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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现状，以及心理弹性在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关系间所起的作用，为早期干预和预防抑郁症提供相关的依据和建议。方法：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心理弹性问卷（胡月琴版），用随机分层取样法对遂宁市射洪县63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①青少年中296名肯定有抑郁症状占46.5%。主要表现于抑郁情绪（7.66±5.31）、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5.04±3.389）两方面。抑郁症状中的抑郁情绪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是否患慢性疾病差（r=-4.189,4.087;p<0.001）。②心理弹性的目标专注、积极认知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r=0.124,0.153;p<0.01),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人际协助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负相关(r=-0.273,-0.100;p<0.05)。心理弹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关注、人际协助均与抑郁症状均为显著负相(r=-0.338,-0.594,-0.315,-0.371;p<0.05)。③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情绪控制在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目标专注、积极认知在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结论：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有直接预测作用；认知情绪调节通过情绪控制的部分中介作用、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的遮掩作用影响抑郁症状；情绪控制对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弹性；抑郁症状；认知情绪调节；中介与遮掩效应
本文引用格式：宋欢等.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教育现代化，2019，6（46）：66-70.
一 前言
认知情绪调节方式是指个体为了实现调节、管理不良的情绪反应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认知情绪调节很重视个体自我的积极调节，尤其是有意识的成分的参与。[1]情绪调节方式包括情绪调节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认知方式是情绪调节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个体适应内外环境要求及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2]席明静发现，对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认知情绪调节训练可以减轻抑郁和焦虑。[3]蔡琳等人发现，抑郁性障碍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症状表现有关。[4]
抑郁症状是心理障碍的一种类型，以心境或情感异常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疾病，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行为减少的“三低”症状伴有与异常心境相应的认知、行为、心理生理学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变或紊乱。[5]抑郁症是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具有高发并高复发、高自杀率、高致残率和社会负担沉重等特点。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心理活动内容变丰富、复杂但稳定性差，此时是情绪障碍的高发阶段。所以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状进行研究。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易复发的疾病，其发病率在4％～8％，已成为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疾病之一。 青少年早期这一特殊的发展过渡阶段和抑郁本身的特点也增强了抑郁对个体的消极影响。[7] 目前在我国，估计有超过 3000 万人患病， 由于未能得到及时、专业的治疗，有 85% 的抑郁症
患者病情复发，有 10%-15% 的患者最终可能死于自杀， 而 50%-70% 的自杀中存在精神问题。[25] 有研
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 1.3%-8%。 [8]心理弹性是评价一个人心理素质好坏的重要指标，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资源，强调个体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压力和困境，适应不利环境。[9]Tugade 等人发现，在面对压力时，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往往[10]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前人研究发现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呈现正相关，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呈现负相关。[11]李蕊曾发现，个体越倾向于使用适应性策略，个体心理弹性越高。[12]认知情绪调节可以通过调节个体的应对策略来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同时丁慧思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增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13]朱清等发现心理弹性削弱了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负性影响。[14]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
为了了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的现状，我们以抑郁症高发人群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心理弹性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作用，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依据，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现象，本研究提出假设，心理弹性在认知情绪与抑郁症状间存在中介作用。
