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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应对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国际学术热点，但明显存在三方面不足：（1）仅仅在减缓与适应的政策层面上关注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性别差异化特征，而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之基础的气候科技知识却缺乏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社会文化维度考察；（2）只是把社会性别等同于发展中国家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女性,忽略了男性、发达国家的女性、作为积极行动者的女性力量以及这些性别在其相关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互动；（3）中国社会性别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案例太少，这使得中国在争取性别差异化对待的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时缺乏令人信服的本土现实证据，从而失去相应话语权。笔者认为可以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综合上述这三方面不足，从以下内容加以系统研究：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意义研究；传统技术科学进路应对气候变化的形成历史及其局限性研究；气候正义、女性主义哲学与气候科学的关系研究；国外气候政策与行动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要经验与启示；女性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哲学；社会性别；气候变化应对
本文引用格式：肖雷波.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应对研究述评[J].教育现代化,2019,6(18):216-218,221.
气候变化应对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通过现代科技（如地球工程）或市场（碳交易）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也与社会性别有密切关联的重大全球性问题。2012年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正式决定将“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之后会议的一个固定议程事项。2015年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缔约方会议出台的“性别问题利马工作方案”的附件明确要求“促进女性全面、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性别响应性气候政策，将性别观点纳入实施《公约》以及缔约方、秘书处、联合国各实体，各级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工作的重心中来”。2017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二十三届缔约方会议出台的《性别行动计划》将性别平等和促进女性权利与能力纳入到气候变化的讨论和行动中。2018年12月2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届缔约方会议中缔约国、观察员和公约秘书处展示了《性别行动计划》实施的中期成果，其中就把《公约》技术与决策机构员工性别均衡目标的落实情况包含在内。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关系研究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国际学术热点。
一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气候正义运动，开始转向关注气候变化对脆弱性人群（如：贫穷妇女、有色人种和残疾人等）的意义研究，长期被气候变化主流话语所忽略或边缘化的社会性别（gender）维度才开始受关注。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则是来自于一些从事社会性别、环境和发展(GED)方面研究的学者、那些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等机构效力的女性主义者以及全球性别与气候联盟与乐施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她们主张将社会性别纳入到气候正义研究中。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研究的现有文献还相对较少，且大多数是来自于国际期刊《社会性别与发展》的两期专刊（2002-07，2009-03）。这些文献主要是围绕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性别差异化的物质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呈性别差异化特点（IPCC2007[1];Demetriades and Esplen2008[2];Terry Cannon2009[3]）；(2)对气候剧变和气候应力的性别差异化适应（Neumayer E and Pluemper2007[4];Lane R and McNaught R2009[5];Rosa Rivero Reyes2002[6]；Ebba Brink;Christine Wamsle(2019)[7]）。Ebba Brink和Christine Wamsle阐述了公民参与气候适应的内驱力（价值、世界观、社会性别和地位）比外力（资源、危险和公众支持）更重要。Kathryn Graziano;Richard Pollnac;Patrick Christie（2018）[8]阐述了菲律宾沿海地区人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呈现社会性别化特征：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风险容忍态度，但更少联系自然。女性对气候变化适应更为了解，但更少参加户外拓展活动；（3）全球南方的减缓策略中的性别差异（Emily Boyd2009[3];Nidhi Tandon 2009[3];Samwong2009[3]）；(4)女性的声音与愿望如何影响公共气候政策（Minu Hemmati and Ulrike Rǒhr2009[3];Marion Khamis,etc2009[3];Sam wong2009[3]；L Lebel,P Lebel,B Lebel2015[9]；Astghik Mavisakalyan;Yashar Tarverdi 2018[10]；Tahseen Jafry 2016[11]）Astghik Mavisakalyan;和Yashar Tarverdi（2018）阐述了国家议会中女性政治代表力是讨论气候变化应对的一个被忽略方；Tahseen Jafry（2016）采用气候正义视角说明南亚有必要实施社会性别敏感且更加社会包容的气候政策。
应该说，这些研究有力地凸显气候变化问题的性别维度，改变了过去气候变化主流话语的性别中立特征，这无疑有积极意义。但都只是关注到了气候变化对地球南方女性的物质影响，却没有关注那些塑造气候政治话语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模糊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的界限，也没有说明气候科学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基础）的具体制造过程是如何负载性别价值维度。
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看来，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生物根源”中,对它的考察必须置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并考察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国家和文化等因素之间如何异质互动。因此，必须反对把女性仅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做法,应更多地转向寻找女性在历史与现实实践中的积极行动者作用。它的主要特征为实践性、地方性、多元性、情境性、文化多样性。瑞图·索构尼[12](2013)从地方性知识角度分析喜马拉雅山脉北阿坎德邦地区的妇女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混合栽培技术。南希·图安娜[12]（2013）从女性主义科学论（即女性主义技术科学视角）分析当前主流的气候科技知识实际负载了一种价值判断，即为以男性气质和帝国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服务，她主张对气候知识进行社会性别化理解以确保气候正义；安爵·伊斯雷尔与凯洛琳·萨克斯（2013）12]主张运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来分析适应减缓政策中气候科技知识如何与社会文化权力密切互动，因而支持多种形式的气候行动主义。