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评估 及时空特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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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提升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对于我国“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运用熵 权法构建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香港和澳门除外)2010—2021 年间数据为样本，测算并分析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及其变化趋势，然后通过计算全局和局部莫兰 指数分析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和聚集效应 。结果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 能力差异较大但总体呈现出逐年递升的趋势，深圳和广州的绿色创新能力较强而江门和肇庆较 弱 。 同时，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和聚集效应，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 与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相邻，且深圳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绿色创新能 力的提高，而广州的辐射能力则较弱，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有限 。最后，从发挥 协同效应 、聚集创新资源和搭建发展平台等角度提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的 对策和建议 。

　　一、引言

　　提升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对于我国“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 我国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 发展动力问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提供了战略指引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迈进 ，绿色创新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不仅能够助力各行各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而 且能顺应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要求 。 同时 ，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科学评估有利于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竞争力提升及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自成立以来便被赋予引领科技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 ，并发挥示范作用。《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大湾区 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评价 ，力争碳排放早日达峰 ，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 活圈。”近年来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来推动绿色创新 。 早在 2018 年 10 月 ，全国首份聚焦分析粤港澳生态环境状况 、全面深度剖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资 源环境压力，提出绿色生态湾区建设策略的研究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环境策略研究报 告》发布 ，该《报告》从空气质量变化及控制 、饮用水安全 、陆地生态 、海岸带生态 、生态环境保护等 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策略等 。2020 年 3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报告( 2020 )》对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创新发展模式及经验进行总结 ，并 结合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 、能源供给体系及绿色生态发展方面，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 展方向 。绿色创新作为新发展阶段的主旋律 ，粤港澳大湾区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先行先试 的积极作用 ，但目前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有待优化 、要素流动不顺畅等突出问题 。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期间 ，再一次对粤港澳大湾区寄予殷切厚望 ，强调要“举全省 之力办好这件大事 ，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式现 代化的引领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 ，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区域绿色创新 ，而通过绿 色创新 ，不断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有助于大湾区在实现我国“双碳 ” 目标中更好地起到先行示范作用 。 因此，为确保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以广东 省九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对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科学评估 ，并通过计算全局 、局部莫兰指数 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与聚集特征 。这对于各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 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和示范效应的发挥，乃至我国“双碳 ”目标愿景的顺利实现都具有重大意义 。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绿色创新能力评估方面的研究

　　在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估方面 ，已有文献主要通过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来进行研究 。 陈松奕 ( 2023 )[1] 运用 R聚类和变异系数方法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奥斯曼 ·玉散 等( 2022 )[2] 利用熵值法测算新疆 2009 — 2018 年的绿色创新能力及环境得分来评价新疆的绿色创新 能力及环境状况 。马卫等( 2022 )[3] 从企业 、学研机构 、政府 、其他市场主体多方位角度出发 ，构建区 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评价体系指标 。柏明国等( 2021 )[4] 以 2011 — 2017 年安徽省 16 个地级城市的面 板数据为样本 ，运用全局熵值法计算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并进行排名 。周风等( 2021 )[5] 利用灰 色关联模型对皖北地区区域内的市级单位地区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价 。徐建中等( 2020 )[6] 运用 熵权 TOPSIS-PSO-ELM模型对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程鹤( 2019 )[7] 通过将灰色关联 分析与 Spearman 相关分析相结合的双重关联分析方法 ，构建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 。刘慧( 2019 )[8]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并对河南省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分析 。曹慧等( 2016 )[9] 以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运 用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