二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与随机取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某遂宁市两所公立中学初二至高二学生，共发660份问卷，删除无效数据如漏答或规律性作答问卷，得到有效问卷数637份。最终样本男生306(48.03%)人，女生331(51.96%)人；农村户口学生353(55.42%)人，城镇户口学生284(44.58%)人，独生子女348(54.63%)人，非独生子女289(45.37%)人，留守155(24.33%)人，非留守482(75.67%)人，慢性疾病患者37（5.81%）人，非慢性疾病患者600（94.19%）人。被试智力均正常，均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施测的过程中主要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同一位主试进行测试，时间大约15分钟，测试完毕统一收回，完成相关的数据收集。
（二）方法
（1）抑郁自评量表(CES-D)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由Radlof于1977年编制,共有20个条目（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16]得分<15,肯定无抑郁症状；16至19，可能有抑郁症状；得分>=20，肯定有抑郁症状。总量表可分为消极情绪、积极情感、躯体症状和人际关系四个因子。主要测量抑郁心境和体验，同其他抑郁问卷相比更适合一般人群的抑郁评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6，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6，0.707，0.797和0.74（凌宇，贺郁舒，黎志华，刘文俐，2015)。[16]
（2）年心理弹性量表（胡月琴版）心理弹性量表，通过访谈25名经历过较大负性生活事件而又适应良好的中学生，编制出100个题目，在283名青少年中初测，通过项目鉴别度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27个题目，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α均大于0.7（胡月琴，甘怡群，2008），效度良好。[17]
（3）情绪调节量表(CERQ)中文版加尼弗斯蒂(N．Garnefski)的CERQ是专门用于测量个体经历负性事件之后的感受与想法，包括36个项目的自我报告量表，分9个维度：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及责难他人。采用5点记分法，从1(从不)-5(总是)。各子量表得分即为相应维度的4个项目之和。子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经常采用此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该量表在荷兰施测，Cronbach仅系数大多数超过0.70，有的子量表甚至超过0．80，且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认知情绪调节中文版量表的翻译征得CERQ编制者加尼弗斯蒂的同意。效度指数α=0.69，具有良好的效度（Gamefski K~aaij&Spinhoven，2002）。[26]
（三）研究程序
由主试配合班主任完成施测，主试讲解指导语，学生理解后开始答题，完成后统一回收问卷。由于考虑到现在初一学生年龄普遍小于12岁，高三学生准备高考，所以未对初一与高三学生进行考察。
（四）统计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差异、相关统计分析。采用process插件，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三 结果
（一）抑郁症状的描述分析
青少年中296名肯定有抑郁症状,占46.5%。存在抑郁症状的青少年主要表现在抑郁情绪（M±SD=7.66±5.31）、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M±SD=5.04±3.389）两方面。
（二）性别、户籍、留守情况、是否患慢性疾病的差异性检验
由于抑郁症状青少年是一个有着社会极高关注度的特殊群体，所以本研究也探讨了抑郁症状青少年在以上人口学问题中的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抑郁情绪在性别（t=-4.168,p<0.001）、是否患慢性疾病（t=4.087，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心理弹性各维度与认知情绪调节、抑郁症状的相关
本研究各变量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结果发现目标专注、积极认知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p<0.01），即高目标专注度与高积极认知的态度人，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越好；情绪控制（p<0.01）、人际协助（p<0.05）与认知情绪调节呈现显著负相关，即高情绪控制的人，高人际协助的人，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越弱。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均与抑郁症状呈现显著负相关（p<0.01），即高目标专注，高情绪控制，高积极认知，高人际协助的人，抑郁症状得分越低，情况越好。家庭支持与认知情绪调节、抑郁症状均不相关，所以未在表中列出。
（四）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多个并列中介模型检验
在相关的基础上，参考温忠麟、叶宝娟[18]和陈瑞、郑毓煌、刘文静[19]的观点，使用多个并列中介变量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温忠麟，叶宝娟[18]的理论中介效应检验流程中，系数c指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对因变量抑郁症状的总效应；系数a是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对中介变量心理弹性各维度的效应；系数b是指在控制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心理弹性各维度对因变量抑郁症状的效应；系数c’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心理弹性各维度的影响后，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对因变量心理弹性的直接效应。
基于图1的中介效应模型参照Preacher和Hayes[27]提出的多个并列的中介变量检验方法，进行非参数Bootstrap方法检验心理弹性各位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取样数为5000次，95%的置信区间。本研究得到模型研究结果如下：中介路径的作用结果见表2，数据显示五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区间（LLCI=0.02,ULCI=0.09）不包含0，作用大小为0.06。五个中介变量中，人际协助（LLCI=-0.001,ULCI=0.019）、家庭支持（LLCI=-