凯伦·贝尔(2013)[12]倡导一种集体性合作的后传统实践进路，在本体论层面上瓦解了传统二元论（自然/文化，男性/女性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从事科技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对探讨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借鉴意义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代表性的有：刘江涛（1999）[13]概述了女性主义哲学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的当前现状，指出国内对它的研究仍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上，很少运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我国本土的历史现实问题；邱仁宗（2000）[14]论述了哲学的女性主义分析、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常红等三人（2013）[15]则认为当前的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核心，主要有三种进路：传统实证科学观视域下的概念分析进路；建构论视域下的理论建构进路；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性别、阶级、种族等异质性因素与科学、技术之间互动的进路。部分学者对该问题本身则直接有所涉及，代表性的有：胡玉坤（2001[16]，2010[17]）研究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各方面冲击，指出了社会性别与环境气候、性别维度与气候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刘伯红、王晓蓓（2011）[18]主张将性别平等的人权理念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重点关切领域；丁文广等三人(2012)[19]强调气候变化应对之策需关注社会性别敏感；尹仑等三人（2012）[20]从社会性别视角和生态学视角出发，以云南德钦红坡村为实证个案，揭示了当地藏族女性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主要方式。孙大江、赵群（2016）[21]和张肖阳（2018）[22]介绍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策略是《性别行动计划》。艾婉秀等四人（2018）[23]通过调查实证研究介绍了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认知的社会性别差异。杜建君等五人（2018）[24]以内蒙古突泉县太平乡曙光村和赛银花村为例，调查分析不同性别群体在气候变化认知和灾害应对上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减缓适应政策层面上讨论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性别的物质性影响，缺少从女性主义哲学层面上的理论解释。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笔者认为国内外学者从发展政策与实践、人权、生态学视角对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这些研究明显存在三方面不足：（1）仅仅在减缓与适应的政策层面上关注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性别差异化特征，而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之基础的气候科技知识却缺乏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社会文化维度考察；（2）只是把社会性别等同于发展中国家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女性,忽略了男性、发达国家的女性、作为积极行动者的女性力量以及这些性别在其相关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互动；（3）中国社会性别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案例太少，这使得中国在争取性别差异化对待的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时缺乏令人信服的本土现实证据，从而失去相应话语权。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综合这三方面加以系统研究。
三 女性主义哲学视域下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意义研究
本部分主要阐述过去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片面强调技术科学进路或市场手段，很少考虑包括社会性别维度在内的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意义。而实际上因为社会地位、社会分工、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差异，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性别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并且不同社会性别在应对气候危机时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开展这方面研究时有助于在中国建立起性别差异化的气候灾害防范、互助和治理机制，让不同社会性别的差异化优势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建设。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在今后国际气候谈判时提供这方面的本土证据，从而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二）传统技术科学进路应对气候变化的形成历史及其局限性研究
本部分的探讨可以以IPCC为例，分析其形成历史、三个工作组的制度架构和IPCC报告，得出结论：IPCC坚持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和默顿的科学规范，故而导致传统主流气候变化话语（生态现代化、环境安全、绿色消费主义）也坚持一种线性的技术科学进路来应对气候变化，却对社会性别缺少敏感性。
（三）气候正义、女性主义哲学与气候科学的关系研究
本部分先论述近年新兴的气候正义话语在减缓适应政策层面上怎样挑战了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权力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主流气候话语，但只限于政策层面，却没有批判性地考察作为气候变化话语之基础的气候科学知识内容。笔者以为，可以根据女性主义哲学观点（特别是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论述气候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实践性、局部性、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建构性特征，这为从女性主义哲学（即社会性别维度）介入气候科学知识和鼓励多元化的气候行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四）国外气候政策与行动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欧盟国家如今已把社会性别主流化观点贯穿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切政策和行动中，为其在发展权和人权问题上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并赢得气候谈判的话语主动权。本部分可以比较欧盟与澳大利亚有关这方面的经验，前者能真正落实性别敏感性政策，取得许多成就，而后者流于形式，无成效，并总结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五）女性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研究
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实证研究形式，概括出当前中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动的基本特征（对社会性别缺少敏感性，仍局限于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理论框架），再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分析其危害性（女性的积极力量被压抑或未被重视，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社会公正），最后提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套性别敏感性政策：赋权于女性，倡导性别平等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女性参政能力，计划生育等。
我们采用女性主义哲学视域分析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在理论意义上凸显了社会性别维度在考察气候变化问题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重要性，同时扩展女性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在现实意义上将为中国推进社会正义和性别平衡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抓手，也为中国争取性别差异化对待的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时，提供有力的本土证据来增加谈判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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