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论文（附论文PDF版下载）

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 从历年有关高考改革的文献统计发现，关于高考改革研究，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为了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推动高考改革的研究，同时为了在高考改革过程中避免设计带有选择性、不系统性、政治性和非理性，平衡多方矛盾，可以尝试在高考改革的研究中引入由循证医学带来的循证实践框架：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解读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从研究者、实践者、服务对象、管理者角度介绍循证实践如何在高考改革中平衡多方矛盾；结合高考改革本身的定位，从循证平台建设和作为高等教育培养主体的高校两个方面提出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基于证据；循证实践；高考；高考改革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发布，被认为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给高考改革指明方向。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而教育领域里能够引起全民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首推高考改革。做好高考改革的研究对于推动高考改革至关重要。

一、高考改革研究的现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有关高考改革的文献来了解目前高考改革研究的现状，从而了解高考改革的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和思维动向。中文社会科引文索引（CSSCI）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统计其收录的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献能够较好地反应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选择从建库到2017年，搜索来源类别仅选择CSSCI，主题或篇名为“高考改革”的文章，删除年度报告、新闻报道、时评、邀请函、综述以及内容与高考改革无关的文献，共得到338篇文章。根据内容判定，其中定性研究320篇占94.7%，定量研 究18篇仅占5.3%。可见，在高考改革的研究中，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从2008年起，关于高考改革的定量研究才首次出现， 数量逐渐增加，最近十年中所占比例虽有反复但是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表1）。同样，基金的支持情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高考改革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上的差异。在前面的搜索下选择查看支持的基金，数量最多的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34篇），其次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篇），省级社会科学基金或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篇）。考虑到目前大部分教育科学类基金支持的研究可以归入人文社会科学类，暂且将教育科学类基金归入人文社科类进行统计。人文社科类基金数量与自然科学基金数量的巨大悬殊（46∶2），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高考改革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巨大差异。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如何为教育发展服务，怎样更好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如何平衡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考生与高校、公平与效率等多方矛盾……这些都是当前高考改革中所面对的难题。在民众的关注、媒体的聚焦下，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排除政策和科学的偏见从而避免政策制定的选择性，研究者如何为高考改革提供相应科学、全面的依据而不是凭借直觉或经验，实践者如何为政策制定提供理性、有力支持而不是基于愿望，这都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定性研究占据高考改革的研究主导地位的氛围下，研究者在给主管部门分析问题、提供政策、选择方向时将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如何将定量研究融入定性研究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循证实践的框架来思考高考改革的问题就十分必要了。

二、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

循证实践（Ev idence-Based  Practice）本意是“基于证据的实践”，其理念来源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1996年，被认为是循证医学之父的Sackett指出，循证医学就是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的证据来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1]。循证医学的出现迅速取得了成功，不仅在医疗服务领域全面渗透，形成了循证护理、循证内科、循证外科、循证心理治疗等医学学科，而且“导致了其核心原理的拓展以及循证实践概念的发展”[2]，代表了21世纪临床医学的主流方向。由他带来的循证实践的理念迅速在各个实践领域传播，在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政策分析、图书馆学、建筑学、犯罪学、软件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循证实践的源头是循证医学。高考改革和医学这两个领域本身没有多少交集，看起来并不具有同源性。但是，两者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以人为本的工作性质、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过程迫切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导，他们对证据都有天然的诉求，在“循证”的价值观、方法论上找到了交集，体现了一定的同源性。