　　(二)有关绿色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通过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绿色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王保林 等( 2023 )[10] 以 随 机 前 沿 生 产 函 数 对 京 津 冀 城 市 群 的 绿 色 创 新 效 率 进 行 测 度 ，并 计 算 其 空 间 相 关 性 。郭莉等( 2022 )[11] 从空间溢出的视角研究山西 、吉林等 12个省份能源企业异质性对绿色创新能 力的影响 ，结果发现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山东 、河南等高绿色创新能力省份 相邻，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等低绿色创新能力省份相邻 。孙振清等( 2021 )[12] 引用财政透明度，从空 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双重视角分析其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 。葛世帅等( 2021 )[13] 以长三角 城市群 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并构建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 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及空间相关特征进行分析 。孙振清等( 2019 )[14] 以我国 30个省份 为研究对象，从绿色创新产出与绿色创新要素关系的角度分析各省份创新效率的空间集聚特征 、空 间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 。王彩明等( 2019 )[15] 以 2005 — 2015 年的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 ， 运 用 DEA-SBM 模 型 与 熵 权 法 对 中 国 区 域 绿 色 创 新 绩 效 进 行 评 价 并 分 析 其 时 空 差 异 。 陈 炳 等 ( 2019 )[16] 运用熵权 TOPSIS法与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 2008 — 2015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 。孙振清等( 2019 )[17] 从绿色创新产出与绿色创新 要素关系的角度出发 ，运用 Moran's I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 30 个省份创新效率的空间集聚特 征 、空间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刘章生等( 2017 )[18] 对 2003 — 2013 年间我国省际绿 色创新能力进行测算 ，并对其时空演变规律和收敛性进行研究 。付雅慧( 2021 )[19] 运用面板因子分 析方法从支撑力度能力 、环境支持能力和生态破坏能力三个维度对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2011— 2017 年间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评，并发现其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已有文献主要运用熵权 TOPSIS评价方法 、Super-SBM 模型 、层次分析法等对绿色创新能力进 行综合评价 ，并采用莫兰指数 、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但以粤港澳大湾 区为研究对象 ，分析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及其时空特征方面的文献较少 。我们的研究可能的创新 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特征 ，有针对性地构建涵盖创新投入 、创新 产出 、创新环境和绿色发展 4 个一级指标 、专利申请总量等 20 个二级指标的绿色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二是通过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各城市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以便为 实现大湾区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

　　三、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构建

　　(一)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选取

　　随着我国新发展理念和“双碳 ”目标的提出与实践 ，有关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研究受到越来越 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有关区域绿色创新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方面也形成了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 。马卫等( 2022 )[3] 从企业 、学研机构 、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出发选取一级指标 ，构建包括 11 个 二级指标和 25 个三级指标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刘慧( 2019 )[8] 从投入能力 、创新环 境 、管 理 能 力 、创 新 产 出 能 力 四 个 方 面 选 取 了 24 项 指 标 构 建 区 域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模 型 。 葛 世 帅 等 ( 2021 )[13] 通过绿色创新投入 、绿色创新产出及绿色创新基础三方面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 力评价体系 。孙振清等( 2019 )[14] 运用熵权 TOPSIS 法从绿色创新投入能力 、绿色创新产出能力 、绿 色创新环境能力以及绿色扩散投入能力 4 个维度测算区域绿色创新能力 。孙群英等( 2019 )[20] 从绿 色创新投入能力 、绿色资源与环境友好能力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绿色创新产出能力四个方面构建 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不同省份地区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和评估 。王彩明等 [15] ( 2019 )从绿色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进行研究 。曹慧( 2016 )[9] 则 从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绿色发展 3 个方面构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并在借鉴葛世帅 [13] 、孙振清 [12][14][17] 等学者做法的基础上 ，从绿色创新投 入 、绿色创新产出 、绿色创新环境与绿色创新发展 4 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 进行评估 。 同时，各个维度又包括若干相应的评估指标 。最终，构建的绿色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共包括 4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 。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如表 1 所示 。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较多 ，各个指标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和重要性不尽相同 ，因此 ，首 先要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然后根据权重将各指标进行综合得到各城市的绿色创新 能力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基于各指标提供的信 息量的大小来确定其权重 ，具体而言 ，熵值越小 ，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其权重也越高 ;反 之，其权重越低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 由于各项指标的单位及其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为了 消除这些差异对评估结果带来的影响 ，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 化公式分别为：

　

　　四、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时空差异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香港 、澳门地区与内地在统计方法和制度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保持数据统计口 径的一致性 ，我们选取香港 、澳门以外的粤港澳 9 个城市(包括深圳 、广州 、珠海 、中山 、佛山 、江门 、 东莞 、惠州和肇庆)2010 — 2021 年的数据为样本，测算各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历时性变化与空间聚类特征 。各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 鉴》、各城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历时性变化

　　首先根据熵权法确定各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 ，进而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 2010 — 2021 年的绿色创新能力 。绿色创新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
 

