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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教育强国，开展“双一流”建设，必须充分挖掘我国高等教育的内生资源，以实现优秀高等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传统高等教育最具本原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以思想原创为大学生命的真谛、寓道德规范教育于教育教学之中的育人方法、自由平等的学术争鸣风气、基于“道”和“情”的融洽师生关系，以及注重质疑 论辩的古典研讨性教学方法。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传统高等教育；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创造性转化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ＸＵ Ｘｉａｏ－ｓａ，ＬＩＳｈｅｎ－ｓｈｅｎ
（Ｓ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 ４７５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ｒｅｓｕｃｈ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ｒ－ ｓｕｉ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ｄａｉｌ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ａｏ”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ｕｌｌ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引 言
当代中国大学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学欲真正走向现代化，融入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潮流，在“双一流”建设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就，一方面应当放眼世界，敞开胸怀向世界著名高校汲取成功经验，积极借鉴并引进西方大学的理念与制度，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应当回眸自身传统，从传统高等教育资源中汲取丰富营养，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洋”只有根植于“中”的深厚土壤之中，亦即本民族强大的文化教育传统之中，才能融会贯通，生成新的、更具价值的“中”，进而展现并贡献于世界。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蕴涵着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以及体现中华文化生命力、创造 力、凝聚力的各种文化成果和文化形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是我们的本根。“从世 界范围的现代历史来看，如果善于积极地利用传统文化，那它不仅不是现代化的对立物，而且会成为现代化的文化源泉，成 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生长点。”［１］我们的一切创造与发展只有深植于这一本根，才会有源头活水。然而，近代以来我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使我们对于西方大学始终抱有浓厚的仰慕之心，以致我们总是渴望通过直接借鉴西方大学的理念、制度与实践经验来建成我们自己的高水平大学。殊不知，西方大学的强大源于其特定的文化教育传统。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全球化”，毋宁说是一 种相反相成的运动，“在无可回避的外来文化冲击 下，我们只能是虽然并非全然被动地，却又是心怀警 觉地，既是要去加入、又是要去抵抗，既在从本土中 抽离、又在朝向它再嵌入，既是在领受其裨益、又是 在疏离其损害，既接受了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了传统的再发明，……既在跨越有限的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根，……宽广而全面地看，正是这种带有杂音的双向发展，才较为理想和包容地构成了所谓‘全球化’的全部特征”［２］。还有学者认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或实践体系产生在何种时代和社会，与它是否具有超越该时代和社会的价值意义、存在能力，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３］。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虽产生于古代，但这种根系发达、营养充沛的文化本根， 对于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而言，具有非常关键的、不 可或缺的意义。就好比“佛教、基督教都产生在奴隶时代，但不仅在封建时代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在工业 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经历发展和转化，直至今天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４］一样。
本文所指的“传统高等教育”，主要是指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本土自主创办的高等教育，其中 涵括了官办高等教育、私立高等教育以及书院教育，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 期）的书院教育。笔者以为，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最具本原价值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灯塔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北宋著名学者张载的“横渠四句”，既表 达了历来中国知识阶层忧国忧民的品性、开阔的胸 襟和博大的情怀，也道出了中国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从这几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其深刻的内涵：中国学者 及其组织历来把人才培养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十分强烈。尽管在某些时段， 科举选士成为一些学生寻求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 八股取士也戕害了学生身心，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历 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通过读书、科举进而做官来实 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发挥有为精神以泽黎民百 姓的意识，依然成为士人学子的占主流地位的内在 品性与意识形态。