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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近年呈“ 井喷式 ”增长态势，对于该类案件， 目前主要依 靠刑罚手段进行规制，此种单一规制措施显然无法适应现实需求。当前《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 案 )》已从行政制裁与刑罚制裁相衔接的角度对“ 网络信息犯罪 ”的规制手段作了创设性规定。 基于刑法谦抑性等考量，建议借鉴《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的既有做法，于立法中明确“ 帮 信罪 ”行刑规制措施的衔接适用机制。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政制裁,刑罚制裁,衔接机制
一 、问题的提出
自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 增设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 以下简称“帮信罪”)， 将 帮助网络犯罪的行为独立定罪以来 ，案发的“帮 信罪 ”案件已经呈“井喷式 ”增长。[1] 根据 2022 年 8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涉信息网络犯罪特 点和趋势 (2017.1 - 2021.12)” 发布的《 司法大 数据专题报告 》显示 ，2017 - 2021 年期间 ，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涉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达 28.2 万余件 ，且仍呈急剧增长态势。其中 ，相较 于 2020 年 的 5.78% 、2019 年 的 0.22% 、2018 年 的 0.07% ，2017 年的 0.06% ，2021 年“帮信罪 ” 在“涉信息网络犯罪 ”中占比已达 54.27% ，已 成为网络信息类犯罪中的第一大罪名。[2] 此外 ， 从“帮信罪 ”的犯罪人员年龄结构来看 ，18 ~ 40 周岁区间的人员占比最大 ，达到 89.32% ，其中 18 ~ 28 周岁的人员占比为 55.09% ，不少还是在 校学生或者刚步入社会的学生 ，29 ~ 39 周岁的占 比 34.23%。[3]
能够看出，“ 帮信罪 ”的犯罪人员年龄分布普 遍集中在 18 ~ 40 周岁之间 ，罪犯年轻化趋势明 显，不少还是在校学生或者刚步入社会的学生。对 此，尽管目前《刑法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等相关法律法规均已针对“帮信罪 ”出台 了相关规制措施，但不难发现，既有规制措施的制 定均集中于利用刑罚的手段来对“帮信罪 ”的犯 罪人员加以规制 ，此种措施一定程度上虽能够达 到惩治犯罪的效果，但稍有不慎可能会与罪责刑 相适应以及刑法谦抑性的初衷相悖。[4] 鉴于此，本 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选取了 18512 份刑事判决 书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判决书样本进行实证分 析 ，进而对在“帮信罪 ”中衔接适用行刑规制措 施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衔接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样本选取及样本分析
为直观地分析当前“帮信罪 ”的相关实践情 况以及更好地论证在“帮信罪 ”中衔接适用行刑 规制措施的必要性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 搜索平台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刑事 判决书 ”作为关键词 ，共计检索到 18512 份关于 “帮信罪 ”的刑事判决书。通过对这 18512 份刑事 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
第一，“ 帮信罪 ”的涉案人员，其年龄结构普 遍较低 ，多集中于“90 后 ”“00 后 ”， 且多数犯 罪人员存在自首、立功等情节。根据统计发现，在 18512 份刑事判决书中 ，5450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 关人员具有“ 自首 ”情节，占比达 29.44% ，323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员具有“立功 ”情节，占比达 1.74%;
第二，“ 帮信罪 ”的犯罪主体，其主观恶性多 数情况下偏弱，结合这 18512 份刑事判决书，能够 发现，1502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员属于法定“从 犯 ”范畴 ，1210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员具有法 定“减轻处罚 ”情节 ，636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 员属于“偶犯 ”情形 ，72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 员能够在定罪前积极进行“退赃 ”，相反仅有 18 份刑事判决书中相关人员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犯 罪团伙 ”;
第三，“ 帮信罪 ”的发生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 区以及沿海地区 ，根据统计分析发现 ，在检索的 18512 份刑事判决书中，其中发生在东部地区 (包 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 福建 、山东 、广东和海南 11 个省市 ) 的案件数量 为 6370 件 ，发生在中部地区 (包括山西 、吉林 、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8 个省 ) 的案件数量为 8066 件 ，而发生在西部地区 (包括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 海 、宁夏、新疆、广西 、内蒙古 12 个省市自治区 ) 的案件数量仅为 4076 件，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帮 信罪 ”案件占比达 77.98%，笔者认为这可能和沿 海地区经济条件较好有些许关联。
三、“ 帮信罪 ”中衔接适用行刑规制措施的实 证分析
( 一 )“ 帮信罪 ”既有规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及 不足
2015 年 8 月 29 日，《刑法修正案 (九 )》 正式 通过并颁布，该修正案的一大亮点即在于，在《刑 法 》第二百八十七条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该罪名的确立实现了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器托管 、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为 其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独立纳 入刑法规制范畴 ，学界有学者认为该罪名的确立属于从立法的角度将“帮助行为 ”正犯化 [5-6] 。 2019 年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 布《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其中第十一至十三条进一步细化了“帮信罪 ”的 定罪量刑标准。2021 年 6 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 二 )》， 该意见中的第七至十条着重就办理涉 “两卡 ( 即手机卡 、信用卡 )” 犯罪案件适用“帮 信罪 ”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规定。[1] 结合前述相 关法律 、司法解释以及意见的内容来看 ，目前对于 “帮信罪”， 相关法律仅从刑罚的角度对其进行了 规制 ，尚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行刑衔接机制仍 存有空当。