首先，从价值观来看。循证实践体现了实践领域中科学精神的渗透，其特点为：求真、民主、高效、公正、共享[3]。这也正是高考改革的价值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考改革必须求真。“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符合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4]，是高考改革的基本要求。 “求真”要求我们揭示高考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不是表象、偶然、临时的现象，因 此高考改革的研究必须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分析、应用和检验。第二，高考改革必须追求民主。高考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考试，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民主性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体现。高考改革必须符合相关各方的需求，“必须体现良好的民主性，因为民主的高考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民主是培育未来更好的民主政治与民主国家的基石”[5]。这与循证实践多方参与、民主决策的特性不谋而合。第三，高考改革必须高效。高考是为高校、国家、社会选拔人才的考试，“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主要是通过测量‘才’来决定去取”[6]。为了更好地“不拘一格降人才”，必须要有较高的效率。这与循证实践运用最佳证据提高实践效率的初衷一致。第四，高考改革必须公正。高考对于民众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观念在我国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考试中已经深入人心。时至今日，高考对于个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高考改革中，“公平”“公正”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其公正性的诉求“既反映了民众对高考的呼声与关切，也是历史与现实对高考改革提出的合理诉求”[7]。而循证实践透明的决策过程同样是为了提供公正的机会。第五，高考改革的成果可以共享。高考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做好高等院校选拔工作而改革，更重要的是为了服务高等教育，引领中等教育，并服务于社会、国家。高考改革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可复制、可共享的，可以给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等各方面改革提供依据和示范， 为社会各层面、各方面选拔人才提供参考，给中等教育提供标杆，为家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循证实践中证据的更新、存储、传播也是为了全世界能够共享这些实践成果。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社会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晚于自然科学，其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远，面对的对象更复杂，规律更特殊，更难以将实践转化为理论应用。“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8]。因此，社会科学需要科学的引领。社会科学在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领域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中，分别产生了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和循证实践。循证实践的应用使得医学逐渐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医学逐渐从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研究方式”[8]。这样的“科学化”进程同样适用于高考改革。高考改革仅仅是教育学学科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应用，也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近年来流行的“质的研究”或其他量化研究，不见得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对教育政策发挥影响，既往的一些研究也有其因果关系不明以及实证缺乏的问题，因而突显了教育研究中证据不充分的困难，表明了急需突破困境、发展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的重要性[9]。在高考改革在研究和实践中，也需要发展、补充充分的证据研究来替代常识理论、个人经验，为政策制定发挥影响。

循证实践与高考改革在价值观、方法论上的耦合充分证明，将循证实践引入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

三、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实施

“循证实践不仅是一种实践理念，同时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可行的实践框架”[3]。他包含研究者的证据、实践者的实践、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管理者的协调这四个方面，并将四方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一）研究者的证据

循证实践的源头是循证医学，从Sacket t关于循证医学的定义来分析，该定义隐含的意思是证据本身并不能给出结论，但是应该重视证据，给证据分级并使用最佳的证据。研究者可以从高考改革的理论中凝练出类似于循证医学中医疗证据的应用理论，为高考改革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关键问题是，如何从众多的证据中筛选出最佳。在循证医学中，一般认为随机对照实验（ra 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系统综述（或系统评价， systematic reviews）、Meta分析（或元分析）的证据等级最高，准实验研究、有/没有统计控制的相关研究、临床研究级别次之，专家意见、个人经验、传言等级别最低。由于具体实践对象、范围、专业领域的差别，作为循证医学“黄金证据”的随机对照实验在高考改革中也许并不是最佳的证据，甚至从伦理、实际操作等方面考虑并不适宜使用。高考改革在循证时，应在参考其他社会科学实践中的证据类型和级别的同时，组织专业人员重新评价证据，并对证据进行分级。由于不同阶段中所运用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当前证据采集的质量不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范围教育水平及客观环境的变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实施，研究者在每个重要阶段启动前应及时对证据进行再次评价、分级。证据及其级别的更新应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分发给实践者，并高度重视实践者的反馈。

毋庸讳言，在教育科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诟病已久，高考改革的研究者应从中吸取教训，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高考改革的研究者一般来自两个阵营，一部分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另一部分是从事高考改革相关实践工作的教师。教育理论研究者在高考改革研究中应更多关注实践领域的问题研究，呈现研究成果时应避免过度学术化造成实践者无法理解。从事实践工作的教师不能奉行经验主义，也不要把自己的研究目标仅仅定位于解决实际问题，应该主动加强理论学习，学习理论研究者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把实际工作中的案例、经验整理，总结升华为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只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从事实践工作的教师携手共进，高考改革研究才能更好地推进，才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证据。