这正是起因于传统文化的熏染和教育精神的潜移默化。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命运多舛的华夏民族，走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 饱受磨难，在当今时代仍然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并继续传承且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化，那是不可想 象的事情。正如许美德所言：“中国的制度文化是： 大学（高等教育）是为国家服务的，学者一定要关注国家大事，为社会服务，知识不能完全中立。西方大 学更倾向于不考虑道德，只考虑问题、知识，把道德 与事实分开，学术为事实服务，也不负责道德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传统不将其分开，也就是说， 纯粹理论与运用的知识也是不能分开的。……中国 大学在未来不应该单单是追求一流大学的地位，也可以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５］汉代太学在建立之初，即将养贤士以行社会教化作为兴 学之本：“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６］南宋著名学者张栻在谈到重建岳麓书院的目的时指出：“是举也，岂特使子 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 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而已乎？ 盖欲成就人才，以 传道而济斯民也。”［７］明代的东林书院，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楹联，表达了书院学子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怀、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之胸襟。可见，历代中国学人已将挽救民族于危亡、振兴华夏于世界之浓情作为一种内在品性而融入自己的血脉之中。
诚然，在不同的时代，大学面临着不同的需求， 要解决不同的具体的问题、承担各种不同的具体的任务。因此，大学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不断改 革与发展。但是，大学作为民族和地区文化的承载者和创造者，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应该有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永存其中，这种理念和精神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也不会因时事的变迁而失去其应有的光华。毋宁说，它的坚持和守望， 正是大学适应时代变化而创新、而有更大作为和更广阔前景的根基。忘却了使命，失去了本真的理念和精神，大学仅被某种功利性的东西牵着鼻子走，随 躁动的、虚浮的社会之风而颠簸沉浮，那只能是大学的悲哀。至少，在进入２１世纪的现时代，在向“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大学依然面临着民族的复兴、文化的弘扬、引领社会风尚等多项重大使命。因此，一所大学，当它把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守望看得高于一切时，它才能成为有作为的大学；当它把对学术真诚的守望看得高于其他一切功利性追求时，它才能成就为真正的大学。这一点，古 今中外的大学概莫能外。
二、以思想原创为大学生命的真谛
大学之大，实乃指思想之大、学问之深、观点之独到。无论高楼之大、学生之多，或是校园占地面积之大、资金之雄厚等，都不能构成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特征。而大学中引领学术前沿的大师，正是“引领学科和专业创造性发展的思想之师，即是原创性思想产生的智慧之源”，他们“往往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渊博学者，并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看法，而且这种思想和看法进一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在长期思考中沉淀下来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８］可以说，这是大学提高声誉、向一流大学迈进中所不可或缺的坚强柱石。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私学和宋代的书院，凝结了丰富的原创性新思想， 产生了彪炳史册的学术大师，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古代教育虽与现代教育在体制、规模、培养目标等诸多方面不尽相 同，但因为人性的相通、文化的一脉相连，因此，古代高等教育中闪耀着光辉的东西就成为现当代高等教育进行传承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春秋战国和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学术争鸣与流派纷呈，是中国历史上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政 治、伦理及教育思想的两大高峰，而这些思想又恰恰 产生并发展、成熟于思想家们办学、讲学的过程之 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影响久远的学术思想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是互为因果、交相辉 映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辉，各派私学 呈繁荣之势。而此时期的私学有两重含义，一指私 家学术派别，探讨学术，多侧重于对社会、政治问题 的研究；二指传授知识的教育团体，授徒讲学。而这 二者的活动又是密切结合、融而为一的。在书院发 展史上达于极盛的南宋书院，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有着类似的特征：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 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 而书院的教育和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每一位大师都有自成体系的哲学理论，通过讲学传授其思想，并在教学中得 到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阴阳 等各家，宋代的关、洛、濂、闵、湖湘、婺、象山等流派 的思想发展历程莫不如此。
