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革命的“财富分配悖论”及其破解路径——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考察论析（附全文PDF版下载）

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产生了智能革命, 智能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带来社会总财富的急剧增加, 但智能革命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劳动者因失业而出现收入贫困化。智能革命在带来社会生产总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 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不增反减, 由此形成“财富分配悖论”。而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是智能革命与资本联姻, 实现了智能资本化。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义那种仅仅在分配领域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主张治标不治本, 而遵循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 从制度选择、理念引领、互补型产业建构、劳动者转型等方面破解智能革命的“财富分配悖论”, 才是标本兼治之正道。

关键词：
智能革命; 智能资本化; 资本逻辑;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王永章, 博士,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

基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唯物史观视域下智能革命与财富分配研究” (2017BKS002) ; 上海市学生德育实践研究课题;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creates intelligent revolution, and intelligent revolution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the entire social wealth. However, intelligent revolution brings about unemployment of a great number of workers and their impoverishment. Although intelligent revolution greatly promotes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ntire social wealth, the wealth that could be shared by the majority of laborers is not increased but decreased, which shows “wealth distribution paradox”. The roots of this paradox are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apital, that is, capitalization of intelligence. The solution to polar distribution proposed by Neo-liberalism and welfarism is temporary, which cannot be used to solve the paradox. Only by following Marxism principle of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on distribution mode, can the“wealth distribution paradox”be solved in perspectives of system selection, idea guideline, complementary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labor transformation.

Keyword：
intelligent revolution; capitalization of intelligence; capital log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智能革命———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智能交通、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无人工厂、智能机器人等。一方面智能科技革命对生产的有力渗透, 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带来社会总财富的急剧增加, 但另一方面, 智能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生产领域, 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从而出现收入贫困化。智能革命带来社会生产总财富不断增加, 而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不增反减, 由此形成智能革命的“财富分配悖论”。此“悖论”产生的本质根源和内在机理是什么?它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结果?我们如何才能既促进智能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以生成新型生产力, 又克服“财富分配悖论”?对此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寻求应对方略。

一、新一代智能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1. 智能革命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突破口和经济新增长点


智能革命不仅仅是单一的部门性技术革命, 而且是全局性产业革命, 它将尚未系统化的、散在的新科技 (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 与传统制造业结合为一体, 正在建构起当代最先进的智能控制生产体系。智能科技革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改造现有机器设备, 使整个相互联系的自动控制生产体系出现质的飞跃。智能革命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复制劳动, 并缔造出全新的“虚拟劳动力”。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 它能创造一种新的劳动力———“智能自动化”。 (1) “在智能化的助推下, 人类社会生产能力迅速提升。过去要许多人在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劳动, 未来, 借助于智能机器人则只需要很少几个人甚至可能不需要人就可以迅速完成。” (2)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而智能革命引领实现智能化、数据化、物联化经济, 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突破口和经济新增长点。这是新常态下面临转型压力的中国经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为它不仅是中国加快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而且它还能为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带来新机遇。据国际知名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报告, 人工智能到2035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使年增长率从6.3%提至7.9%, 并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 (3)

2. 智能革命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引发“财富分配悖论”

智能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的劳动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瓦解大量人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 很多人将失去工作。与历史上其他几次工业革命不同, 智能革命日益呈现出具有颠覆性的新现象和新特征。历史上其他几次产业革命, 主要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 导致体力劳动者失业, 而智能革命所带来的冲击不是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 而是对现有职业和工作版图的大规模颠覆。智能革命不仅带来体力劳动岗位的丧失, 导致大量体力劳动者失业, 而且还导致部分脑力劳动者失业, 如一般的编辑工作者、财务人员、股市分析师、部分医生 (放射科医生、外科医生) 等。在量上, 劳动者失业变得越来越多;在质上, 脑力劳动者也将面临“颠覆性”失业, 失业的范围更广, 层次更深, 程度更严重。“研究人员对未来十年、二十年受威胁工作岗位规模的估计从9%到47%不等。按此趋势, 随着AI技术的普及, 未来可能每3个月就会有大约6%的就业机会, 因为岗位萎缩而消失。” (4)