（二）实践者的实践

实践者在具体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应按照研究者提供的证据进行实践，只有在没有更高级别证据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低级别的证据。同时，实践者应积极主动在实践中检验、评价研究者提供的证据，并寻找新的证据，不断提高应用、寻找、评价证据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对绝大多数个体适用的证据可能对部分特殊的个体并不适用，实践者对此不应忽略，应充分尊重实践对象而不是将其看成一个实验数据或一个概率事件。一方面，实践者将此信息完整地采集下来，总结、反馈给研究者，请研究者做更加细致地研究，甚至针对每一类的个体数据进行单独研究；另一方面，实践者也应从操作层面主动思考，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提出解决方案，供研究者参考。如，目前不断完善中的自主招生政策就是对于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这一类特殊学生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此类学生，用衡量绝大多数学生的多学科均衡发展的评价方式显然会淹没其特长，阻碍其发展，自主招生给这些有“偏才”“怪才”的特殊学生一个不一样的升学通道，起到了“因材施教”的作用。

（三）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

高中生在参与高考方面都是被动完成。在循证实践框架里，学生作为服务对象，不应该是被动接受高考改革的政策，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其中。适龄的学生有权利参与高考改革的决策，他们应该在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时了解此次高考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纠正以往高考中的哪些不足，高中阶段的教育是如何贯彻改革意图的，升入高等教育后将在学业上有哪些进一步的要求，如何与大学教学衔接，怎样选择大学和相关的专业（组），怎样在大学的学习中更好地体现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当这些学生进入高校后，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高考改革的政策哪些是有助于自身成长的，哪些政策自己无法很好地适应，哪些当时公布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实现，还有哪些缺陷，进入大学学习以后通过大学的学习可以反思哪些是在高中阶段学习中有欠缺的，哪些能力是自己在高中阶段没有积累好的， 并将这些体会系统地反馈给实践者和研究者，协助其进一步修正高考改革的政策。

作为服务对象的考生是整个高考改革体系的最末端，只有他们的主动参与，并对信息进行相互交换和反馈，高考改革才能像个完整的有机体一样完成良 性“微循环”。如果说在医学上微循环的功能正常与否是人体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志，那么，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情况就是高考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

在高考改革传统体系下，管理者和研究者处于优势地位，实践者和服务对象往往处于受支配地位。而在循证实践框架下，实践者、服务对象可以对研究者的证据进行反馈，也可以参与研究甚至成为研究者。这样，循证实践框架就能科学、理性地平衡了四方的关系。

（四）管理者的协调

管理者可以通过财政拨款、课题申报、论文著作的发表资助、组织专家对某个问题二次研究甚至相关问题的数学建模大赛等方式引导研究者优先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管理者可以要求研究者制定、评价证据，对证据进行科学分级并及时将成果分享给实践者；同时，可以构建循证实践平台，给研究者的证据搜集、评价、传播、实践、反馈提供便利。

管理者制定指南、标准或手册，实践者在其协调下进行操作，具体步骤依次为提出具体问题，搜集证据，按照研究者对证据的评价和分级，结合最佳证据制定方案并进行实施，评估、总结与反馈。

杨文登将此过程总结为五个A，即：“提问（Ask）、获取证据（Access）、批判评价（Appraisal）、应用（Apply）、评估（Assess）”[10]。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教育类文献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本文前面的部分统计显示，关于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采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申请的基金也是以教育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为主。近期，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开辟支持教育研究的渠道”，“意在推动以自然科学范式和手段，特别是让传统教育科学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相交叉，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从而推动有关教育的科学发展”[11]。这标志着教育主管部门已启动了“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旨在推动科教融合。高考改革作为教育研究的一部分，管理者也应迎头赶上，推动高考改革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协调同步，加强高考改革的科学化发展，为高考改革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四、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建议