0.004,ULCI=0.008）置信区间中包含了0，所以中介作用不显著。目标专注（LLCI=-0.017,ULCI=-0.001）、情绪控制（LLCI=0.043,ULCI=0.089）、积极认知（LLCI=-0.025,ULCI=-0.002）置信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作用大小分别为-0.006，0.064，-0.010。本研究中，间接效应c’=0.05目标专注（a1=.02,b1=-0.29）,积极认知（a3=.03,b3=-0.36)的系数ab符号与c’异号；情绪控制（a2=-.070,b2=-0.908），ab与c’同号（温忠麟、叶宝娟，2014）[20]。所以，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起遮掩作用，作用大小分别为-0.006和-0.010；仅情绪控制起中介作用，作用大小为0.064，结果见图1。
四 讨论
（一）现状
描述分析结果可知，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概率高达46.5%，呼吁社会各界、学校、老师与家长关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前预防抑郁症。基于抑郁症状青少年在性别、户籍、留守情况、是否患慢性疾病以及独生子女情况中的差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女性与患慢性疾病的青少年抑郁情绪得分显著高于男性与未患慢性疾病的青少年。结果警示当前初高中学校以及家长应更加注意女性青少年和患慢性疾病的青少年的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情绪状态。
（二）相关
相关分析中，心理弹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与抑郁症状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0]心理弹性越高的青少年，其抑郁症状越弱，面对压力或负性生活事件时会更加的控制自己情绪，积极的看待问题，善于寻找别人的帮助。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采用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的青少年其心理弹性高，表现在对目标的注意力保持以及采用积极的认知方式。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负相关，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21]面对挫折时选择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寻求他人帮助的青少年在自我认知与情绪调节方面要弱于其他选择积极认知方式的青少年。各变量的相关结果表明，注重青少年的积极认知方式的培养，提高对目标专注力的培养可以改善他们的认知情绪调节的方式。而抑郁症状青少年群体应努力提高自身抗压能力、面对困境的心理弹性。可以从提高目标专注、训练情绪的控制、采用积极的认知方式、创作并维持人际关系协助等方面去改善其抑郁症状。
最后，从以上的相关结果的讨论，可以看出存在一些“矛盾”，心理弹性各维度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部分维度与认知情绪调节呈现正相关，然而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症状却是正相关，此“矛盾”文章后面的遮掩效应可以进行解释。
（三）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认知情绪调节直接影响着抑郁症状，根据社会现状来看，该路径之所以显著可能是因为认知情绪调节与个体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在面对恶性事件时常采用消极的情绪策略，而经常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方式容易导致个体的心理不健康,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2][23]也与研究假设一致，心理弹性中的情绪控制维度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认知情绪调节还通过情绪控制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这一结果表明，预防或改善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情况可以从培养健康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情绪控制两个方面入手。
心理弹性中的人际协助与家庭支持未存在中介效应；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起遮掩效应。中介效应检验中，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呈现正向预测作用，认知情绪调节对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为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导致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换句话说，即控制了心理弹性后，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于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的存在，遮掩了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对抑郁症状的实际影响，也减弱了情绪控制的中介效应，但是效应值较小，所以遮掩效应对实际影响不大。由于目标专注与积极认知的遮掩效应，学校、教师或家长可以专门在提高目标专注力和使用积极认知方式的引导上来预防或减弱抑郁症状。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研究只调查了初二到高二的学生，未涉及初一与高三，因此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所有青少年范围，还有待进一步考察；（2）本研究选取的是遂宁市的两所中学学生，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的青少年。
五 结论
以上的研究结果警示社会、学校、家长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建议从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弹性的提高作为切入点，定期进行专业的团体辅导，引导青少年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健康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提高青少年心理弹性，保护其心理健康，远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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