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板片管理与汇印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自同治八年动议, 至光绪三年 (1878年) 完成, 前后历时8年, 完成了全部24部正史的刊刻任务。工程竣工后, 全部书板运往湖北, 由崇文书局汇印后分销全国各地 (21) 。这就是中国出版史上有名的“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 世人亦称局本《二十四史》。
至于五局合刻之书为何会最后汇集于承担刻书任务并不算多的崇文书局, 光绪四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在其《滇省拟设局刊书疏》中称:“稔知鄂省设局最久, 刊书较多。其地水陆交冲, 四通八达, 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为浩繁。” (22) 可见崇文书局所在的武昌地处水陆交通要塞, 地理位置四通八达, 便于图书销售和流通是决定最后由其来承担板片管理与汇印任务的根本原因。
(五)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流通与营销
法国学者马尔坦说:“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与交流史的一个侧面。”从这个角度来说, 图书的书写、出版本身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图书出版后, 书籍的商业化出版也就随之诞生了。明清以降,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 图书的商业化出版也逐渐兴盛起来。
作为地方官方专门的图书出版机构, 虽然晚清官书局刻书并不以射利为首要目的, 商业色彩相对单薄。但是为了收回出版成本, 并尽量扩大所出版图书的影响力, 晚清官书局与其他出版机构一样参与激烈的书业竞争, 想尽办法不断拓展图书的销售渠道。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除了由湖北崇文书局汇印之后在本地批量发售外, 还与其他地方官书局建立图书代销业务, 以扩大局本《二十四史》的发售范围, 如直隶通志编纂局、山东皇华馆均曾代售该书。
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版本特征及其成因
(一)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版式特征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既为统一行动, 自当要求开本、版式、行款、字体等外观特征方面统一标准, 以保证风格统一。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马新贻, 《袖中书》收录了马新贻信札两通, 其一称“此间校刊具照汲古阁本, 苏、浙局中亦能仿照, 则将来全史一律, 庶成巨观” (23) , 可知在刻书倡议阶段, 马氏就已提出各局在刊刻过程中应注意保持版式划一。俞樾在复信中表示赞同:“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 请将金陵新刻前、后《汉书》样本寄一二本来, 俾各局知所守法, 幸甚。” (24)
因此, 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在版本特征上基本保持了一致, 除崇文书局承担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为四周双边外, 其余各史均为左右双边, 白口, 单鱼尾, 每半叶12行, 每行25字;全史均采用字体扁宽、横细竖粗的毛氏汲古阁体;卷端内页均有一长方形双行刻书牌记, 如《汉书》《后汉书》内页有“光绪丁亥季冬/金陵书局重刊”牌记, 《隋书》内页有“同治辛未四月/淮南书局刊成”牌记, 《旧五代史》内页有“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雕”, 《明史》内页有“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 《辽史》内页有“同治癸酉九月/江苏书局刊版”。
(二)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字体特征
第一, 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使用的是毛晋汲古阁刻书惯用的字体, 这种字体的直观特征是字体扁方, 横细竖粗, 所刻之书用墨较黑, 后人多以为并不美观。但是这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却是有意为之的。其首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次翻刻所采用的底本大多是使用的毛氏汲古阁本, 这一点从上文所列“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详表”即可看出。
第二, 当时参与其事的人认为这种字体“结体方整”, 用这种字体刻出的书版不但结实耐用, 且因循汲古阁风格, 代表着“版刻之精”。曾国藩在《致周缦云》书札中说:“前此面商前、后《汉书》每卷之末一叶刻一戳记云:‘金陵书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板尚未添刻, 请即饬令以后各卷皆需增刻, 以前各卷可补者补之, 不可补者听之。仆常论版刻之精者, 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 以结体方整言, 而好手写之, 则笔画多有棱角, 是不仅在体, 而并在画中见之;粗, 则耐于多刷, 最忌一横之中太小, 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 则此字不与彼字想混, 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 字之大小匀, 画之粗细匀, 布白之疏密匀。即系长远之局, 须请局中诸友, 常常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 殷勤训奖, 严切董戒, 甚至朴责议罚, 具不可少, 自然渐有长进。” (25)
俞樾在收到马新贻所赠前、后《汉书》样书后, 认为这种字体工整, 格式大方, 于是建议各局以后所刻诸史统一采用这一字体。
第三,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采用这种字体也是出于降低刻书成本考虑, 使普通读书人能够接受所刻图书的价格。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动荡初定后南方士子无书可读的社会现实, 因而所刻之书主要是满足社会需求, 振兴文教, 造就人才, 图书造价不宜过昂。而这种字体结构紧密, 还有利于使版式更为紧凑。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阁本刊刻, 全部仅为536册, 比武英殿版减少了将近200册, 从而大大降低了刻书与印刷成本。所以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仅售百余金, 远远比殿版的数百金便宜。
四、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价值与意义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作为晚清地方官府自觉组织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 迄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由于时间距离尚不算久远, 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尚未引起版本学界的特别重视, 但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价值却不能因此被忽略。
