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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工深化、市场交易扩大、 经济增长的递进关联 在经济学上被称 为“斯密动力”。在“斯密动力”的对立 面，存在着“布罗代尔钟罩”。这种“钟 罩”压抑阻碍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拓展 。 浙江“斯密动力”作用的环境受特定社 会历史基因影响，在客观层面，表现为 充分的竞争机制、合理的市场规则系统 和政府与市场的框架制约，在主观层面 则表现为个人的社会选择自由、道德原 则和利他主义。
一、浙江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
( 一)斯密动力的概念
人类分工的出现意味着劳动生产 率的提升， 随着分工的越加精细化，市 场交易更加普遍，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 神秘力量悄然崛起 。这种神秘力量就是 “斯密动力”。分工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特 定从业者锻就各自的才能和资质，从而 避免无差别的任务工作和普遍范 围 上 的资质才能匮乏 。亚当斯密认为，人与 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质在于，人生来有 互通有无 、物物交换和相互 交易的倾 向， 当 自 己的劳动生产物有所结余、当 他人的劳动结余能满足 自己的某种需 要时，双方的交易就发生了 。这种互通 有无的倾向并非人类智慧的成果，也不 是设计或发明的结果，而是理性和语言 能力发展的必然 。在《国富论》中，亚当 斯密提出，人的这种相互交易的倾向与 市场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 一 只“看不见的手”将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默默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 认为，利 己心驱使下的交换行为所产生 的社会效益是令人惊奇的，这种社会效 益不断加深社会分工 。分工程度越深， 市场越大，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时间越 短 。 同样地，哈耶克也认为人类有秩序 的合作“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 行选择中不断逐渐产生的”。是 一种无 意识发展、一种自然而然的发生物 。 因 此，要了解斯密动力，就有必要了解斯 密动力的传承和发展——哈耶克的 自 发扩展秩序理论了。
(二)哈耶克 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与 浙江模式的转型
哈耶克 自发秩序是指“个人由于 自 爱的动力而进行的实现个人的价值行 为及其与在其他人的冲突中通过个人 之间的 自我调适而形成的以个人为核 心 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自 愿性的协调的 社会秩序”[1]。这种自生自组与浙江模式 的出现实质上是同向的。人们对浙江模 式的关注更多集中在浙江的经济发展 上，因此，浙江模式实质上可以解读为 “浙江经济模式”，表示的是浙江自改革 开放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从计 划经济成 功转向市场经济、走出先富道路的一种 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操作方案 。冯兴元在《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 一 文中提出“浙江模式可能就是哈耶克 自发秩序模式或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2] 其本质上是 一种市场解决模式 、自 发 自 生发展模式和 自 组织 模式 。 刘津在 《中国式“布罗代尔钟罩”问题与市场建 制》中也提到“浙江模式是哈耶克 自 发 扩展秩序在浙江的实践”，也可以说，是 哈耶克 自发扩展秩序在浙江的现实写 照。二者都强调“自发”“自生”，即公正、 自 由、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存在的重要意义。
哈耶克 自 发扩展秩序理论内含试 错过程 、 赢者生存和积累性发展的要 义，而浙江模式的核心 是“ 自 发和内生 的经济发展， 带有强烈的 自 组织 性特 征”， 在这种模式下， 市场力量占据主 导， 而政府力量则担任促进和辅助 角 色。
二、浙江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形成 条件
( 一 )斯密动力作用的环境条件分 析
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曾在《从哈耶 克 自 发—扩 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 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一 文中详 细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形成的 社会条件 。韦森教授认为，只有在特定 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斯密 动力才会顺利地发挥出来，而特定的社 会条件必须满足充分的竞争机制、合理 的规则系统 、 自发社会秩序的 自 发扩 展、政治 自 由 、道德原则和利他主义五 个方面 。那么，如果用韦森教授的观点 来解释浙江的经济增长之迷，又会产生 怎样的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呢? 如果韦森 教授的论点适用于浙江的经济发展轨 迹，那么，韦教授所提到的五个方面的 条件是否对于推进“实现全国性的共同 富裕”这一问题也有逻辑论上的借鉴意 义呢? 作为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 政策优惠的“三无”省，浙江的区域经济 发展模式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创造了 块状经济的发展奇迹，制度创新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从计划到市场的经 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浙江处于计划 经济的边缘位置，因此与相对计划经济 中 心 位置的其他省域相比 有着更 加强 劲的击破原存制度的力量 。韦森教授关于斯密动力发挥条件的探讨为分析浙 江经济增长模式打开了一扇关键之门。
(二)斯密动力环境条件在浙江的 印证
韦森教授总结出的经济增长的斯 密动力五个方面可以划分为客观和主 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客观层面： 一是充分的竞争机制 。 哈耶克 自发扩展秩序认为， 在竞争中， 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作出反应， 从而通过竞争的角逐提高劳动效率 。浙 江斯密动力显然是这种充分竞争机制 作用的结果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的召 开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迎来了真正 意义上的春天。1997 年 12 月，省委发布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 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创 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在政策上 一视同 仁 。从此，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代表的浙 江 一路起飞， 成为 区域经济的重要支 柱。