循证实践已经应用于多个社会科学领域。

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戴维·哈格里夫斯（DavidHargreaves）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的说法，标志着循证实践进入教育领域。然而，循证实践经过多年的发展仅仅涉及教育学里的课程与教学方面，并没有向教育学的其他分支扩展，其影响没有波及高考改革这一重要工作。如何在循证实践框架下进行高考改革工作，从高考改革的特点和循证实践的框架性质出发，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一）定位高考改革的本源问题

前面的论证解释了“为什么”要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在讨论“怎么做”之前，必须搞清楚高考改革“不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的问题。

高考最根本的职能应该是为高等院校遴选人才，即教育功能。由于其教育功能的延伸，高考还发挥了文化、科技、政治、经济、生态等社会功能，这是高考的“次级功能”。既然高考本源性的“初级功能”是教育，那么高考改革就应该围绕其教育功能展开。然而，“高考的社会功能常常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并使高考改革举步维艰”，“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为一切高考改革的出发点与评判改革成败的准绳”[12]，使得高考改革陷入困境。在考虑高考改革时，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明确哪些问题是高考的教育功能可以解决的、应该解决的， 哪些是社会问题造成的。比如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户籍制度、高校主管部门和财政来源的差异、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各省间录取率差异、异地高考等问题，就应正本清源， 追溯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指望高考改革解决一揽子问题。再比如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究其本质是社会竞争压力使得教育异化为争夺社会资源的工具，而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客观存在无法改变， 高考在社会压力和教育压力之间的传导作用，完全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因为在高考中暴露就要由高考改革来解决。

既然教育功能是高考的初级功能，高考改革应该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对照当前高考制度与国家对于教育的路线、方针、目标还有哪些差距，准备实施的改革是否与国家对于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相一致，是否为教育改革服务，已经实施的改革经过多年的运行是否达到当年制定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高考改革急需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只有回归高考的本源，尊重教育的规律，高考改革才能够科学有序的进行。

（二）构建循证实践平台

“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以牛津大学Corchrane协作网和Campbell合作网为支持的科研智库系统”[13],可以实现证据的搜集、系统评价、证据的传播、实践、反馈等流程，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数据化的态势。而我国循证实践研究刚刚起步，“2010年由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建立的中国循证实践与政策实验平台(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nd  Pol i c y) 是我国第一个类似的证据实验平台”[13]。但是它仅收集医药卫生领域的证据，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没有形成循证实践的文化氛围，缺乏基于循证实践的平台。我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有助于克服科学的负面作用，却不利于科学素养的培养[14]。我国多年以来高考文理分科也许就是自然科学与儒家思想矛盾的体现，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局面。近年来推进高考改革不分文理的政策，就是希望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能够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加强学科交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能够更多地掌握和应用科学的方法，有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 作为高考改革的管理者、高考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教育主管部门应主动担负起循证实践平台高考改革部分的构建责任。目前，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已经陆续建立起本省的高考大数据平台，教育主管部门应在汇总各省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对中学在校生、大学在校生的数据采集，并导入国内外数据库对于高考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应组织研究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证据的中国标准。目前，国际上对高考的证据研究还未形成体系，我们应抓住机会，迎头赶上，争取实现“弯道超车”。

