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诸生谱》的文献价值
《诸生谱》以生员群体为载录对象, 内容包罗甚广, 是研究明代地方教育史、地方社会史的珍贵史料。其文献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助于丰富明代生员社会流动的研究
明代生员的上行流动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继而出仕任官为正途, 然顺利达成者毕竟寥若晨星。相关研究可利用科举名录、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予以阐发。但是, 游离于乡试考场之外的大部分生员, 其社会流动研究却因史料阙失而难以展开。事实上, 除了科举以外, 生员通过提学官考核 (岁、科考) 获优, 继而补廪充贡, 亦不失为一条重要的上行流动途径, 《诸生谱》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素材。
欲了解生员出贡的上行流动轨迹, 关键之一是掌握该过程所需时间。以往研究者只能从时人描述或少数明人年谱的记载予以估算, 数据获取十分有限且零散不成体系。地方志虽记载生员出贡具体年代, 但生员入学时间却成空白, 难窥全豹。《诸生谱》详载嘉靖十六年后太仓州历代生员入学和出贡的时间,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和详细的史料。兹举数例以作参考:同在嘉靖二十五年入学的王业、徐大宾, 岁贡时间分别是万历四年 (1576年) 、六年, 各历经30年、32年方得出贡;而万历九年应贡的刘大纶、顾坦, 入学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四年, 各经历了31年、27年肄业时间。其他生员应岁贡亦多在入学20年以后。可见, 生员获取岁贡出学, 经历数十年之期已然为常, 无怪乎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感叹:“ (前朝学校) 廪生非二十年之外, 无望岁贡, 甚或有三十四 (按:当为三四十) 年, 头童齿豁而始得贡者。” (5) 生员通过出贡获取上行流动之难, 于此不难想象。
生员入学时间的载录, 是《诸生谱》区别于其它文献而尤为珍稀之处。结合生员出贡的实际人数及其所耗时间, 大致可以勾勒出嘉靖中期至明末太仓州生员从入学至出贡的轨迹, 较为清晰地勾画出地方生员通过出贡获取上行流动之基本面貌。可见, 《诸生谱》为了解明后期太仓州生员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加细致的史料, 对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有助于深化岁考、科考以及拓宽乡试录取率之研究
生员肄业期间最重要的两种考试为岁考和科考, 一系黜陟赏罚, 一系功名进取。二者皆生员命运攸关所在。遗憾的是, 相较于科举考试, 明代文献甚少记载岁、科二试详情, 考试录取人员及其数量更是难以知晓。以致学者对这两种考试的研究多局限于考试内容、方式、作用等方面, 对其发案与执行情况大多含糊其辞, 或一言带过, 或避而不谈, 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概念性阐述。《诸生谱》的记载, 可使岁、科二试的研究更趋具体化和形象化。
岁考是提学官遍历各地, 考校生员学业优劣以定黜陟赏罚之试, 而科考则为提学官选送士子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两者皆发轫于正统朝。对于提学官而言, 通过岁考可以了解地方士子学业之大概, 亦可赏优罚劣以示激劝;对于生员而言, 岁考意味着一次检验学习成果, 同时也是获得奖励的重要机会。当然, 竞取优等成绩多为好学上进之士的目标, 反之亦有怠学废业之徒畏惧岁考而企图避考。这表明, 岁考的考核效果在生员群体中已然显现。如此效果的取得, 除了制度的完善外, 同样重要的还有对考过生员的措置方式及其执行情况, 也就是岁考发案机制的实际运作。《诸生谱》所记载内容, 为充分了解岁考发案提供了颇为全面、细致的史料。可对明代岁考发案情况作深入探讨。
《诸生谱》所载岁考发案情况, 太仓州额设廪膳生、增广生各30人, 其余为无定额的附学生、青衣、发社等。岁考发案六等成绩中, 通常一、二等被视为优等或高等, 皆给赏、晋级或候补, 而四等朴责、五等降级或黜革, 六等发社、充吏或黜革, 多称为劣等。综合统计, 太仓州优等生员数量在隆庆二年 (1568年) 为47人, 此后缓慢增长, 崇祯十年 (1637年) 达到最高, 为80人, 与隆庆二年相比增长了70%。而以六等数据完整的9次岁案计算, 优等生员的比例未与之并进, 甚至有所下降:万历十四年17.4%、二十一年16.6%、二十六年14.2%、三十四年15.5%、三十六年16.4%、四十四年13.3%, 天启三年14.1%, 崇祯八年15%、十年14.1%。显然, 这主要受生员总数增加所累。由此不难发现, 隆庆至崇祯朝, 太仓州优等生员的比例维持在13%至18%之间, 相对比较稳定, 并没有与生员总数的快速增长势头保持一致。不仅如此, 由于一等生员补完后方至二等递补, 而一等生员有二三十人, 占六等案人数比例维持在5%到7%之间, 廪缺有限, 致使二等生员几乎没有机会补廪, 《诸生谱》中未见二等生员补廪即为最佳证明。与此同时, 劣等成绩的比例有所下降:万历十四年37.3%、二十一年19.3%、二十六年17.4%、三十四年9.9%、三十六年15.2%、四十四年20.1%, 天启三年21.7%, 崇祯八年22.9%、十年15.4%。劣等成绩生员总数亦较为稳定, 除了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六年的4次外, 其余基本维持在百名左右。由此可见, 《诸生谱》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明中后期太仓地区岁考发案及其执行情况, 是深化岁考研究的重要档案, 史料价值颇高。
