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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历史性地跨入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传播和实践建构日益深入人心, 同时也受世界历史境遇、制度政策境遇、技术工具境遇、社会转型境遇、价值生态境遇及主体生成境遇等特定时代境遇的多维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境遇做出全面考察, 有助于研究和发掘应对之策, 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和建构的有效性。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 时代境遇;
作者简介：金奇, 扬州科技学院副教授、博士 (江苏扬州225009)
基金： 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课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指引下高校思政课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编号2017JSJG476); 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面对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传播和建构面临诸多新挑战、新情况、新问题。新时代变化万千的社会历史镜像和纷繁多样的社会现实生活又对其传播过程产生全方位影响, 表现为诸多无法逾越的时代场景, 即特定的时代境遇, 主要包括世界历史境遇、制度政策境遇、技术工具境遇、社会转型境遇、价值生态境遇、主体生成境遇等。这些境遇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面临的两个宏观的客观历史进程, 即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与现代化的本土历史进程。时代境遇的全面沐浴与多维洗礼无疑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传播和实践生成。因此, 对时代境遇作出全面考察, 有助于研究和发掘应对之策, 把控传播的主动性, 增进传播的有效性, 从而发挥强大的精神动力作用和积极的行为引领功能。
一、世界历史境遇: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世界图景
世界历史境遇最突出的图景莫过于经济全球化, 及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全球化。二者正以势不可挡的物质与文化力量将全球各国带入一个相互联系、深度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核心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并借助全媒体工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轮番呈现, 这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价值观的教育与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冲击甚至是消解。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形成某些趋同化倾向, 并产生许多需不同国家和地区协同解决的问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 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会促成某些共同价值的形成, 但价值差异性依旧存在, 于是在价值形态中形成了异中有同、同中存异的格局。
在全球化的多向互动中, 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与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某些优势, 全球化流动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发展中国家以输入为主、发达国家以输出为主的显著特征。发达国家在输出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将长期面临“输入性价值观”与“本土自生性价值观”复杂而激烈的斗争。由于物质力量、制度力量和价值观力量的复杂交织, 这种“输入性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将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面临复杂的世界历史境遇。
二、制度政策境遇: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宏图
改革开放破解和攻克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触发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 激发了社会生产生活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巨变, 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引发了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等的深刻变化, 推动了人们价值观的深层次变革。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诸多成效的同时, 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全面铺开并日渐深入, 诸如加强法治建设、改革司法体制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 进一步催生、巩固和强化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打破了传统“政治底色之上‘无我’的价值观”[2], 逐渐形成经济底色之上“强我”的价值观, 市场、契约、效率、公正、平等、权利、竞争、自由、人本、文明、发展、富强等价值观迅速崛起并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诞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关注凸显了个人的权利观念。利益多元导致的价值多元“弱化着主流价值体系的一元统摄, 已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无可争辩的事实”[3]。如何面对这一事实, 使弱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在传播过程中重新获得强化, 显得既迫切又艰难。
三、技术工具境遇:“互联网+”、全媒体与信息技术跃迁
人们的实践行动总是受制于某种价值观, 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 通过设置“媒体把关人”控制信息传播和价值倾向性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但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 总能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4]在“互联网+”时代,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造就的“自由人联合体”冲破了各种“关卡”和“围墙”, 以至于信息的筛选、价值的把关高度分散化甚至濒临消失。于是, 价值的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家庭传播、学校传播转变为互联网传播、全媒体传播, 曾经模式化的教育与传播运行机制遭遇“权威惯性”对“互联网+”开放生态、“定量供应”对“互联网+”信息爆炸、“有限时段”对“互联网+”全天在场、“体内循环”对“互联网+”连接一切的“离线”等现实[5], 加之海量信息无时不在、无孔不入, 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网络新世界进一步唤醒平等、自由、民主、权利等意识。一方面, 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在网络世界中得到广泛传播, 加速催生了规则、法治等价值观念的勃兴;另一方面,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也同时在无边界的网络媒体世界里肆意传播。这就是网络技术的两面性, 即技术本身虽不具有价值倾向性, 但技术传播的信息具有多样性的价值诉求, 如何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淹没于纷纭芜杂的价值信息中, 显得复杂而艰难。在亚文化圈或微观传播环境中, 人们往往对非主流传播更为敏感, 甚至更易于被吸引的现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微观传播环境的改善与宏观传播环境的优化显得一样重要且艰难。
四、社会转型境遇:市场经济、工业社会与前后现代性交织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 突出表现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 这些转型推动人们工作、生活与交往方式从单一到多样、隔绝到交往的转变, 也进一步推动了价值转型。