( 二 )“ 帮信罪 ”中衔接适用行刑规制措施的 必要性
结合目前立法针对“帮信罪 ”仅明确了刑罚 规制的现状，笔者以为，此种立法规定并未对实践 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周全考量 ，司法实践中对 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帮信罪 ”犯罪人员 ，通过 刑罚的手段予以规制较为合适，但是对于其中所 涉及的社会危害性小的“帮信罪 ”犯罪人员 ，能 否不加区分一律通过刑罚手段进行规制则值得商 榷。就本文检索的 18512 份刑事判决书来看，虽然 有相当部分“90 后 ”“00 后 ”的犯罪人员属于“帮 信罪 ”的偶犯、从犯人员，或者具有“ 自首 ”等情 节，但鉴于相关案件所涉金额较大，一般均对其科 以了刑罚 ，如“黄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一案 ”① 中的黄某某，其虽具有“ 自首 ”情节，但 最终法院仍对其科以“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的刑事处罚，再如“毛某 、向 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 ”②“黄某某 、王 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 ”③“ 申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 ”④“邹某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一案 ”⑤“余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 ”① 等案件，其中的量刑思路都或多或少 存在以上问题 ，此种量刑模式多与以“数额 ”作 为量刑重要依据的裁判思路有关。对此 ，笔者认 为 ，对于“帮信罪 ”这种与网络活动相挂钩的罪 名 ，不能一味地将“数额 ”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 依据，应当要将涉案人员的具体情况、在犯罪活动 中的角色分工 、具体的实际情况等作为主要考量 标准，基于此，本着刑法谦抑性以及刑罚“惩治为 辅，教育为主 ”的理念，可以尝试通过行政处罚的 手段来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帮信罪 ” 涉案人员进行规制 ，此种手段可以极大地缓解因 刑事处罚给这部分人员“再就业 ”带来的困境 。 此外 ，从 2021 年 10 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草 案 )》 中针对网络犯罪增加行政处罚内容这一举措 来看 ，在“帮信罪 ”中搭建行刑衔接机制具有可 操作性，对此，立法者可以予以参考。
四、“ 帮信罪 ”中衔接适用行刑规制措施的具 体架构思路
( 一 ) 明确“ 帮信罪 ”行政规制的法律条文
既有法律规定仅是从刑罚的角度对“帮信罪 ” 的规制措施进行了明确 ，尚未有相关法律对“帮 信罪 ”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规制措施以及如何适用 行政规制措施进行明确 ，相关操作指引存有空 白。对此，建议做到立法先行 ，即对相关法律进行 针对性修改，从立法的角度对利用行政规制措施 治理“帮信罪 ”案件提供思路。具体而言，可以通 过召开专家专题讨论会 、咨询专家以及社会群体 等方式 ，吸纳各界优质建议 ，围绕“帮信罪如何进 行行政规制 ”这一重点对《刑法 》《行政处罚法 》 等相关法律进行针对性修改 ，同时可以借鉴《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 (草案)》 等相关规定，通过归结 类似案件的处理思路，从而对“帮信罪 ”行政规 制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
( 二 ) 明确“ 帮信罪 ”刑法规制与行政规制的 衔接机制
倘若“帮信罪 ”已经明确了行政规制措施 ， 那么该措施如何与既有的刑罚规制措施进行衔接 适用，这也是即将面临的一个现实性问题 ，目前尚 未有相关法律对“帮信罪 ”衔接适用行刑规制措 施进行明确规定，相关操作指引存有空白。对此，笔者建议对《 刑法 》《行政处罚法 》等相关法律 进行针对性修改 ，具体而言 ，对于社会危害性较 大 、在“帮信罪 ”中起主要作用或者存在多次犯 罪行为的相关人员 ，可以从刑法的角度对其予以 规制，具体的量刑可以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社 会危害性较小、偶犯的涉案人员，尤其是其中涉及 “95 后 ”“00 后 ”涉案人员的 ，可以考虑从行政处 罚的角度对其进行规制 ，通过行政处罚来对其进 行惩戒教育 ，当然 ，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应 当将涉案金额作为考量是否适用行政规制措施的 主要依据 ，笔者以为应考虑到当前社会“帮信罪 ” 特殊性以及客观因素 ，可以将涉案金额作为决定 是否适用行政规制措施的次要依据。
五 、结语
“帮信罪 ”的设立初衷是将网络信息犯罪案件 中的帮助行为独立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诚然 ， 该项罪名的确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犯罪的效 用 ，但与此同时 ，不加区分地将网络信息犯罪案 件中的帮助行为全部纳入“帮信罪 ”范畴，试图 借助刑罚手段进行规制 ，此种“一刀切 ”的做法 难免会导致“帮信罪 ”成为网络信息犯罪的“ 口 袋罪 ”，这与刑法的谦抑性等主流价值观相悖。对 此，本文通过选取 18512 份刑事判决书作为样本 ，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提炼 ，明确对于网络信息犯罪 中所涉及的帮助行为 ，可以尝试通过行政规制与 刑事规制相衔接的角度进行差异化管理 ，当然，鉴 于目前立法对该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空白 ，故该机 制的确立有待立法的进一步细化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适用问题[J].人民司法，2021(35)：40-44.
[2] 郭洪平.“帮信罪”：一年增长 21 倍，已成电信网络诈骗“第一罪”[N].检察日报，2022-05-17(5).
[3] 周振杰，赵春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证研究—— 以 1081 份判决书为样本[J].法律适用，2022 (6)：84-85.
[4] 张佳华.大数据时代新型网络犯罪的惩治困境及进路[J].学习与实践，2022(5)：85-95.
[5] 陈兴良.共犯行为的正犯化：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J].比较法研究，2022(2)：44-58.
[6] 黄现清.正犯化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22(7)：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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