响, 作出的是没有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肢体动作, 其教育质量是难以保障的, 更遑论工作方式的改进与质量效果的提升。
2. 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要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因此, 明确教育对象究竟存在怎样的思想问题, 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 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所在。
仅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大学生而言, 笔者认为, 他们的思想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生在成人成才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这是在每个大学生那里都会存在的人生“总开关”的问题。其中, 必然地包含了对国情、世情和党情的认识和理解的问题, 对党和国家的制度、体制乃至方针和政策的接受和认同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际交往、情感交流、知识学习、自我意识等各有其因的特殊性问题, 其情感冲突、心理矛盾、思想困惑能不能及时解决, 解决的效果如何, 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状况, 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前状况看, 在解决教育对象普遍性的思想问题方面成效是显著的。这些年来, 社会和谐稳定, 各方面的改革稳步推进,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由被动转入主动”[2]的变化。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巨大成就的取得, 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是发挥了“生命线”与“中心环节”之作用的。这也同时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是优良的。
虽然说教育对象普遍性的思想问题的解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但相对于教育对象特殊性的思想问题而言, 后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尤其是在传播手段发达、全球信息互通、文化形态多样、价值选择多元、政治环境宽松、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 教育对象特殊性的精神需要可能会更加凸显, 特殊性的思想问题也会更加突出。由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最终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之中, 所以, 协调解决教育对象普遍的和特殊的思想问题, 不仅是保障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也应该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状况的重要参量。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之“翼”:“情”与“理”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 而解决思想问题的根本路径不外乎两条, 即“动之以情”与“晓之以理”。“情”是情感、情绪, 可以延伸到认知态度和价值倾向;“理”是道理和事理, 可以延伸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真理。
人的思想并不完全是由理性所把控, 还有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参与其中。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参与思想活动, 一方面使得理性的思想因为情感而丰满起来, 另一方面也让“理”在“情”的纠缠中更难说清楚、道明白。所以, 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教育对象思想问题时, 既要“动之以情”、“以情感人”, 也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换句话说, “情”与“理”虽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对象, 动情与晓理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 但它们却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
1.“情”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 而教育者的“思想”能否为教育对象所接受和认同, 是离不开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情感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 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如何, 将决定着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目的性与倾向性的势能大小。情感体现的是人对某种精神价值追求的动机。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3]情感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中发挥着认知方向的选择作用, 表现为认知的目的性和倾向性, 这种目的性和倾向性支配着教育对象的思维选择与精力投向。“情感以它的目的性规定了认识主体对认识方向的选择。以它的倾向性规定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选择, 它从认识主体的主观态度上规定了主体认识的意向性。”[4]积极的情感能够引起认知主体兴奋、激动、愉快的情绪体验, 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5]使得认知活动具备了巨大的推进势能。反之, 消极的情感则会出现疲劳、拒斥、惰性等阻碍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究竟怀有怎样的情感也将起着先入之见的思维定式作用。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好”、“乐”都是情感上偏爱、喜好的体现。如果教育对象在主观态度上倾向于认同思想政治教育, “好之”而且“乐之”, 在这样的情感氛围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会轻松得多, 其质量也会高得多。反之, 如果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情感的倾向性, 就难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随之而来的质量问题也很难得到保障。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中, 有些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怀有“说教”、“洗脑”的反感情绪, 进而表现出拒斥和逆反的行为, 这样的情绪情感不仅不利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也不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其二, 教育对象与教育者之间的情感如何, 将影响着教育对象对教育者所阐述的思想之认同的动能大小。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面对面进行的思想交流, 因此, 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在情感上是否相融, 直接影响到双方思想交流的效果。因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情感相融而达致“共情”, 就可以避免情绪的抵触, 乃至思想的冲突。在“共情”的心理环境中, 更容易实现思想内容的认同、价值观念的“共鸣”。因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仿效的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认同是个体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6]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通情达理”, 其应当的解读是:因为“情通”, 所以“理达”。