智能革命带来大量劳动者失业, 劳动权利被剥夺, 从而出现收入贫困化。早在170多年前, 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中指出:“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 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 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 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 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5) 如果说传统工业革命劳动者只是受到机器大生产的支配和奴役, 那么智能革命则可能让劳动者彻底走开, 部分劳动者被彻底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大量劳动者失业, 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劳动权利被剥夺, 将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 出现收入贫困化。智能革命对总体生产力的增长贡献巨大, 但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智能革命带来社会生产总财富不断增加, 而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不增, 甚至反而减少, 由此导致“财富分配悖论”。

二、智能革命引发“财富分配悖论”的成因及其本质

智能革命为什么会引发“财富分配悖论?其主要原因是资本与智能革命联姻, 融为一体, 实现了智能资本化。

1. 历次科技革命最终都是少数人受益

历次科技革命在给人类社会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 都将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 最终都是少数人受益。数据显示,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时代) 时, 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即资本家博尔顿是最大受益者, 第一个实现蒸汽机产业化的乔赛亚·韦奇伍德也获得了巨大收益。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时代) 时, 最大受益者是制造发电机的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 发明电灯的托马斯·爱迪生, 贝尔、福特、西门子以及J·P·摩根等的投资人。第三次工业革命 (信息时代) 时, 最大受益者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甲骨文的掌门人埃里森、马云和马化腾等, 他们在互联网信息科技革命中获得巨大财富。 (6) 为什么会导致如此结果?实际上,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是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 实现了科学技术资本化。在资本逻辑统摄的时代, 资本会将科学技术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轨道, 通过科学技术资本化支配人, 支配社会财富分配, 最终财富被少数资本所有者占有。反之, 绝大多数劳动者却成为受害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 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 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 (7) 科技革命创造的社会财富的确是增加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8) 但增加的社会财富却是少数人的财富。

2. 智能革命与资本联姻导致智能资本的支配权力急剧扩张

单纯科技革命只是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新的“自然力”, 即对自然规律的利用方式。科技革命必须与资本结合, 必须与支配市场资源的社会经济权力结合, 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下, 资本就是这种强大的社会经济权力。
智能革命是引领新一代科技发展前沿的颠覆性技术革命。资本与智能科技联姻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 二是产生出空前巨大的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力。一方面, 智能革命借助资本实现其自身产业化, 通过技术创新有效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 资本为了获取利润、保持资本积累的持续价值增值能力, 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 最终资本全面掌控智能新科技。资本借助智能革命放大了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力, 最终以资本为轴心的智能革命导致劳动者失业大军裂变式扩张。资本与智能科技联姻导致资本支配权力空前巨大, 支配范围更广, 层次更深, 智能革命与资本联姻带来对劳动者的“权”和“利”的双重剥夺, 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3. 人的劳动二重性与智能机器人“劳动一重性”的本质区别, 导致财富系统膨胀与交换系统萎缩的冲突、失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人的劳动具有二重性, 即创造劳动产品的具体劳动和人的无差别劳动凝结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则创造商品的价值。而智能机器人的“劳动”只具有一重性, 机器人只能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不能创造价值。

智能机器人无法创造出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交换系统。一方面, 从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 智能机器人是物化劳动, 可以转化价值, 但不能创造价值。智能机器人是活劳动的物化凝结物, 其是机器, 不是人。价值是人的活劳动的凝结。价值只能是由人创造的, 而不可能是机器人创造的, 机器是死劳动的沉淀, 无法创造出活劳动的凝结产物———价值。智能机器人作为生产资料本身只是生产价值的条件, 而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不是智能机器人 (死劳动) 创造价值, 而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 从价值交换角度来看, 智能机器人自身不具有主体性需求, 其只能生产物质财富和劳动产品, 而不能消费劳动产品。因此, 智能机器人无法形成和实现像人与人之间为满足彼此消费需要而形成的交换价值系统。智能革命导致生产力越来越发达, 机器人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 而活劳动凝结的价值生产却越来越少。同时, 智能机器人没有价值消化体系, 机器人无法消费自身彼此生产的产品, 从而导致产品积压、产能过剩。机器只生产却不消费, 而劳动者想消费, 但由于贫困却无法消费, 这就导致整个生产系统和价值系统结构的失衡。生产系统的失衡表现为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智能机器生产力越发达、生产力效率和水平越高, 生产过剩则越严重, 这将导致供给远大于需求, 需要供给侧改革。

而价值系统失衡则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劳动者因失业而变得越来越贫困。劳动者收入贫困化将导致整个社会购买力下降, 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将变得越来越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严重失衡, 使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产品被排除在社会交换系统之外, 从而引发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等一系列后果。