正是在办学与讲学之中，孔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以“礼”和“忠恕”为准则、以 “内圣外王”为旨归的儒家学说，并被后世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最终形成了融入国民血脉之中的影响深 远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灵魂。孔 子虽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但他在讲学中表述出来的思想足以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无以取代的思想家。实际来讲，孔子是将自己的理解、体会、引申、发挥加入到“述”之中，是以述为作、述中 有作、有创新。除通过讲学传扬自己的思想外，孔子 著《春秋》、删《诗》《书》、正礼乐，即是直接的“作”。也正是在办学与讲学之中，朱熹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援佛入儒、援道入 儒，在儒释道合流的过程中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学阶段，使儒学在佛、道的猛烈冲击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就教育思想而言，无论孔子或朱熹，都提出了不 朽的原创性思想。孔子关于立志、修身、力行、温故 知新、学思并重、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和因材施教等思想，历数千载而不衰，至今仍在沿用。朱熹在长期 指导学生读书的书院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读书法”，其门人把它概括为“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和“居敬持志”六条，对后世读书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国家推动“双一流”大学建设，其重要目标 之一是产出大量原创性思想，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那么，对于立志在思想原创上有所作为的中国当代大学而言，回到历史，回到思想原创的历史传统， 从中汲取民族文化的精粹，无疑是必然的选择。
三、道德规范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以道德立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纲领八条目是以道德 为根基的“成人”及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古代提出 的这些基本道德，既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同时也 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而价值观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行为的直接指导。”［９］因此，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道德的熏陶、与礼仪的训练密不可分，且见诸日常教育教学之中。用当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把“立德树 人”放在首位。
可以说，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就是一种如何做人的伦理学体系。而孔子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则以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的方式使道德和礼仪教育予以落实。例如，孔子鼓励学生“各言其志”，敢 于发表不同意见和见解，但是在进行学术切磋的过 程中，并没有超越师生彼此应遵循的礼节。师生之间不但非常注重表达的委婉，使用语言的得体，避免 发生直接的冲突，更是从心底里尊重彼此，看重彼此 和谐共处的师生关系。孔子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１０］，恐怕不能理解为孔子对财的喜爱。因为从孔子一以贯之的有教无类思想来看，他对学生送礼的轻重是根本不在意的。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学生懂得尊重师长这样基本的礼节，主动地向老师行见面之礼。可见，孔子更加看重“行礼”这个 举动所蕴含的道德意义，那就是学生对老师的敬重 之心，是学生恪守礼节的基本教养。这种内外兼修 的“知礼”正是孔子重视道德教育的表现，更影响到 中华道德礼仪风尚的形成。“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 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仪之邦’的社会风尚。”［１１］
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南宋书院的教学目的，也不单单是讲授知识，而特别重视学生的道德养成。实际上，宋代理学家们之所以发挥有为精神，在儒释道合流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儒学———理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扶植纲常，力倡已经颓败的伦理道德， 并重振儒家的圣贤之学。所以，他们创办书院或精舍的目的与官学不同，并非培养学生直接应对科举 考试，而首先是培养“经明行修”的“醇儒”。因此，书 院中的道德和礼仪教育被提到了育人的首位。朱熹 是南宋书院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传统 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朱熹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道德教育。他认为，书院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儒生”，所谓儒生，不仅仅是通晓儒家经典的书 生，更是要知晓伦理道德，并身体力行，最终形成良 好的道德品格的人。关于“儒生”需要知晓哪些伦理 道德，朱熹尤其强调孟子提出的“五伦”，认为对学生 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明五伦”，即“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此人之大伦也”。他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伦理法则是时刻存在的：“人 之以生，天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赋予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之当然之则。”［１２］因此，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明确将此五伦列为五教之目。张栻的《南轩集》中曾记载了他关于生徒道德教育的主张。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幼年之时没有被教导敬爱其 父母，等到其长大之时便不知道敬重他的兄长，这即 是“天理不明”的表现。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被彻底教化，便会出现“伤恩害义”之人。因此，道德礼仪教育 必须先行，这样方能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可以说， 将教学与道德完善、品性修养有机结合，是南宋书院 教育的重要特色。朱熹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 教育称为“穷理”；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他还规定 了“穷理”过程的先后顺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１３］，这也是他对书院的学子们作出的穷理过程的指导。