一方面,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为满足当时社会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大书局发起合刻《二十四史》的目的在于满足当时读书人的基本需求, 振兴文教。书成之后也确实因为校勘精审、定价合理、易于获取等因素, 在当时受到了社会上读书人的普遍欢迎。柳诒征《国学书局本末》称:“当时京朝大官索局刻书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 过殿本也。” (26) 诚如朱士嘉在《官书局书目汇编》序言中评价当时官书局刻书所言:它确是一位传布文化、普及教育的无名英雄, 少数珍藏秘笈, 经它一来, 便可人手一册, 通常“洛阳纸贵”的, 经它一来, 便“价均从廉”了。
也正因为质优价廉, 五局合刻本一经问世便迅速占有了当时的市场, 成为士子们争相购阅的基本典籍,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书荒”困境。今天的古籍收藏单位, 大都藏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古籍流通市场上也常常能够见到其身影, 足可窥见其发行量之大。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大面积的流布传播, 也为弘扬传统文化、普及正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对整理保存文献具有重要意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在刊印之前不但慎重选择底本, 参与各局还均对各自承担的部分进行了校勘工作。如金陵书局所刻《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为著名学者张文虎所校, 《史记》《晋书》《南齐书》则为唐仁寿所校, 其中《汉书》由刘毓崧亲纂凡例, 详细开列对校、本校、他校诸书, 网罗前人成果极尽所能;淮南书局虽为五局中承担任务最少, 仍不肯放松要求, 聘请薛寿、凌兆熊、唐人鉴、赵煜等分任校勘工作, 且书后附有薛寿《隋书考异》。这些参与校勘的人员均是当时硕学俊彦, 校书态度极为认真, 从而保证了这次合刻《二十四史》的质量, 无怪乎柳诒征认为它甚至超越了武英殿本。五局合刻本质优价廉, 在社会上普及程度很高, 俨然成为与武英殿本并行于世的另一大版本系统, 直至民国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之后, 五局合刻本才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但是, 当时五局合刊《二十四史》所做的校勘整理工作不但没有被学术界遗忘, 而且始终被文史工作者作为重要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标点本《二十四史》, 其中《晋书》的工作底本选用的就是五局合刻本, 其他各史的点校工作也均以五局合刻本作为重要参校本。2007年, 中华书局牵头承担的国家出版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其中《史记》《汉书》均以五局合刻本作为底本。这两项文化工程虽然仅是个例, 但是学术界对五局合刻本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注释（参考文献）：
1 张宗友:《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载《文献季刊》1999年第4期;吴瑞秀:《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 载《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 (第11册) , 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吴家驹:《局本〈二十四史〉述略》, 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江凌:《试论崇文书局的刻书事业》, 载《孝感学院学报》2009第2期。邓文峰:《晚清官书局述论稿》,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马志立:《湖北崇文书局版刻概述》, 载《图书情报论坛》2015年第1期。
2 辽宁省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 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
3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 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4 祝文白:《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 载《东方杂志》第41卷第19期, 1945年。
5 国英:《共读楼书目序》, 李希泌、张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中华书局1982年版。
6 左宗棠:《创设正宜书局告示》,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 , 第一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 按, 据李致忠考证, 所谓元九路儒学刻《十七史》, “路即无九路, 史也未刻《十七史》……总共是七路刻印了《十史》, 其余诸史均未付梓”。但这次刻史, 确属有元一代官府大规模刊刻正史之举。详见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 巴蜀书社1989年版, 第189-190页。
8 李瀚章 (1821-1899) , 字筱荃。李鸿章之兄。
9 (13) (16) (17) (19) (20) (24) 俞樾著, 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一辑) , 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9、598、55-56、151、155-156、155、214-215页。
10 即丁日昌 (1823-1882) , 字禹生, 一作雨生, 号持静, 广东丰顺人。时任江苏巡抚。
11 即马新贻 (1821-1870) , 字榖山, 号燕方、铁舫, 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年进士。时任闽浙总督。
12 即李鸿章 (1823-1901) , 字少荃, 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 授编修。时任湖广总督。
13 俞樾:《春在堂尺随笔》 (三) , 《春在堂全书》, 清同治十年刻本。
14 陈鹤, 生卒年不详, 字鹤龄, 号稽亭, 江苏元和人。
15 谢延庚修, 刘寿曾等纂:《光绪江都县续志》, 《中国方志丛书》,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第901页。
16 李鸿章:《设局合刊二十四史折》,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 , 第一卷, 第417-418页。
17 杜瑞联:《滇省拟设局刊书疏》,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 , 第一卷, 第419页。
18 俞樾:《袖中书》卷2, 《春在堂全书》, 清同治十年刻本。
19 屈万里、昌彼得撰, 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要略》,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6:15338.
20 柳诒征:《国学书局本末》,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 , 第一卷, 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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