除岁考外, 科考发案在《诸生谱》中亦占据重要位置。科考目的是为乡试选拔士子, 故三年一考成为惯例。《明史·选举志》载:“ (科考) 一、二等为科举生员, 俾应乡试……三等不得应乡试。” (6) 按例, 科考成绩列入一、二等者称为科举生员, 可以参加乡试, 三等者即便第一名亦不得赴试 (7) 。事实上, 在部分年份, 三等前列者亦可赴试, 如天启四年, 三等第一至五名皆准科举;崇祯九年亦允许三等前二名的生员参加乡试。可见, 虽然多数情况下科考严格遵守一、二等生员应试之例, 但三等生员赴考并非孤例, 《明史·选举志》所言“三等者不得应乡试”并不准确。同岁考一样, 结合考试发案细则, 可以对科考的运行有更直观的认识。概而言之, 《诸生谱》为岁、科二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史料依据。
《诸生谱》除了记录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外, 乡试中式者亦备载详明。因此, 利用赴考人数与中举人数作比较, 可以得出太仓州历次乡试录取率之变化。以往明代乡试录取率多以省为单位进行计算, 难以拓展至州县一级, 原因无非是文献记载的阙失。《诸生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以嘉靖二十八年至四十三年的六科乡试为例, 太仓州准入乡闱士子数量分别为67、64、64、66、64、64, 录取人数是2、3、3、7、0、1, 录取率依次为2.99%、4.69%、4.69%、10.61%、0、1.56%。这六次考试赴考人数较为稳定, 但中举人数出现了较大波动, 录取率亦随之起伏。总之, 结合《诸生谱》对太仓州历次乡试录取率予以统计和总结, 可为拓宽乡试录取率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三余论
传世文献对明代进士、举人、贡生之记载可谓汗牛充栋。相对而言, 生员成千累万, 地位较低, 多为世人忽略。即便是地方志、儒学志等反映地方学政之史料亦极少载录生员具体信息, 致使后世学者无法窥其全豹。随着明代地方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 反映基层不同群体的档案史料愈来愈受到研究者重视。而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 明代档案文献存世较少, 关于学校生员的文献更是稀见。生员作为地方士绅之主体, 是考察明代地方社会的重要对象。清初抄本《诸生谱》作为“青衫《史记》”, 为进一步了解明代生员群体的社会流动、岁考、科考以及乡试录取率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文本, 是颇具价值的重要档案, 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然而, 《诸生谱》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嘉靖十六年以前的内容失载;岁、科考试止载一等生员名录, 其余等级生员大多只列数量而无详细名录, 甚至付诸阙如;生员因患病、丁忧、缘事等缺席考试的人员名录和人数完全没有反映出来。因此, 在利用《诸生谱》研究地方生员相关问题之时, 需要参照其它历史文献, 互相补充、考证。
注释（参考文献）：
1 检索各主要藏书机构及相关书目, 类似文献仅有常熟市图书馆所藏《常熟明代乡、会试录科目录附科举、岁考优劣等案》, 所载内容自嘉靖三十四年至弘光元年, 起始时间稍晚于《明太仓诸生谱》。《常熟明代乡、会试录科目录附科举、岁考优劣等案》与《诸生谱》均为清初抄本, 长期以来未见学者引用、研究。
2 南京图书馆藏 (明) 沈承等:《明太仓诸生谱》, 清初抄本, 原书无页码。
3 (明) 沈承撰, 毛孺初辑评:《毛孺初先生评选即山集》卷1《题诸生谱》,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 第41册, 第581页。
4 (6) 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687、1687页。
5 叶梦珠:《阅世编》卷2《学校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第29页。
6 学人多以《明史·选举志》所载为准, 如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54页) ;吴恩荣《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第102页) 。而以《诸生谱》来看, 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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