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此是穷理的终极环节。为了实现“五伦”教育目 的，朱熹还特别重视给学生们树立道德楷模，注重榜 样的引领作用。为此，南宋书院特别重视先贤祭祀 活动，在祭祀先祖先师的仪式中，学生们追忆大师们 的圣贤之举，深刻体会圣贤们高尚的道德品行，审思 自己的言行举止，笃定自己日后所努力的方向。这 种祭祀活动起到了对学生道德教育的作用，不失为 书院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将道德礼仪教育融入于日常的教育教学之中，与近代德国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洪堡德的思想有着相近或相似之处。作为新人文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代表，洪堡德把“纯科学”的研究与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密切联系起来。他所说的“纯科学”，主要指建立在观念、深思之上的 精神科学，这种科学与实用性的、技术性的科学相 对，重在培养人的独立思维与进行科学研究的品质和能力、不以功利为目的的纯粹探究精神，以及对道 德品格和情操的陶冶与升华。正如他所说：“在大学 中，听课只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使学生与情趣 一致、年龄相同以及具有自觉性的人紧密合作；在这 里应当有一批卓越的有教养的人才，他们只为发展和传播科学而献身，而且在若干年中，只为自身和科学而活着。”［１４］诚然，洪堡德所说的“纯科学”与当时大学愈益注重的快速发展起来的实用性的、技术性的科学不太符合，因此在实践中并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过于偏重功利性需求而造成的弊端愈益显露，洪堡德思想中的合理性与积极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正如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的极有价值的方面正在被日益重视一样。
四、学术探讨形成了平等自由的学术争鸣制度典范
学术研究是大学和大学中的学者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应的学术交流、乃至于学术上的争鸣，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应当说，这种学术交流与争鸣是促进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关键。现代大学及其成员，就置身于这种频繁的校际乃至国际的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氛围之中。但只有相互之间平等自由的学术交流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南宋时期的“朱张会讲”、“鹅湖之会”等，为我们树立了自由、平等的学术争鸣的标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千百年来始终备受称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过渡时代，是“礼崩乐坏”的大动荡的时代，是各诸侯国 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也是学者和学术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时代。正是自由的氛围，成就了此一时期原创性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繁荣。包括儒 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名家等 各家各派的士人、学者都在纷纷寻找救治社会的良方，以图实现各自的理想与主张。由于为救治社会而提出的主张不同，彼此之间不免发生论争，甚至是 激烈的交锋。然而，在这一论争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各家各派的观点都阐述得较为充分、系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当时也只是众多派别中的一派显学而已，在先秦诸子中并没有特别的地位，孔子在当时也并不得志，周游列国但其主张并不被人采纳。儒家学派被抬至独尊的地位，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在宋代，理学大师们也都有自成体系的哲学理论，除了通过讲学传授其思想外，还十分注重不同学 术观点的论辩交流，称为“学术会讲”。宋代书院恪 守独立的学术研究精神和讲学之风，促成了纷繁多 彩的学术派别的形成。众多的学术派别、各不相同 的学术观点，彼此常常争鸣辩论，形成了中国学术与 高等教育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高峰。宋孝宗乾道三年（１１６７ 年），朱熹与弟子范崇伯、林泽之一起专程从福建祟安赴湖南岳麓书院拜会张栻，就中和、太 极和察识持养等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史称“朱张会 讲”。有学者评论道：“从广义上来说，此次会讲除对 朱张二人具有深刻的影响之外，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朱张会讲’开中国书院 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 远近四方士人的参与，更使会讲活动成为学术交流传播的最好平台。…… 此后，会讲形式被宋代理学家广泛采用，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１１７５）、朱熹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会讲（１１８１），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无 不得益于‘朱张会讲’所开创的这种形式。……可以 说，会讲促进了形而上的哲理观念化、制度化与世俗 化的进程。朱张所开创的这种会讲的形式，成为不 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于南宋学术的 繁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 作用。到明代，‘会讲’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讲会’形 式，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传播推动很大。很多学者立 书院、联讲会，参加人数动辄上千，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学术 下移的趋势，这与会讲、讲会形式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１５］“朱张会讲”之后的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理学大师于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教人之方展开激烈学术争鸣的“鹅湖之会”，以及朱熹与陈亮通过书信往来进行长时间的“王霸义利之辨”（１１８４年起）等，对于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家大师在争辩中完全是平等的身份，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而且，争辩归 争辩，那是为了求个真“理”，并无个人恩怨，也不为 壮大自己学派的声势使之超然凌驾于其他学派之 上。学者们相互之间对人格的尊重是令人称道的。
