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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菊池宽早期通过戏剧等纯文学创作奠定了其文坛作家地位，后期选择与纯文学创作大相径庭的大众文学作为新的创作方向。分析指出这一转变的产生不仅与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报刊业的发达状况及相关读者群的变化有关，也与作者“生活第一、文学第二”的理念，以及作者本人对女性特有的人文关怀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菊池宽；纯文学；大众文学；女性
本文引用格式：唐丽燕，等.日本文学课程拓展分析——论菊池宽后期文学创作方向的转变[J].教育现代化,2019,6(78):266-267,282.
在大学日语专业所开设的日本文学史或者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菊池宽是较高频率出现的作家之一，他作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剧作家及小说家，创办了文学杂志《文艺春秋》。1914年起，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剧本,在当时的戏剧界颇负盛名、影响深远。1924年,田汉将他的《父归》等4部剧本译成中文，命名为《日本现代剧作第一集》并正式在中国出版，足见当时其剧作的影响力。
然而自1920年起，以长篇小说《珍珠夫人》为转折点，菊池宽一改以往的风格，由纯文学的戏剧创作转向大众化的通俗小说创作，先后创作完成50余部长篇小说，被人称为高产作家。一方面，菊池宽的通俗小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开创了日本大众文学的风潮；另一方面，刻意迎合大众口味，题材过于狭窄等关于他作品的负面评价也不绝于耳。
从剧作到通俗小说，从日本的所谓纯文学到大众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笔者从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报刊业的进步，读者层的重组尤其是作者本身因素等四个主要方面出发,就这一转变原因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论述。
一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取代了长达260年的德川政府。为了巩固政权，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四民平等政策。作为新政的重要一环——倡导男女平等，可以说是各项立法的前提。
而进入大正时期，日本轻工业乃至重工业的飞速发展令包括女性在内的从业人数急剧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深入，将女性推向就业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趋势与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之中的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固有的“家”制度开始摇摇欲坠。[1]新型小市民家庭不断涌现，这类家庭的女性不再是“家父长制”模式中单纯的劳动力和生育的工具，而是家庭的经纪人，教育的责任人，丈夫的搭档，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二 报刊业的发展进步
（一）义务教育的普及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义务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尤其是在明治30至40年的十年间，女性教育迎来了划时代的变化。1897年女子义务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了50%，初等教育的入学率提高到了96%，义务教育，尤其是女性义务教育的普及为报刊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印刷业的发展
明治三年，被称之为日本活字印刷开山鼻祖的本木昌造在长崎和大阪设立出版社，同年底发行了每日新闻报。在菊池宽出生的1888年，日本一年间发行的著作仅有11711册、翻译456册、报刊杂志511册，而到1916年他大学毕业时，日本一年间发行的著作为24501册、翻译60册、报刊杂志3066册。菊池宽作为作家登场的时代正值商业报刊业的形成阶段。大型的报社一方面开始增加报刊内容，刊登大众化的报刊小说及各种体育消息，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开始使用现代口语体刊登文章，而在出版界，基于薄利多销的商业策略，大量的书籍开始普及和流通。
三 读者群扩展与阅读新需求
报刊业发展初期，支撑其产业的读者群主要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新中间层或小市民阶级。1897年仅为6576人，菊池宽小说《珍珠夫人》在报刊上开始连载的1920年，日本的文员数量从1897年的6576人上升到308270人，这一发展为女性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职业女性开始增加。她们逐渐发展成为报刊业新的读者群。
敏锐地捕捉到了读者群构成变化的报刊业，为了增加发行数量，众多的女性杂志把刊登小说当做了吸引读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期，妇女杂志的主流从以往的家庭小说开始朝以菊池宽为首的通俗小说转变。
四 影响创作方向改变的个人因素
（一）菊池宽的一生
菊池宽（1888－1948），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英文专业，1918年发表《无名作家的日记》和《忠直卿行状记》、1919年发表《恩仇之外》《藤十郎之恋》等短篇小说，奠定了在日本文坛的作家地位。继小说《珍珠夫人》发表以后致力于通俗小说创作，成为当时通俗小说创作的核心人物。1923年他为了给当时的青年作家开辟创作园地,创办《文艺春秋》杂志。1926年将戏剧家协会和小说家协会两会合并为文艺家协会，任会长。1939年设菊池宽奖。被誉为“日本文坛太上皇”。