　　图 1 显示 ，样本期间内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均值为 0.339934.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绿色 创新能力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标准差为 0.181129.说明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差异较 大 ，显示出发展不均衡的特征 。其中 ，中山市 2010年的绿色创新能力处于最低水平( 0.1304 );深圳 市 2021年的绿色创新能力处于最高水平( 0.8172 )。 此外 ，样本数据的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1.314892和 3.721351.J-B 统计量为 33.46250.其所对应的 p 值为 0.000000.小于 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期 内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不服从正态分布 。

　　同时，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及其差异，结果如图 2 所示 。
 

　　图 2 显示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均呈现出随时间不断升高的趋势 。 同时，各城市之间的绿色创新能力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深圳和广州的绿色创新能力样本期间的均 值分别为 0.759257 和 0.515594.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位居第一和第二位 ;江门和肇庆的绿色创新能力 样本期间内的均值分别为 0.190493 和 0.192045.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位居最后两位 。佛山在样本期间 绿色创新能力的平均值 0.286997 处于中位数水平 ，肇庆 、江门 、惠州和中山四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 力低于中位数水平，而珠海 、东莞 、广州和深圳的绿色创新能力则高于中位数水平 。

　　为分析各城市在绿色创新能力及其四个一级指标方面的表现 ，整理出各城市 2021 年的绿色创 新能力及其一级指标的排序情况如表 2 所示 。

　　表 2 显示 ，2021 年 ，深圳和广州的绿色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分别为 0.8172 和 0.5611.在粤港澳大 湾区中位居前两位 ;江门和肇庆的绿色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分别为 0.2351 和 0.2258.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处于最后两位，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 。 四个一级指标的表现方面，深圳和广州在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方面表现优异 ，分别位居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两位 ，肇庆的创新投入 和创新产出处于大湾区最后一位，江门在创新环境方面的表现不佳，位于大湾区的最后一位 。值得 注意的是 ，东莞和佛山在绿色发展方面表现优异 ，分别位于大湾区的前两位 ，肇庆和惠州这方面的 表现则不佳 ，位于最后两位 。各绿色创新能力表现不佳的城市应在各自的薄弱环节投入更多的资 源，进而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能力 。

　　(三)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性及其聚类特征进行进一步分析。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 3 显示 ，2010 — 2021 年 ，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全局莫兰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353.0.474]，且 大多数年份(7 年)的 p 值小于 5%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呈现出

　　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与聚集效应 ，即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与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相 邻 。可能的原因是相邻城市间人才 、资金 、资源 、信息等创新资源的交流与流动往往更为频繁和密 切，进而有助于实现相邻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与绿色创新协同 。此外，2018 年以来各城市绿色创新能 力的全局莫兰指数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进程取 得了积极进展 。

　　全局莫兰指数只能说明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与聚集效应 ，因此 ，通过计算 局部莫兰指数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某城市与邻近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差异化程度 。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it 代表城 市 i 第 t 年绿色创新能力的局部莫兰指数 ，GIit 和 GIjt 分别代表城市 i 和 j 第 t 年的绿色创新能力 ，GIt 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第 t 年绿色创新能力的平均值 ，ωij 代表空间权重 矩阵 。 当局部莫兰指数 Iit > 0 时 ，说明城市 i 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差异较小 ，即强(弱)绿色创新能力 的城市与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相邻;反之 ，当局部莫兰指数 Iit < 0 时 ，说明城市 i 与周边城市 的空间差异较大，即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与弱(强)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相邻 。

　　利用 stata17.0 得到 2010 年和 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分 布图如图 3 所示(拼音代表相应的城市)。