三、智能革命引发“财富分配悖论”的机理及演化形态

智能革命与资本联姻导致智能资本化的“财富分配悖论”是怎么发生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最终发现, 资本积累导致“财富分配悖论”是通过商品的“价格”对“价值”偏离, 分割剩余价值来实现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总是以其价值为轴心, 商品价格的平均值应等于其价值。但“随着资本进入市场后, 生成了由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货币乃至现代的证券化资产等组成的日益复杂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复杂的市场结构中, 由于各种私有资本为追求自身增值而分割剩余价值, 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与波动, 造成‘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正是这种各种力量分割剩余价值而产生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运动导致了两极分化的资本逻辑。剩余价值越来越远离生产者, 而被‘他者’分割所有”。 (9)
智能资本权力空前巨大, 分割剩余价值将导致“价格”对“价值”更大的偏离, 造成更严重的“财富分配悖论”, 并由此产生五种演化形态:

一是在劳资关系博弈中, 价格对价值偏离导致劳动者财富收入贫困化。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 但剩余价值表现为总资本带来的利润。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 这是价格对价值第一次发生偏离, 偏离的结果是资本分割剩余价值, 智能资本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使工人变得贫困。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工人的“绝对贫困化”, 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工人的“相对贫困化”。

二是在传统产业资本与智能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博弈中, 价格对价值偏离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和产业结构扭曲失衡。由于资本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各部门、各行业利润率平均化。智能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 由于资本的竞争, 剩余价值就会在各部门之间发生转移, 剩余价值由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和行业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和行业转移。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 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转变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 从而导致价格对价值的进一步偏离。偏离的结果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和产业结构失衡。

三是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博弈中, 偏离导致经济脱实入虚, 虚长实衰。股市、汇市和期市里的资本是分割其他领域剩余价值的金融资本。在股市、期市和汇市里, 金融资本通过虚拟经济系统进行所谓“以钱生钱的游戏”, 分割剩余价值。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必将导致虚拟经济迅速膨胀, 产生泡沫, 而泡沫一旦破灭将引发整个实体经济衰退。

四是在土地与资本博弈中, 偏离导致土地所有权分割剩余价值, 出现地价高、房价贵的现象。土地进入市场, 依靠政治、法律权利来创造土地所有权。土地权利者获得土地所有权后, 通过土地所有权分割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分割剩余价值将造成价格对价值进一步偏离。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对土地资源的渴求, 以及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 土地所有权将分割巨额的剩余价值, 从而导致地价高、房价贵。

五是在国家间的关系博弈中, 价格对价值偏离导致国际间发展不平衡,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贫困, 社会动乱以及国际冲突不断。为了补贴本国劳动者, 发达国家凭借资金和智能技术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奴役和支配。这将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国家间贫富两极分化和国际间发展不平衡。美国通过智能金融全球化, “靠别人的廉价劳动来养活自己, 寅吃卯粮, 维持高标准的消费, 利用经济霸权手段来搞金融勾当, 所谓的‘空手套白浪’不劳而获, 大量地在世界市场上捞钱”。 (10) 由此可见, 价格对价值偏离带来世界范围内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衡, 使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这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贫困, 而且还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四、智能革命引发“财富分配悖论”的破解路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要发展智能革命以生成新型生产力, 又要防范收入分配悖论。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市场自身来自动调节财富分配, 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和贫困。福利主义则企图通过增加工资和各种福利来消除贫困和失业, 但长期福利化将使经济和财政难以持续, 扼杀经济增长势头, 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失去福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义在分配领域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各种主张治标不治本, 标本兼治的路径应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 从制度选择、理念引领、互补型产业建构、劳动者转型等方面破解智能革命的“财富分配悖论”。

1. 制度选择: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化解“财富分配悖论”

逐利的资本具有快速的全球流动性, 而劳动者的流动性则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特别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尤为严重。这就导致各国政府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带来的经济衰退, 将尽可能制定各种制度以确保资本利益最大化, 甚至损害劳动者利益。若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资本将外逃。没有资本, 生产力得不到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将陷于停滞, 由此造成了财富分配“两难”的制度困境,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走出困境的制度选择。