（二）从纯文学到大众文学的转变契机
1920年6月9日《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开始刊登菊池宽的连载小说《珍珠夫人》，造成空前轰动。作品发表的前一年菊池宽已经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签约撰稿人。《珍珠夫人》的连载正是基于此契约。《珍珠夫人》问世之前，菊池宽的文学活动仅局限于所谓的纯文学创作。而随后他心无杂念地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拾。要了解其改变创作方向的动机，笔者认为首先需要从了解菊池宽的人生观着手。
奠定一生基础的阶段往往是在其青少年时期，菊池宽的青少年时期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贫穷。若干年后，他在自传的后传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登上文坛没多久就开始了通俗小说的写作，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过一辈子从事纯文学创作，（中略）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挣钱，什么都愿意做。”
这就是菊池宽的文学观或者说是人生观。毋庸置疑，这与艺术至上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面对这样的质疑，菊池宽自有回答，他论及纯文学受到冷落的原因时认为并不是因为大众文学的过于强势，而是因为纯文学与读者不够亲近，故而没有足够的市场。在菊池宽看来，文学没有高雅和庸俗之分，但作为读物只有提高了市场价值才会实现经济价值，才会有饭吃。创作出迎合读者口味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既是创作的核心目标也是自己的源动力。更直白一点，“生活第一、文学第二”这样的理念恐怕是菊池宽从纯文学转向大众文学最直接的动机。
（三）文艺作品如同人生真相的指南书
“只要有钱什么都愿意做”这一人生信条也许的确是菊池宽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一，但并非全部。他在《日本女性读本》中曾经这样写道：“文艺的第一好处是可以指导人生，揭示生活的真相。恐怕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没有比发掘真相更重要的事情了。”换而言之，他认为文艺作品就像人生的实验室，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揭示人生真相的指南书。”
大众与评论家不同，不会带着批判的眼光来阅读作品，但即使是在单纯阅读的过程中，依然有可能不知不觉中达到超出娱乐的效果。对人生有足够的关注的读者自会关注表现人生的文学作品。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是怎样的故事呢？菊池宽把目标定位在了女性的恋爱方面。
在他看来，思考恋爱的本质必须以救助因恋爱而烦恼的人为目的，而为了弄清恋爱的本质必须通过譬如小A的恋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小B的恋爱因那样的原因结束了，小C的恋爱是这样成功的等一系列的实例来达到教育读者，指导人生的目的。
因此，人生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恋爱、婚姻，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菊池宽并不打算从根本、从理论上去加以论述，他选择了通过作品为读者展示人间百态，通过作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应有的人生路。
五结语
与早期的纯文学创作不同，菊池宽的长篇小说大多以中上层家庭为背景，恋爱与婚姻为主题，描写在爱情与婚姻遭到背叛时，妇女的坚强与反抗。他的文笔清新流畅，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带给读者们独立、自强、超越时代的新鲜感。在女性还是弱者的代名词，在封建“家”制度的影响尚且根深蒂固的年代，让新时代的女性在作品中登场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报刊业的发达、读者群的变化以及“生活第一、文学第二”创作理念是导致菊池宽后期创作方向转变的因素之一，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菊池宽内心深处对女性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这一点无论是从创办《文艺春秋》为青年作家开辟创作园地，还是从成立“文艺家协会”努力提高作家待遇之类的举措都能证实。在菊池宽看来，文艺作品不仅仅以提高修养，娱乐生活为目的，更应以指导人生（尤其是处在男性本位社会下女性的人生），揭示生活的真相为使命。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让更多的人阅读，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前提。远离大众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不具备上述优势的，因而大众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菊池宽的首选，成为了他后期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菊池宽.新女大学[J].講談倶楽部,1939(１).
[2]川端康成.菊池寛論[M].実業之日本社,1939.[3]菊池宽.続半自叙伝[J].新潮,1947(5).
[4]永井龍男.菊池寛[M].時事通信社,1963.
[5]一番ヶ瀬康子·奥山えみ子.婦人解放と女子教育[M].勁草書房,1975.
[6]帯刀貞代.日本の婦人[M].岩波書店,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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