　　图 3 显示 ，位于第一象限(即高值 - 高值聚集区)的城市主要包括深圳和东莞 ，表现为自身与邻 近其他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都比较强 ，差异不大 。位于第二象限(即低值 - 高值聚集区)的城市为 惠州，其绿色创新能力不强，且邻近绿色创新能力较强城市对其促进作用也不显著 。位于第三象限 (即低值 -低值聚集区)的城市主要包括珠海 、佛山 、中山 、江门和肇庆 ，这五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 不强 ，同时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也较弱 。位于第四象限(高值 - 低值聚集区)的城市为广州 ，其 自身的绿色创新能力较强，但是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较弱，说明广州对邻近城市绿色创新能力 的辐射作用不强 。 比较发现 ，位于高值 - 高值聚集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较高 ，人才 、资金等 各种创新要素聚集且流动便利 。反之 ，位于低值 - 低值聚集区的城市则经济较不发达 ，难以形成创 新要素的聚集效应且流动性不强，导致其绿色创新能力不强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运用熵权法构建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香港 和澳门除外)2010 — 2021 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并实证分析其时空变化 特征 。结果发现：首先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深圳和广州的绿色创新能力较强 ，分别位于大湾区的前两位 ;江门和肇庆的绿色创新能力则较弱 ，分别位于大湾区的 后两位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总体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东莞近三年的上升 趋势显著 。再次，根据莫兰指数计算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呈现出空间正相 关性和聚集效应 ，即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与强(弱)绿色创新能力的城市相邻 。最后 ，局部 莫兰指数散点分布图显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核心城市，深圳具有较强的绿色创新能力且对 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而广州的绿色创新能力虽然较强但对周边城市绿 色创新能力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较为有限 。

　　(二)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所得结论 ，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促进粤港澳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与实现协 同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

　　1.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优势 ，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是 要实现各城市间的互利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 。2023 年 3 月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 GDI 智 库)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 2022 )》显示 ，粤港澳大湾区在发明专利方面与世界 其他湾区相比具有较大优势 ，其 2021年公开发明专利量为东京湾区的 3.11 倍 ，旧金山湾区的 7.07 倍，纽约湾区的 9.66 倍;且粤港澳大湾区同族专利公开量和复合增长率也位居四大湾区之首 。 由此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自 2019 年以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2021 年 9 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 )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 2021 ——在新冠肺炎危机中追踪创新》( GII 2021 )，该报告显 示，我国共有 20 个科技集群挤进了世界排名前 100 名 。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为深圳—香港—广州科 技集群 ，位居全球第二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制度设计和创新资源投入等方面 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绿色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深圳和广州具有较强的绿 色创新能力，而江门和肇庆的绿色创新能力则较弱 。针对这一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粤港澳大湾区可 以深圳 -香港 - 广州三地为中心 ，深圳作为香港经济东拓的支点 ，以深圳带动东莞 、惠州 、中山和珠 海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 ;以广州带动佛山 、江门和肇庆的发展 ，通过这两条辐射线的带动作用 ，促 进大湾区区域共同创新 。此外，大湾区各城市之间也存在互补优势，可利用各自在资源禀赋和产业 结构差异化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发展 。

　　2. 进一步优化综合配套设施 ，为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实现粤港澳大 湾区绿色创新发展 ，首先 ，可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 ，制定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不断细化水环 境 、大气环境 、生态环境 、城市环境 、农村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标准 ;同时引进高新技术产 业 ，并提高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能力 。其次 ，注重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并促进其在大湾区内的便 利流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大湾区将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推进“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大湾区各城市可以此为契机 ，在人才引进 、科技创新等方面搭建交 流平台 ，促进人才的便利流通 。尤其是针对重点产业 ，大湾区需要创新人才引进方式 ，拓宽人才引 进的途径，为强化绿色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加强培养高等教育人 才 ，积极构建满足区域绿色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最后 ，加大绿色创新投入 ，各城市相关 部门可加大教育经费 、科研 、公共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并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落地 。

　　3. 以绿色低碳为背景 ，搭建绿色创新产业发展平台 。为实现减排节能 、绿色低碳的创新发展目 标，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可通过积极搭建绿色产业发展平台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首先，逐步增强居 民的环保意识 。大湾区各地政府可深入社区 、学校 ，积极开展绿色低碳相关宣传 ，倡导居民加入绿 色低碳生活 。例如在日常出行 、家庭用电 、垃圾分类 、生活习惯等方面 ，做城市绿色创新的参与者 和倡导者 。其次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各地政府可制定 、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绿 色产业的发展 。例如购车补贴 ，停车位 、充电 、税收优惠等方面刺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减少 碳排量 。最后，打造绿色发展产业链 。各城市因地制宜，不断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可 通过积极引进科技含量高 、绿色低碳的企业进驻 ，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同时培育符合国家 发展战略的新兴产业，逐渐实现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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