朱熹与陆九渊曾就“太极”、“无极”问题进行过辩论， 而且在“鹅湖之会”时两人也辩论激烈，言辞犀利，但 并不影响相互间的友情。鹅湖之会后，彼此仍书信往来，探讨学问。后来，朱熹知南康军复修白鹿洞书院，特邀陆九渊前来升堂主讲《“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章》，并对其所讲“义利之辨”大加赞扬。陈亮 通过书信往来与朱熹进行长时间的激烈论辩。他小朱熹１３岁，一方面在论辩中措辞严厉，尖锐批评朱熹的理学是空谈义理、妄言心性的“遇阔之学”，结果 导致“尽废天下之实”。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 用”，培养“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能够“推倒一 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另一方面，陈亮对朱熹 的人格非常尊重，每逢过年都要给朱熹送重礼（自然 不是贿赂之礼），颇有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但吾 更爱真理”之意味。
学术交流与争鸣构成了大学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等就成为大学学术的宝贵精神。为追求真理而各持己见，甚至产生相当激烈的论争；与此同时，通过论争能以别人的观点启发自己的思路，并无条件地尊重别人的人格，甚至能同自己的反对者仍保持真诚的朋友关系， 这就是研读中国古代学术争辩史所悟到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真谛。当我们的交流与争鸣超越了交流与争鸣者的地位、权势，以及其他相关背景和因素的限制，使弱小者同样能以平等的身份充分抒发自己的见解时，这样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才能体现出其本真的价值所在。
五、基于“道”和“情”的融洽师生关系凸显教育之本真精神
古人云：本立而道生。立本错乱，兴道必偏。无论什么样的大学，皆为教书育人的机构。与基础教育不同的是，大学还兼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的社会功能，虽然其功能形式多样，但其基本的教书育人的职能是不可或缺的。育人为天，教学为大，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以育人为天职，以培养人才为核心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有值得我们今天的大学借鉴的宝贵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教师”一词中的“教”字最初的含义为手执教鞭，对学生进行教诲。在我国传统高等教育中，尤其在私学和书院教育中，师生之间在寻“道”即探寻真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情”为纽带的相互关系，这种 “情”是双向的，既有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又有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信任和敬爱。有了这种以“情”为根基、以“道”为旨归的师生关系为基调，即便教师在某个时段显示出严厉的态度，也仍然不失为对学生负责 的体现，甚至让其受用终身。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和书院发展达于极盛的南宋时期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及教风与学风，留下了辉煌 的篇章。
就师生关系而言，这两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学生可以择师入学，奉行“门户开放”、“有 教无类”的学生观。无论是春秋私学还是南宋书院， 大师们对于学生的选择，既不论等级高低，也不考虑 年龄大小，更不关心地域家乡的不同，唯一的标准就 是学生的求学愿望与学习能力。学校一般都允许学 生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老师，只要学生虚心求教， 慕名而来，大师们也愿意接纳学生并倾尽所知对其 进行教诲。
其次，师生之间“以道相交”，即以追求真理、真 知作为交往的根基，感情笃深，因之师生关系融洽。大师们以“人师”自律，严于正其身；而学生则以“醇 儒”、“君子”而自策，乐于“亲其师而信其道”。《论 语》记载了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对春 秋战国时期的师生关系洞悉一二。在教学上，孔子 可谓教师的先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他就遵循了“有教无类”的方针招收和培养学生。他 弟子三千，遍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其中著名的弟子中 就有贵族南宫敬叔，亦有平民曾参父子；有富裕人家 出身的子贡，亦有穷苦人家出身的子张，不论出身如 何，他皆愿意收为弟子，且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孔 子的著名弟子公冶长，自幼家贫，但是聪颖好学，博 学多才，通晓书礼，终生谨遵孔子的教诲，教书育人， 治学严谨，终身不仕禄，深得孔子赏识。相传公冶长 通晓鸟语，并因此无辜获罪。孔子因爱徒无辜遭遇牢狱之灾，身陷囹圄，感到非常痛惜，他许诺：公冶 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１６］。从中可见，孔子对弟子的爱护和信任，不因出身而厚此薄彼。试想，倘若没有孔子的这般信任 和鼓励，公冶长在极其艰难的时期，能否坚定信念， 最终成为孔门弟子的七十二贤之一，也未可知了。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性格迥异有别，孔子善于发现 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长处，并擅长引导学生发现自己 的优点，但又不因学生的这些优点而忽视对他们其 他方面的教导。无独有偶，我国南宋时期的书院中， 大师们在育人过程中也同样遵循“因材施教”的原 则，注重学生个性特点、差异，制定不同的方案进行教化。陆九渊“深知学者心病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１７］。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他更多地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达到教育的最佳效果。相较于陆九渊，朱熹则擅长洞悉学生的内心，他所给予学生的指导正如对症之药一样，直至痛处，药到病除。他的学生陈淳曾说：“先生寝疾，某每入卧内听教，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１８］