2016 年，浙江省政府又出台了《国务 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其首个基本原则 便是尊重市场，竞争优先，进 一 步保障 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2019 年，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提出了要强化竞 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从制度层面更进一步保障竞争在市 场中的关键性地位 。二是合理的市场运 行规则系统 。这种规则系统指的是确保 自 由秩序和私人专有财产的法律 。承认 私有财产是公正存在的前提 。1982 年 , 宪法中明确体现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 。2021 年，民法典亦从法律上规 定谁人有权处置和支配任一特定物，规 则 系统要求参与者人人遵守，在专有财 产受保护的规则系统的保障下，才能使 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正常发挥，扩展秩 序得以顺利进行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框 架约束 。强权干预的政府对自发秩序的 扩展会起到反向促进作用。文明、创造 力、复杂工业创造力革新需要制度上的 保障，但过度的政府控制则可能成为斯 密动力发挥的牢笼藩篱 。 受永嘉学派 “义利并重”思想的影响和浙江特殊的 社会历史条件影响，政府对市场多了 些 人文层面的包容和理解 。 改革开放初 期， 由于处于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浙 江民间市场倾向强烈，而政府对自发的 市场行为更多地采取了默认和灵活变 通方式 。党的十四 大以后，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开始以更多的合作为主。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在双方的积极改革转型中合作互补，市场作用进一步扩大。
主观层面： 一 是个人社会选择 自 由 。有了充分的竞争机制和私有财产的 法律保障，还要有个人社会自由的选择 权利，自发扩展秩序才不会停滞 。这 一 点其实与客观层面的市场运行规则系 统类似，不过市场运行规则更强调法律 制度本身，而个人社会选择自由更强调 由制度和法律划分的市场参与者的劳 作和生活的自 由空间 。二是道德原则和 利他主义 。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还有赖 于血缘、亲情、友谊，以及对未来利益的 考虑的维系，特别是在家族企业占比重 高的地域，道德和利他主义作用更为明 显。
(三)浙江经济发展的“布罗代尔钟 罩”
在韦森那里，“布罗代尔钟罩”指的 是阻碍自发秩序扩展的社会抑制因素， 即抑制市场拓展的社会机制安排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制受中国 社会历史基因的制约 。这些社会历史基 因通过形塑主体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模 式构造了中国式的“布罗代尔钟罩”。刘 津认为，中国式的“布罗代尔钟罩”在制 度运行、制度制定和制度理解上都存在 障碍。
束缚斯密动力作用的社会机制就 是“布罗代尔钟罩”。因此，斯密动力与 布罗代尔钟罩是相对立的两种概念，而 “浙式”布罗代尔钟罩则是在浙江文化 土壤上，在市场扩展的进程中展现出的 带有浙江特色的阻碍机制。这里主要分 析消解浙江斯密动力的“浙式”布罗代 尔钟罩 。“浙式”的“布罗代尔钟罩”在 “中国式布罗代尔钟罩”的广泛前提下 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即浙江独特的 乡土文化衍生了“浙式”布罗代尔钟罩。 在南宋时期，浙江便是全国经济政治文 化中心，对外贸易传统历史悠长，因 而 浙人经商的传统早有渊源 。虽然中国自 古以来是农耕文化，早期统治者重农抑 商， 使农民因土地而固定在有限范围 内， 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统治。 而浙江“七山一 水两分田”，人均耕地面 积极少，农民依靠土地难以获得生存必 需物，因而走南闯北成为生存物质供给 的主要出路 。在此过程中，中 国“家天 下”的思想也对“浙式”布罗代尔钟罩产 生了一 定影响 。浙江私营企业众多，而 家族企业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中更是占 据了 60%以上比例，虽然对浙江经济的 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但这样也带来 一 些隐患， 最明显的是这种隔绝式的、 亲缘式的交往在市场交易中往往依据 亲疏远近来分配，进而“不 自 觉地将与自 己关系疏远的交易者排在交易选择的末端”[3]。
三、斯密动力助推下新浙江模式的 转型启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浙江经济连 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浙江模式在 40 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创造了浙江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样板范式，其转型变革不 仅是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变化，更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经济转型面 临的困境回看和未来出路探索。人口红 利减少 、资源供给短缺 、工业体系转型 升级困难 、体制机制优势动力不足、块 状经济优势冲力不显，先发优势的逐渐 回落对浙江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及浙 江模式的当代转型提出现实阻碍。
浙江经济发展历程实现了从浙江 现象到新浙江现象再到浙江模式的线 性发展过程，从本质上看，现象、模式都 内在地包含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正面示 范性概括，都统一 于共同富裕的质的规 定性中。
当前，哈耶克 自发扩展秩序的确立 还面临社会因素制约和技术创新能力 不强等局限，规则的建立需要不断试错 完善， 在传统民营经济经营模式上，家 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也存 在 一 定困难，因此，新浙江模式的转型 一 是市场制度的制定要尽可能面向大 众，惠及人民，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利 益 。二是重视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构建 。 在《致命的 自 负》中，哈耶克提出，合作 秩序的扩展在于建立专有财产的法律 制度 。“没有运作良好的和正式财产法 律制度，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4] 。在此 基础上，信任、分工、市场深化才成为可 能，斯密动力才能形成。 三是确保择业 就业和创业的 自 由为人民所共有，激发 市场活力 。而这一 点也是在专有财产的 法律保障下，因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 的最重要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廖和平 .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观 探析[J]. 兰州学刊,2006(02): 126-131 .
[2] 冯兴元 . 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 道路[J]. 中国农村观察,2001(01):2-11 .
[3] 刘津 . 中国式“布罗代尔钟罩”问题 与市场建制度[J].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2(01):118-144 .
[4] 韦森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 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和“布罗代尔钟 罩”[J]. 东岳论丛,2006(04):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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