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维度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情感, 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教育者, 毕竟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教育者主导的工作, 教育者负有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 因此, 教育者能否对教育对象付出真情, 以真诚的关爱打开教育对象的心扉, 获得教育对象的信任, 将深刻影响着教育对象能不能由“亲其师”而“信其道”, 由敬佩仰慕、心意相通而乐于接受教育者所讲的道理。
可见, 教育者能否激发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兴趣, 培养与教育对象之间的积极情感, 不仅关系到教育对象是否带有情感倾向性地接受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 更关乎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发挥应有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与质量。
2.“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理者, 事之所以然, 物之固然也。如果说培育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的情感、融洽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交往情感, 是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桥梁, 也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必要的心理基础, 那么“讲理”则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教育对象思想观念、打开教育对象思想症结的密码钥匙。毕竟, 思想政治教育终究是要做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它不能局限于教育对象情绪上的“愉快”、情感上的“认可”, 而要在思想上“通透”、价值上“认同”。教育对象的思想困惑究竟能不能被化解、症结能不能被“打通”, 关键在于“理”。这里的“理”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涵:
其一是教育者能不能始终运用正确的“理”理顺并化解教育对象的思想症结。毋庸讳言, 教育者在化解教育对象的思想困惑时是有很多可选之“理”的。在现实中, 如下现象并不少见:有的教育者自己倾向“佛系”生活, 在教育的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向教育对象灌输佛家空无之“理”;有的教育者自己不思进取、无所作为, 在化解教育对象思想困惑时道家“无为”的消极性就会被其津津乐道;有些教育者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 “疯系”的颠覆生活方式便成为其不时流露出来的教育之“理”;更有甚者, 有些人出于个人的原因, 对社会心存不满, 其所偏听误信的歪理邪说也难免影响到教育对象……这些不健康的教育之“理”是有违思想政治教育之根本要求的, 极有可能误导教育对象走上有碍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歧途, 葬送教育对象的才学天赋。所以, 在引导和疏解教育对象的思想困惑时, 绝对不允许教育者用错误的“理”去误导教育对象,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引导教育对象, 才能保证教育对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用正确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和法治观认识现实、看待历史、守德遵法, 引导教育对象用恰当的事理和合宜的情理对待生活、事业和人生。显然, 能不能坚持正确的“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根本路线问题。
其二是教育者能不能把正确的“理”精当地向教育对象阐述出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教育和引导教育对象,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根本路线和基本要求。但是, 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普遍性的真理, 教育对象及其思想问题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 况且, 时代在发展, 情况在变化, 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也不尽相同, 因此, 能否把正确的“理”结合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具体状况精当地向教育对象阐述出来, 必然深刻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在笔者看来, 能否抓住事物的根本, 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就是能否精当地将真“理”表述出来。比如, 对于共产主义理想问题, 需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 结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 吸收学界的思想成果, 再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思想状况等进行阐释。如果教育者只是照本宣科地背诵几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语句, 或者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感知经验, 而不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不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不联系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水平乃至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困惑, 不汲取学界的研究成果, 那是难以精当地说清楚这个人们并不陌生却又多有误解的科学命题的。
其三是教育者能不能具有逻辑力量地把正确的“理”表达出来, 为教育对象所信服。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8]在国际层面“有理说不出”与国家的话语权有关, 但国内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有理说不出”更主要的是“理”未能具有逻辑力量地表达出来的问题。
有“理”说不出、说不好, 首先是讲理的方式出了问题。正确的道理还需要匹配恰当的表述逻辑, 才能充分焕发“理”的魅力。如果教育者讲理的方式能够像列宁演说的逻辑那样, “好像万能的触角, 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 使你无法脱身, 你不是投降, 就是完全失败”, [9]那么, 这样讲的“理”就容易让教育对象入脑和入心了。其次是讲理的话语出了问题。如果说逻辑是讲理的语“里”, 话语便是讲理的语“表”。彻底的理论、精当的道理不可能为教育对象自发地掌握, 讲理的本身就是灌输和疏导, 需要借助语言进行交流。不同的语言会产生不同的交流效果。饱含情感、行云流水、“接地气”和“提精神”的语言能够让教育对象如沐春风、如饴在口, 在十分受用中接受教育。反之, 味如嚼蜡、令人生厌、“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的话语是不容易为教育对象所接受的。所以, 正确的道理也要有合适的语言载体才能发挥出最好的解惑“药效”。
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翼”为“体”动
善于用“情”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善于讲“理”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如果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情”与“理”是不可偏废的两翼。对于这个道理, 相信人们并没有多少分歧。现在的问题是:“翼”与“体”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正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关系?