一是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建立各种资本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 收入分配结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因此, 必须坚持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国有经济既要进入那些非公有制经济不愿意或难以进入的而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部门, 弥补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 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主导地位”。 (11) 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产业链融合、相互合作等, 培养其他资本对国有资本的依赖性, 并对其进行引导, 通过国有资本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以此驾驭和导控各种资本。二是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来保护劳动者利益。如建立劳动者最低工资法, 扩大股份合作制试点, 劳动者以劳动入股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促进公共利益均等化, 切实解决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难题, 充分利用公有资本在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地位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三是探索建立政府调控、企业配置、社会集体谈判三方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通过政策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 督促企业建立以劳资集体谈判为主要形式的工资决定机制;逐步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制度。只有建立在劳资共决的基础上, 才能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落到实处, 以维护劳动者的经济权益。

2. 价值引领: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智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塑造智能革命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其中, 坚持创新发展, 智能科技涉及计算机自动控制、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前沿技术, 应推动智能科技研发与产业化, 以智能科技革命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在科技创新中寻找出路。坚持绿色发展, 应发展智能化绿色产业, 经济发展要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中摆脱出来。坚持协调发展, 应协调智能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产业协同发展。坚持开放发展, 应利用大数据、智能新科技发展开放联动、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经济。坚持共享发展, 应以共享发展“补短板”的方式, 使创造财富者拥有财富, 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劳动者的“权和利”双重分化的复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 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12) 因此, 应根据国家引导、市场需求、地区差异等要求, 补齐劳动者财富收入分配短板, 实现“剩余价值”复归, “从根本上提高产业工人的财富收入, 增加劳动报酬占比, 弱化资本对财富分配的支配作用。持续增加产业工人财富收入, 使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13) 从而使创造财富者拥有和共享财富。

3. 产业建构:构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互补型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结构良性生态演化的两个方面。为此, 一是要建构“互补型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既要发展智能技术密集型产业, 大力发展生产力, 利用智能科技来带动疲软的世界经济发展, 不断创造新产业,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如无人机、3D打印、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又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为实体经济注入资本, 增强活力;更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吸纳被智能革命排除在外的劳动者。要特别警惕产业空心化, 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如工艺加工业、文化产业、服务业等, 并加大劳作工匠型产业发展。同时, 中国经济发展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立足国内特色产业和资源禀赋, 实现多样化经贸合作, 建构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互补型产业结构”。二是要通过产业链条内部不断裂变和突破性的空间演变等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要通过产业拓展和升级来吸纳劳动者。一种方式是通过让产业链条内部不断裂变使得产业形态向上转型升级。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关键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革, 令产业改变原有的演进路径。这是突破性的空间演变路径。无论是产业链条裂变的转型升级还是商业模式的变革拓展, 都将产生出许多细分行业和无数新的工作岗位, 这将会吸纳大量劳动者就业。

4. 人的转型:加大智能科技培训和智力教育, 实现劳动者转型发展

在上述产业建构中, 应加大智能科技培训和智力教育, 使劳动者变成能够驾驭各种高技术机器设备、从事经济建设的“智能主体”。智能革命时代下中国特色的劳动者转型发展的方向是多渠道分类转型发展。应通过创新型教育培训, 将工人塑造为适应智能科技革命的智慧劳动者, 使工人转型成为适应“互联网+”和“工业2025”需求的高端创新型工人, 从而实现产业转型与人的转型协同发展。智能革命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将转型发展为:在社会地位上, 再塑主人翁责任感;在知识结构上, 成为智能型劳动者;在技能特征上, 成为创新型大国工匠;在学习能力上, 成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终身学习者;在社会行为上, 成为有获得感、有教养的劳动者。

注释（参考文献）：

1 刘红:《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全新生产要素》, 《金融时报》2017年7月11日。
2 参见何云峰:《智能机器人究竟是会取代人类劳动, 还是解放人类劳动?》, 《解放日报》2017年6月27日;何云峰:《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散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何云峰:《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视角看劳动幸福问题》, 《江汉论坛》2017年第8期;何云峰:《人类解放暨人与劳动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江淮论坛》2017年第1期。
3 刘红:《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全新生产要素》, 《金融时报》2017年7月11日。
4 丁明媚, 迟磊:《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 来源于今日头条网, 2017-01-1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92页。
6 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 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第342—35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12页。
8 同上书, 第405页。
9 王永章:《论“价格”对“价值”偏离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解读》, 《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0期。
10 秋石:《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红旗文稿》2009年第10期。
11 《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人民日报》2010年8月24日。
1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13 王永章:《失业根源的颠倒: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失业理论的当代价值》, 《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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