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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以前, 清朝外海水师主力战船的演变按其形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康年间为鸟船和水艍船, 康乾年间为赶缯船和双篷船, 嘉庆以后为米艇和同安船。梳理150余年中水师战船建造的来龙去脉, 可以揭示出战船演变的内在逻辑:历次建造水师战船均是以敌方战船为仿造对象, 其目的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弥补与敌人之间的武器差距, 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鸦片战争后, 这种“师敌长技”的传统理念又经道光帝的支持与地方官绅的实践, 最终被魏源表达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关键词：
清朝; 水师; 战船; 海防; 海盗;
“水战之最要者, 莫如船” (1) , 战船在海防体系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鸦片战争中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 清朝水师可谓是一败涂地。学界常从技术层面衡量中英战船的强弱, 认为清军在战船性能、火炮技术等方面远逊于英军 (2) , 但任何事物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并会随之发生变化, 不应忽略此前清军水师战船的演变历程。除对中英战船进行比较研究外, 学界还考察了近代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类型以及修造管理制度, 甚至从技术角度对战船的结构进行复原 (3) 。综上所述, 前人研究虽多, 但仍有所不足:一是对于清初水师战船的整体情况仍较为模糊, 为击败南明水师与郑军水师, 清军曾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外海战船, 这在清代水师战船的历史谱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不厘清该时期的战船情况, 就无从讨论战船的演变过程;二是以往普遍认为清代水师战船多是仿造民船, 但民船有上百种船型, 水师选择仿造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为基础, 梳理近代以前浙闽粤三省外海水师 (4) 历次战船改造的来龙去脉, 并拟藉此揭示出水师战船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清初浙闽粤水师战船的概况
清军入主北京后不久, 南明鲁王退往舟山, 郑成功于金门起兵反清, 清军与南明军、郑军在东南沿海互相攻伐。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拉锯战中, 海战成为双方的主要交战方式。然而清军以陆战见长, 海战经验不足, 为了抗衡郑军及南明军的强兵巨舰, 清军大量仿造敌方的主力战船。
(一) 清初浙江水师以水艍船为主力战船。
顺治五年 (1648年) 至七年间浙江水师共建造水艍船115艘。因连年出洋作战, 这些战船损坏率极高, 到顺治十一年就因“连年调闽, 及风涛失利, 仅存五十七只”, 浙江巡抚遂请再造150艘新船 (5) 。如此庞大的建造规模表明水艍船已经成为浙江水师的主力战船。关于水艍船的建造缘起, 户部尚书车克称该船乃“顺治六年间因舟山寇横进剿特造, 是原无前朝旧制可循” (6) 。然而, 水艍船并非如车克所言是清军的首创, 早在清军建造之前, 南明水师就已大量装备该型战船。顺治四年, 南明将领沈廷扬“统舟山水艍、沙船二百余号犯崇及吴淞” (7) , 清军从南明水师中“夺获水艍、八桨船、沙船共十二只” (8) 。次年, 清军就大规模开建水艍船。时间衔接如此紧密, 清军很可能就是在仿造敌方的水艍船。
为何会选择水艍船作为仿造对象?从南明与郑军水师的装备数量便可看出, 水艍船是两军主力战船。顺治八年, 清军攻破舟山时就烧毁南明军“新造未曾竖桅大水艍船百十余号” (9) 。顺治十一年, 南明将领张名振率“水艍、沙船八百余号”驻泊羊山 (10) 。顺治十三年初, 郑军大举进攻台州、舟山, 台州副将获悉郑军水师中“水艍有千余艘”, 遂献城投降;兵部尚书孙廷铨亦称郑军“尚有新造大型水艍六七百艘” (11) 。如此庞大的装备、建造规模凸显出水艍船在南明水师和郑军水师中的主力角色。对于几乎没有海战经验的清军而言, 建造与敌方相同的水艍船才是与之对抗的最明智做法。