1.“翼”与“体”的应然关系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话语虽然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性和指向性, 却并没有明确揭示其中更为深刻的层级关系, 那就是动情与晓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一, “情”与“理”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 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才是目的, 因此, “翼”应该为“体”而动, 要服从和服务于“体”。思想的交流需要有情感的温暖与融洽, 更需要有道理的昭示和启迪。但是, 动情与晓理不能局限于情感的交流或具体的道理, 其目的应该在于根本性地解决教育对象思想中的问题。因此, 我们不能将动情与晓理割裂开来, 更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目的割裂开来。从哲学的角度说, 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 手段应该为目的服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说, 动情与晓理是手段, 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才是目的。所以, “情”与“理”应该为思想问题的解决服务, 要服从于解决思想问题这个目的, 不能为了“情”而陷于“情”, 为讲“理”而困于“理”, 那样的话, 就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
其二, 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是其质量之“体”所在, 但“体”之问题的解决需要“翼”的有力支撑。思想问题不可能自发地得到解决, 否则, 思想政治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解决思想问题必须通过某些路径、借助某些动力, 这样的路径和动力可能有很多方式和形式, 但从根本上来说, 主要就是“情”与“理”。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 大凡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用强制的方法……不但没有效力, 而且是有害的”。[10]不用行政命令, 不用强制方法, 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解决就只能在动情与晓理上下功夫。不动情、不晓理, 失去了情感的力量与真理的力量, 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总之, 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维度看“体”与“翼”的关系, 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二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情”的温度、“理”的深度, 那么对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解决必然就有力度,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就肯定会有显示度。
2.“翼”与“体”的不当错位
审思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乃至开展的诸多创新活动, 不难发现, 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之“体”和“翼”的认识, 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是存在偏颇的。
其一, “情”与“理”落实不够。就“情”而言, 有些教育者传达的是虚情, 更有甚者是在煽情, 没有付出真情。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 与党做思想政治工作时付出的真情、与工作对象回应的实感是密切关联的。真情实感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拥有活力并保持亲和力的重要基础。反之, 如果我们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绝对命令”去宣传, 不顾及教育对象的认知感受, 或者是为了制造某种“热切”的气氛而虚情假意、故意煽情, 不触及教育对象心灵深处的“泪点”, 久而久之, 必将导致教育对象对教育者情感的怀疑, 对其虚情与煽情“不买账”, 那么, 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就难以产生“共情”与“共鸣”, “情”便不再感人, 也就不能动人。就讲“理”而言, 有些教育者仍然处于表演或表述的阶段, 不具备将正确的道理精到地表达出来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有自己的理论架构和价值取向, 有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 所以,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需要教育者“起早贪黑”地找材料、练功夫, 而问题恰恰在于:有些教育者或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作工作的“脚本”, 其教育过程不过是按照脚本的“表演”, 虽然不乏舞台上“作秀”的精彩, 但与教育对象思想实际的需要相隔甚远;或是复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虽然不乏教科书式的熟练, 但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了无新意, 使说服力和吸引力成为奢谈。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思想的引导, 它需要的是在吃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是教育者根据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特殊情况开展的心与心的碰撞、思想与思想的交流, 教育对象渴望的是教育者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表达。唯有发自教育者的思想深处的真实表达, 教育对象才可能与其达成思想上的“共识”。
其二, “翼”与“体”联动不强。这些年来, 我们就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效性,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等开展了诸多探索, 应该说, 取得了很多成果。仅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而言, 情境体验教学、问题链式教学等教育教学方式不断创新, 翻转课堂、慕课等教学模式不断开拓, 话语表达不断改进, 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持续提高,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就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而言, 就决定其质量的根本性指标——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而言, 这些探索还远远不够, 有的可能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例如, 过于追求形式的新颖性乃至娱乐性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与任务;过于频繁的教育方式的更迭, 留给教育对象的印象可能是“玩花架子”;过于花哨的语言表达, 留给教育对象的印象可能仅仅是“耍嘴皮子”;等等。失去了对教育对象思想问题的及时发现与深刻剖析, 丢弃了解决教育对象思想问题这个根本目的, 用情、说理乃至方法方式的创新就可能流变为博取眼球的逗乐与表演。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情”与“理”, 乃至情感表达、道理讲解的方式创新, 都必须紧紧围绕着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而开展, 离开了这个根本, 就抓不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就容易舍本逐末。偏离了动情、晓理之目的的正确轨道, 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主线和主旨, 也就谈不上保障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了。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02.
[2]毛泽东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516.
[3]列宁全集, 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117.
[4]何颖.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J].求是学刊, 1989 (3)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69.
[6]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37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346.
[9]斯大林全集, 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50.
[10]毛泽东文集, 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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