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抑或是宋代书院时期的教育，大师们都鼓励学生“各言其志”，敢于发表不同观点。《论语》记载，孔子和其弟子们，皆以学术真理和道德准则为追求，并奉其为师生共处的标准和纽带， 师生们共同探讨疑惑，可以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弟子们甚至可以对孔子的言论提出质疑，并进行 反驳，即便如此，师生之间也丝毫不会有隔阂。如此 融洽的师生关系，正是得益于孔子谦虚包容、追求至 理的治学风格。因此，在孔子的教学中，师生共同切 磋学问、砥砺品行，“教学相长”的思想贯穿其中。正如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１９］；“当仁，不让于师”［２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２１］。《论语》中不仅多次记载孔子批评学生的材料，而且也有不少学生批评孔子的章句。由此，才真正形成了孔门师生深厚的感情和融洽的关系。在这种平等共处、师生交流的过程中，老师的师道尊严不但没有被折损，反而使学生 们对老师更加由衷地敬重和钦佩，更加坚定了追随孔子的决心，即使在孔子一生中最困顿的时期，他的 学生依然悉数追随。
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同样是宋代书院的特色。宋代的书院作为古代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在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两宋 书院虽功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是在师生关系上都是崇尚师生友好相处。在教学过程中，大师们不但学识过人，品德高尚，更是尽最大所能与学生平等相处，共同探讨学问，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观点，相互 砥砺，共同进步。即便是朱熹这样的声名远播的学问大家，在育人之中依然身体力行，与学生亦师亦 友。文献记载：朱熹“讲义理有未通处，与朋友共讲。十人十样说，自家平心看那个不是，……有时是这处理会得，有时是那处理会得，少间便都处理会得”；更有时，师生之间会“有不相能者，动辄吵嚷面赤”。［２２］师生之间正是在这样互相切磋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挚友之情，即使后来有学生走出书院， 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不忘书院大师的相知相待之恩。
总之，师生之间浓郁的情感因素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与这种“以血脉感化人、以情感 教育人的方法密切相连的，是以人为本、注重学生个 体差异和因材施教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执教信条， 这一信条的形成源于对受教者个体的成长背景、个 性特征、对‘道’领悟程度等方面的重视，体现出对个体的尊重”［２３］。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写到：“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 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 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 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２４］这是对传统高等教育中师生融洽关系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今天“双一流”建设中和谐 师生关系形成的有益启示。
六、注重质疑论辩的书院教学充分展现了古典研讨性教学的魅力
若对中国传统高等教育进行深入探讨和了解， 就不会将“死记硬背”、“盲目灌输”、“缺少独立思考 的理性主义精神”等大帽子简单化地扣在中国传统 高等教育的头上。仅从宋代书院尤其是南宋理学大师们创办并主持的书院中，我们对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自信就会油然而生。
宋代书院吸取佛教的禅林制度，多设于远离城市和权力中心的山水名胜之地，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一特性深深地影响了书院的教学。书 院教学不仅包括教师的升堂讲说，还包括自学和独立研究，以及相互论辩，后者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前 者。宋以后流行的各家语录，即是师弟子之间问答的记录。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 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学习能力。朱熹就指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教师的 主要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教师在书院中所 扮演的角色即是“作得个引路的人，作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问，共商量而已”［２５］。朱熹尤其反对死读书，提倡独立思考，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 未得者即当主动请教书院大师，这叫“质疑问难”。朱熹教导书院的学生：“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２６］他明确指出：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确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２７］另一位理学大家吕祖谦说：“小疑必小进，大 疑 必 大 进，盖 疑 者 不 安 于 故 而 进 于 新 者也。”［２８］以提倡心学而著名的陆九渊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２９］由此可见，从个人读书致疑，到师生质疑问难，再到书院大师们的辩疑会讲，注重学 术怀疑的理性精神已成为中国书院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就连极力提倡西学的胡适，也特别推崇书院 的自由研究精神，并举宋代四大书院为例加以说明： “书院大半在山水优秀的地方，院内广藏书籍，使学 生自修的时候，不致无参考书。此藏书之多，正所以 引起学生自由研究的兴趣。此四大书院，不独藏书 很多，并且请有学者在院内负指导之责任。来兹学 者，如有困难疑惑之处，即可向指导者请教；犹如今日道尔顿的研究室”［３０］；“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３１］。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宋代书院形成了鲜明的教学之风， 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为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图景 添加了浓郁的一笔。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欣喜于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教学方式方法及其重要作用时，如习明纳 尔（一种师生共同探讨问题的讨论法）等，请不要忘 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也曾有过注重怀疑和论辩的教学思想；有过鼓励学生自修读书、质疑问难、师生 “教学相长”的良好的教学方法；有过不循章蹈句和 照本宣科，而注重讲明义理，结合文化传统和社会人生等实际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大受学生 欢迎的教学实践。当然，受历史时代的局限，中国传 统高等教育从内容到方式方法都存在诸多缺憾，但 是那种符合人的内在本性需求、注重怀疑和论辩的 教学思想，显然应当成为新时代大学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的内生资源。在此基础上，借鉴并融入国外先 进的教学理论与方法，方能使大学教学在扩充知识、启迪思维乃至完善人格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正向功能并彰显其自身特色。