(二) 清初福建水师则以鸟船为主力战船。
顺治十三年, 福建巡抚刘汉祚奏请建造大鸟船40艘 (12) 。康熙二年 (1662年) 福建水师派出百余艘鸟船护送出使琉球的船队 (13) 。康熙十八年, 福建提督统计全省水师“有原旧鸟、赶缯船二百五十只, 新造鸟船五十只, 共船三百只” (14) 。康熙二十二年, 施琅“总计带领官兵二万一千有奇, 配驾大鸟船七十只” (15) , 且水师将官均配驾鸟船负责与郑军水师正面交锋 (16) 。后人评价鸟船亦称:“康熙癸亥, 靖海将军施琅实照造此船以平澎台。” (17) 鸟船的建造规模及其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表明其无疑是福建水师的主力战船。关于鸟船的尺寸, 时人称“烽火营鸟船一只, 长一十二丈三尺, 宽二丈五尺;闽安中营鸟船一只, 长一十二丈二尺, 宽二丈六尺五寸”;甚至另有“鸟船长十五丈, 宽二丈六尺” (18) 。照此推测, 鸟船的长度应该从12丈至15丈不等, 宽度从2丈5尺至6尺不等。形制如此庞大, 堪称巨舰。
福建水师之所以会选择仿造鸟船, 亦因该船是郑军水师在福建沿海的主力战船。早在清军建造鸟船之前, 福建官兵于顺治十二年探得郑军“大鸟船百余号, 在外洋游移观望” (19) 。顺治十七年, 清军与郑军在厦门附近海域激战正酣, 郑成功之侄“郑泰自金门率鸟船五十号乘势冲入” (20) 。澎湖海战中清军击毁最多的战船也是鸟船 (21) 。既然福建海域的郑军水师是以鸟船为主力战船, 那么鸟船自然会成为清军仿造的对象。
(三) 不同于闽、浙两省, 清初的广东水师以小型战船为主。
据兵部统计, 自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三年, 广东水师共有298艘船只。康熙三年, 又有郑军将领投降所带小船116艘以及省内官员捐造船只134艘 (22) 。至康熙九年, 这500余艘战船实际可用者仅有200余艘, 且皆“为防守该省内境, 倘若赴外海斩剿, 则必用艚船、艍船, 方可迎风破浪”, 故广东省将这两百余艘战船拨配至各营, 作内洋守港之用, 另维修废旧的61艘艚船、艍船用于外海作战 (23) 。而艚船在外海的战斗力, 恐怕也不容乐观。康熙十八年清廷调发广东水师的艚船协剿郑军时, 广东提督称“艚船止堪防守海港, 难入巨洋” (24) 。由此看来, 广东水师装备最多的是只能用于内海的小型船只。
二、康熙朝平台后水师主力战船的转型
清初浙闽两省水师大量仿造南明军和郑军的主力战船, 且浙闽粤三处配备不同类型的战船, 这不失为一个短时期内克敌制胜的务实之举。康熙朝平台后, 清朝在东南海疆的威胁被清除, 海防重心由外海转向内海, 大型战船失去用武之地, 相继被裁撤, 而以赶缯船、双篷船为代表的中小船型成为水师的主力战船。
赶缯船是明清之际出现在闽浙沿海地区的一种船型, 其尺寸型号繁多, 小者在沿海捕鱼, 大者可远洋贸易 (25) 。平台以前, 清军虽也曾建造过大量的赶缯船, 但却是用于辅助作战, 不能视为主力战船。双篷船“制同赶缯”, 该船外形与赶缯船相同, 惟尺寸略小, 亦可归入赶缯船系。双篷船分为双篷艍船与双篷船两种, 俗称艍船与船, 前者主要装备闽粤, 后者主要装备浙江。
福建水师的鸟船最先被裁撤。康熙二十二年以后, “海波既恬, 当事者以各港沙浅, 鸟船急难摇动, 且修理估计不赀, 节浮费而资实用, 尽改鸟船为大赶缯” (26) 。康熙二十七年, 清廷将赶缯船、双篷艍船、花座船、八桨船、平底船列为福建水师额设战船。赶缯船一共有17种尺寸型号, “自长四丈、阔一丈二尺起, 至长八丈三尺、阔二丈一尺二寸止”。双篷艍船共有10种尺寸型号, “自长三丈四尺、阔九尺起, 至长六丈一尺六寸、阔一丈六尺六寸六分止” (27) 。经过数次增添裁撤, 至乾隆中期, 福建水师额设赶缯船151艘、艍船131艘、平底船21艘、八桨船26艘 (28) 。其中, 8丈以上的大型赶缯船仅有15艘, 大部分都是5丈至7丈的船型 (29) 。毫无疑问, 小型的赶缯、艍船已成为福建水师的主力战船。
浙江水师于雍正二年 (1724年) 额定四种战船形制, 分别为水艍船、赶缯船、双篷船和快哨船 (30) 。其中, 水艍船长8丈9尺, 阔2丈2尺5寸;赶缯船7丈9尺, 阔1丈9尺5寸;双篷船长6丈6尺, 阔1丈7尺5寸;快哨船长4丈8尺, 阔1丈4尺 (31) 。乾隆中期浙江水师额设船数为:水艍船31艘、赶缯船16艘、双篷船58艘、快哨船45艘 (32) 。在这150艘战船中, 小型的船、哨船多达103艘, 显然已成为浙江水师的主力战船。