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与农业社会受前现代价值观影响久远, 如小农经济意识浓厚、重经验轻知识、故步自封、小富即安等。而转型后的市场经济、工业社会、知识信息社会, 由于个体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等被唤醒, 经济改革提倡“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观念直接推动价值观念从谨小慎微、拘谨保守到不安现状、敢于创新冒险的转变。此外,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人”的摇篮, 培育、强化和凸显了隐藏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的逐利性和自利性, 功利意识、风险意识等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信息经济下竞相绽放、相生相伴。
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转型在整体上呈现出从较多取向于整体主义、精神世界、理想信仰与单色一元, 转向较多注重个体自我、物质实际、世俗利益与多彩多元, 个体价值观的选择呈现明显的多元化、个性化等特征。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 传统农业社会传承的前现代性价值观的巨大惯性、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现代性价值观, 及知识信息社会蕴含的后现代性价值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交织共存, 相互影响, 三种不同的价值观盘根错节, 难以完全消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情形, 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实际效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从而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难度。
五、价值生态境遇:文化多样、价值多元与社会思潮竞放
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 差异性与多样性是生物进化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性, 也是生物成长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世界文化与民族价值观的演进过程中。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 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6]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及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既有自身经久不衰、较稳定的内核,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开放而又多元的动态系统, 这种文化品性既发展出了中国独具特色和个性的价值观念, 也在与世界互动中产生某种价值共性, 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
所谓价值生态境遇指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与多样化, 及不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并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中。由于价值生态系统的开放性, 价值观念的新生和成长与衰落和消失成为常态。价值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包括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变化发展及价值系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 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变化发展性是价值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事实、现实基础与物质土壤。
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跨时空并存、国内和国外多元异质价值观的相互竞争, 凸显了价值观系统日益明显的生态化倾向, 这主要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互联网化及知识信息、社会思潮等全球性深度交融的客观现实导致的。于是, 多样文化、多元价值和多种社会思潮全球化的交互运动, 使内容和风格迥异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思潮等复杂交织, 共同促成了价值观念的某种生态系统化倾向, 这无疑将极大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
六、主体生成境遇:主体意识觉醒、价值自主与中心主义解构
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性推动了个体理性、自主、独立意识的觉醒, 主体意识的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 使个体在成为自然和社会主人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成为自身命运、思想和价值观的主人。
对当今中国社会而言, 传统、现代与未来的三种价值体系在当下境遇交错、同时空呈现, 即个人依附、等级观念、崇拜神权、畏惧自然等前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 主体意识、中心主义、崇尚理性、征服自然、绝对同一、机械分析等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 以及差异性、不确定性、无序性、结构解体、无中心性等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同时集结、呈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7], 这对个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其中个体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和迅速崛起是其显著特征。
主体意识强化了个体的利益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理性意识、独立意识等。但是, 在市场经济促成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 私欲膨胀又让人陷入“自我沉沦”的危机, 突出表现为政治领域的用权不当、经济领域的物化泛滥、文化领域的学术腐败及公共领域的公德沦丧等。[8]个体日渐成熟的主体意识会逐渐强化个体已有见解或先在价值观, 对外来信息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选择性, 认知能力越强、社会经历越丰富的个体, 价值观越趋于定型, 这种情况越明显。主体意识的培育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目标诉求, 主体意识的自主性又可能构成新价值观建构的制约因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应积极面对主体生成境遇的这一双重性。
主体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但主体意识对理性独立与价值自主的诉求会加速中心主义的结构解体, 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传播与个体的吸收建构来说增加了不确定性, 形成了对传播有效性的严峻挑战。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既须改进思路、完善方式方法, 更须精准发力、综合施策。
参考文献：
[1]中央文件起草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7:8.
[2]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J].甘肃社会科学, 2006 (4) :215-218.
[3]王仕民, 詹小美.价值多元语境中的政治认同[J].哲学研究, 2014 (9) :95-101.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121.
[5]滕苏苏.“互联网+”视域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线上”审视[J].教育评论, 2017 (4) :98-101.
[6]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321339.html, 2006-04-22.
[7]蒋炜.现代性的社会控制图式转换——从主体性控制到主体间性控制[D].长春:吉林大学, 2005:6.
[8]卞桂平, 邹颖佳.从主体意识到公共意识:现代人价值思维之应然转换[J].理论导刊, 2014 (6)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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