余论：对传承与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内生资源之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我们的现代大学深受现代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诱惑、甚或迫使大学不得不去追求和面对诸多世俗功利，如果要求大学完全漠视这些东西，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们甚至直接决定着大学的生存。譬如，大学对量化指标的追求、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体制内等级名分的追求等，这些追求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办学条件，是不得不致力的追求，实在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大学不能将对这种功利性的和形式上的追求视作办学的终极目标。大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注定要具有超越功利性的、体现大学之为大学的内在的理性主义精神 和文化品性，这才是大学的灵魂，舍此，大学就徒具 形式而失去了神圣的光华。当然，也就无从谈大学的特色和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因此可以说，大学 在当代的发展中面临着两难情境，而这两难情境又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推动着大学的发展。面对这种 两难选择，笔者想说的是，大学在为求生存和发展， 不得不追逐一些世俗功利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切不可一头埋入对世俗功利的追逐而不能自拔，甚 或抛弃了求真务实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应当成 为大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定力，不论在任何时期、任何 情况下，有了它的存在，总能使大学闪烁出独具个性的精神与文化魅力，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中国的崛起不止包括经济的崛起，还包括文明的崛起。文明的崛起，自然包括大学的崛起，尤其是 一流大学的崛起。中国一流大学崛起的关键，显然 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使命。“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言而喻， 是以肯定传统文化对于培养现代人才的价值为前提的，体现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传统文化 作为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它之所以能连绵不断地流传下去，并对现代化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一特殊而重要的载体”［３２］，如果我们的一流大学能够培养出足以担当起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并肩负起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的一代又一代人，能够积极 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那便是完美地 实现了自身的使命了。
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一对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概念。传承与转化首先应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这亦是传统高等教育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逻辑起点。但与此同时，优秀而丰富的本土文化和教育资源，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大多情况下往往不宜也不可能在现成的形式上直接搬用，而应当根据时代需求、具体境况的变化加以系统梳理和创造性转化，这即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３３］。厚重的文化和教育资源有待于在创新的基础上转化为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的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创新则必须要有坚实的地基，不可能凭空构建脱离地基的全新的文化大厦。当代新儒学的著名代表林毓生指出：“使用多元的思想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或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改造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变革的资源，同时在变革中得以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３４］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除了需要了解西方文化以外，而且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传统辩证的连续性，在这种辩证的连续性中产生了对传统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产生了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同时，这种新东西却与传统辩证的衔接”［３５］。
当前，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经济方 略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显示出良好的 前景，更是显示出了我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发展和转化的巨大成功。那么，在高等教育领域，对丰富、优秀的内生资源加 以当代创造性转化，从而助推“双一流”建设的快速 而健康发展，应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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