广东水师亦着力添造赶缯船、艍船。至乾隆中期, 该省额设赶缯船84艘、艍船60艘 (33) 。从尺寸来看, 赶缯船长7丈6尺9寸1分、宽1丈8尺9寸, 艍船长5丈8尺5寸、宽1丈8尺5寸 (34) 。相对于清初, 此时广东水师的船型明显增大。清代会典中虽然将赶缯船与艍船列入“外海战船”名目, 但正如康熙朝广东南澳镇总兵陈良弼所言:“大者亦如赶缯船之式, 小者亦如艍船之式, 然终不敢深入大洋, 每见多有误事, 只宜用内海。” (35) 及至乾嘉之交, 东南海疆秩序急遽恶化, 水师不得不裁撤额设的赶缯船、艍船, 建造新型战船, 这也证明了陈良弼所说并非虚言。
三、乾嘉之际广东水师主力战船的再次转型
乾隆末年, 栖身于安南西山政权之下的华南海盗肆扰东南海域 (36) 。广东水师在剿捕海盗时, “辄以盗船狡捷, 营船追赶不前为词”, 雇募民间船只出海。两广总督福康安得知这一情况后, 认为“战船如果驾驶不灵, 则成造时何不仿照民船式样改置”, 遂于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奏请将战船照民船式样改造 (37) 。军机处则称战船虽略逊于民船, 单体积略大, 若概行改置, 则需大船时无船可用, 仅同意改造半数额设战船 (38) 。福康安接获谕旨后, 又奏请待查明海道情形后再行筹议 (39) 。经过半年的谘访勘查, 福康安决定“各项战船均仍其旧, 毋庸改造, 以免更张而存定制”。具体理由有三:其一, 外海水师各营额设战船名目均是根据海道情形配造, “何以至近年忽称不便”, 无非是因为“营员等操驾生疏, 不谙海道”;其二, 船身宽大, 正可多载兵士、火器, 海疆用船原不止于捕盗一端;其三, 水师官兵所奏请仿造米艇与齐桅船, 但米艇尺寸与艍船接近, 齐桅船则更为高大, 对加强灵活性并无助益 (40) 。第一项理由尚属合理推测, 第二项附和了军机处的意见, 第三项却明显暴露出福康安对于水师建设的认知模糊。他称米艇与艍船大小不相上下, 但实际“大号米艇身长九丈、宽二丈, 缯船则仅长七丈六尺九寸一分、宽一丈八尺九寸, 中号米艇身长七丈六尺五寸、宽一丈八尺八寸, 艍船则仅长五丈八尺五寸、宽一丈八尺五寸”。米艇不仅远大于额设的赶缯船、艍船, 如若造成, 甚至可以说是广东水师自清初以来的最大船型。此外, 福康安并不理解战船大小与海洋形势之间的关系, 他主观地认为营船既嫌笨重, 则改造之船尺寸应当收小, 方才灵便。其实, 战船的笨重与灵便是相对于内外海洋而言的。“海船、内河船只不同, 船身长宽则压浪平稳, 桅高篷大则受风行驶迅速, 不比内河船小即灵捷也。” (41) 换言之, 宽大的战船在狂风大浪的外海行驶灵便, 在风平浪静的内海则笨重迟速;窄小的战船则恰好相反。可以看出, 虽然调查半年之久, 但福康安对于水师的实际状况仍是懵然无知。
数年后粤洋形势更趋恶化, 两广总督长麟再次奏请仿照民船式样添造战船。其理由有二:一是额设战船不敷派用, 广东洋面远较他省辽阔, 而额设营船仅有130余艘, 除去在厂维修拆造之船, “实在存洋巡哨之船不过六七十只”, “已有鞭长莫及之势” (42) 。所言属实。乾隆中期广东水师额设赶缯船84艘、艍船60艘, 后因海宇承平, 多次裁撤赶缯船, 至此时仅有赶缯船18艘、艍船63艘 (43) , 外海作战能力远不及从前。二是虽雇佣民船以为官用, 但并非长远之计, “不惟民船之舵工水手各顾身命, 不敢与盗船迎敌, 则驾驶必多趋邂;即或民船均能认真出力, 而营员报盗后, 各州县始转辗转雇觅, 比至船甫雇得而盗已遁去, 亦属缓不济急, 办理尤为掣肘” (44) 。广东布政使吴俊对此亦称“一闻盗警, 即需地方雇备民船, 而民船视捕盗为畏途, 遂辄纷纷躲匿, 是以雇觅甚难。比至雇有船只, 盗已遁去” (45) 。长麟与吴俊等人共同筹议后, 认为“与其常年雇觅, 旷日靡费, 苦累船户, 不如一鼓作气, 筹款打造, 则一劳可冀永逸”, 遂奏请添造大米艇47艘、中米艇26艘、小米艇20艘 (46) 。长麟的奏议很快得到批准, 93艘米艇在三年内次第造竣。由是, 米艇取代缯、艍船成为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长麟未对额设战船有任何批评, 并非奏请“改造”战船, 而是“添造”战船, 绕过了所谓的“国家定制”, 清廷才会迅速批准长麟的造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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