（三）高等院校招生机构应加强学术性和专业化建设

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高等院校必须责无旁贷地参与高考改革中去。循证医学的成功离不开医疗机构的努力，循证实践框架下的高考改革同样离不开高等院校招生机构的研究和推动。循证实践的构架给高校招生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一般来说，高校招生机构的工作分为考试和录取两个部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统一高考的实施，使得高校无需对选拔人才做过多的工作，仅仅在保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体育艺术类专业等特殊类型考试上按照规定和高校自身对人才的需求导向做一些选拔。高考录取过程中，由于需要省级招生主管机构负责考生的志愿填报和电子档案的整理及发送，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十分有限，录取工作往往成为了例行公事。长此以往，高校招生办最主要的任务仅仅是招生宣传、录取和部分特殊类型考试，而这些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无法体现学术和专业能力，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工作范围还是工作性质，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结果，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招生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15]。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高校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如何根据高校的定位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选拔学生，如何在录取过程中助力“宽口径，厚基础，重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应该是高校招生办工作的重点。相比国外高校的招生机构所做的大量研究和探索，我国高校招生机构一方面由于自主权不够而无法从根源上获取这方面的数据。另一方面，统一招考也使得很多招生机构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高校予以重视。高考改革中高校必须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识和作为，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声轻势微”， 毕竟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高考本质上是为了高校选拔人才而服务的。其次，迫切需要高校招生机构加强在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以及教育评价与测量方向上的学习和研究， 招生人员应接收系统化的专业培训以保证人员的专业性。高校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如果高校不能发挥主导作用，高考改革就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16]。高校招生机构应责无旁贷地挑起高考改革中的大梁。高校招生机构加强学术性和专业化建设，有利于解决高考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高考改革研究繁荣的需要，也有利于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师范类高校，因为其学科齐全，与教育、管理相关的学科实力雄厚， 招生类别众多甚至齐全，与基础教育沟通较为便利，同时也肩负着向中学传递高考改革研究动向的职责，其招生办如果能够走在高考改革的前沿，将更加有利于改革的实施。

五、结语

循证实践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还需要营造合适的文化氛围。刘海峰教授曾经谈到，当今人们对于高考这么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重要制度的看法见仁见智，总体而言是“三多三少”，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少；一般议论多， 深入分析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而在对高考改革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出推理多，数据少；论证多，统计少；主观多，客观少的“三多三少”[6]。要改变这样的现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研究者、实践者、服务对象、管理者乃至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逐渐形成循证的氛围。

高考改革研究被定性研究主导而陷入上升瓶颈中，政策的制定急需科学、客观的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循证实践的方法十分必要。循证实践一方面协调各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为定性研究提供数据分析、统计，从而为决策提供证据、寻找解决方法。这并不是对定性研究的否定，而是一个必要的补充，提供另一个解决方案，开辟了科学化研究的道路，有助于在质性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

在高考改革科学化的进程中需要防范一个极端，避免因为过度依赖科学而泛科学化，不能机械不加思考地执行实践标准或指南、将科学凌驾于价值之上、以科学压制创新创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样重要，两者的融合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 也是高考改革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D  L  Sackett,W  M  C  Rosenberg,J  M  Gary,et al.Evidence Based Medicine :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J].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2):71-72.
[2]L  Trinder  and  S  r  Reynolds.Evidence  -based Practice:A Critical Appraisal[M].Oxford:Blackwell Science,2000.
[3]杨文登.循证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04):106-110.
[4]边新灿.“真善美”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矢志追求[J]. 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02.
[5]李木洲.高考制度现代化:内涵、特征与目标[J].教育研究,2016(07):105-110.
[6]刘海峰.高考改革: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J].高等教育研究,2011(05):1-6.
[7]郑若玲.守护公平:高考改革的永恒依归[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1(01):47-50.
[8]杨文登, 叶浩生. 社会科学的三次“ 科学化” 浪潮: 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到循证实践[ J ].社会科学， 2012(08):107-116.
[9]张琦. 遵循循证原则 制订教育政策[ J ]. 中国教育学刊,2007(07):11-15.
[10]杨文登,叶浩生.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03):11-17.
[11]搜狐网.教育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终于达成共识[EB/ OL].http://www.sohu.com/a/209960292_374087， 2017-12-12.
[12]郑若玲.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1-10.
[13]童峰, 庄世龙, 张洪嘉. 社会科学实践研究的新方向:循证实践[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83-87.
[14]张红霞,吕林海,孙志凤.大学课程与教学：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20.
[15]秦春华.什么是大学招生的专业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17(01):14-17.
[16]袁振国.提高高校招生能力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 (01):11-14.

《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论文》附论文PDF版下载：
 http://www.lunwensci.com/uploadfile/2019/0326/20190326050839698.pdf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jiaoyulunwen/3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