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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貌和不礼貌话语都是人类自然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中。但长期以来，礼貌研究占主导地位，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不礼貌研究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不礼貌话语的相关研究，试图理清其研究发展脉络，探讨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不礼貌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不礼貌话语；述评；评价
本文引用格式：胡宗兵.国内外不礼貌话语的研究述评[J].教育现代化,2019,6(77):288-291.
一 引言
礼貌和不礼貌话语都是人类自然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中。自Lakoff（1973）、Brown＆Levinson（1978/1987）和Leech（1983）以来，面子和礼貌研究一直是语用学研究的焦点话题之一，并占主导地位，而与之相对的不礼貌研究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不礼貌话语“在通常情况下处于人类言语行为的边缘”（Leech，1983：105），因而“无需另设一个框架来专门分析、讨论不礼貌，因为能够解释礼貌现象的语言礼貌理论应该、也必须能够对不礼貌现象做出解释，否则只会加剧礼貌研究市场的混乱”（谢朝群，2004）。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人际语用学作为社会语用学的一个分支不断发展壮大，人际语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至此，（不）礼貌研究不再关注个体如何实施礼貌，而是逐渐转向对人际关系的研究（Culpeper，2010）。据此，Spencer-Oatey（2011）把它称之为“关系转向”,并将人际关系管理提升为人际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探讨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建构、维系、改变或解构人际关系。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国内外不礼貌的相关研究，理清其发展脉络，尝试探讨不礼貌话语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不礼貌话语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 不礼貌话语的国外研究
在国外，不礼貌话语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对面子（Goffman，1955）和礼貌（Lakoff，1973）的研究。纵观国外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主要基于Brown&Levinson（1978/1987）的面子理论及Leech（1983）的礼貌原则理论框架开展的。不礼貌现象被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语言现象，是交际中“礼貌话语的一种语用失误”（Beebe，1995）,是对交际中礼貌原则的违反。因此，不礼貌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未被完整的提出，取而代之的是“aggravation（加剧）”、“rudeness（粗鲁）”及“conflict（冲突）”等术语。按照Culpeper（2017）的观点，Lachenicht,L.(1980)是第一个尝试系统探讨不礼貌这一话题的学者，其学术贡献在于区分了正面冲突加剧（positive aggravation）与负面冲突加剧（negative aggravation）。而Lakoff（1989）则主要区分了医疗话语语境下的三种礼貌形式：礼貌行为、非礼貌行为和粗鲁。在Lakoff看来，粗鲁行为指的是该用礼貌策略时而未使用礼貌策略的一种行为。但在Lakoff的论述中，他仍然未使用不礼貌（impoliteness）这一专门术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学者是Kasper（1990），他区分了动机型粗鲁（motived rudeness）和非动机型粗鲁（unmotived rudeness）。在他看来，粗鲁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对适切行为准则的违反。
第二阶段对不礼貌话语研究的主要以理论框架的构建为主要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Jonathan Culpeper（1996）和Bousfield（2008）。受Brown&Levension的启发，Culpeper尝试建立一个与Brown&Levension礼貌框架相平行而又相对的不礼貌理论框架。至此，不礼貌这一术语被完整提出，并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焦点话题之一。自Culpeper（1996）发表《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一文，不礼貌话语研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性趣。Culpeper提出了与Brown&Levension礼貌策略相对的五个不礼貌策略。Culpeper还首次探讨了语义韵在不礼貌话语构建中的作用。依据Culpeper（2017）的观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其发展真正发轫于2008年前后。受Culpeper（1996）的启发，Bousfield（2008）出版了《交际中的不礼貌》（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一书，标志着礼貌研究逐渐向不礼貌研究的过渡。在该书中，Bousfield列举了十大研究问题，系统阐述了不礼貌的实现方式，并对Culpeper（1996）不礼貌理论框架进行验证和修补。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如Kienpointner（1997），Harris（2001），Mills（2003）及Rudanko（2006）等，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贡献。
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人际语用视角展开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的不断发展，人际之间的语用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不）礼貌研究不再关注个体如何实施（不）礼貌行为，而是更加关注于（不）礼貌话语在人际关系构建中的作用，探讨（不）礼貌话语在构建、维系、提升亦或解构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如Spencer-Oatey（2005）把不礼貌定义为人们对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适切性的一种主观判断，探讨了这种主观判断对人际关系认知和人际和谐的影响；Langlotz&Locher（2013）从人际语用学视角探讨了情绪在（不）礼貌研究中的作用；Locher（2015）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尝试探讨不礼貌研究跨学科路径的可行性，等。
三不礼貌话语的国内研究
国内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相对不足。早在1986年，刘润清把不礼貌看作是Brown&Levinson礼貌理论的延伸，是礼貌的一种衍生物（parasite），但未把不礼貌看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检测，我们发现丁崇明（2001）是国内首位使用并研究语言使用中不礼貌现象的学者。纵观国内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态势：
第一，以理论及研究成果引介为主，对理论修补为辅。国内对不礼貌话语的早期研究大多是在Brown&Levinson（1987）礼貌理论、Leech（1983）合作原则以及Verschueren（1999）顺应论等理论框架下开展的研究。如，谢世坚（2009）针对当前语用学礼貌理论不足以解释语言交际中的非礼貌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完善，并引介了Rudanko（2006）的非礼貌策略；陈新仁（2018）针对Spencer-Oatey提出的关于礼貌、关系管理与人际关系的新模式存在的不足，对该模式进行了补充与完善。随着不礼貌理论框架在西方的建立，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不礼貌话语的理论框架及专著进行了引介及述评，如，龚双萍（2009）对Bousfield（2008）《交际中的不礼貌》一书进行了评介，简要介绍了Bousfield的不礼貌框架；严敏芬（2012）对Culpeper 2011年推出的不礼貌研究巨著——《不礼貌：用语言冒犯人》进行了引介，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迄今为止较为完善的不礼貌分析模型；童颖、郑辉（2018）引介了由Culpeper，Haugh和Kádár共同合作的《帕尔格雷夫语言（不）礼貌手册》，等等。
第二，以理论应用为主，注重具体语境下实际问题的解决。如，刘风光、樊倩（2012）以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中的具体实例为语料进行语用文体分析，尝试将不礼貌理论应用于戏剧语篇，旨在探讨认知语用学理论与文学语篇相结合的新研究路向；赖小玉（2014）基于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RMM）和Bousfield的不礼貌模型的共同关照下，从四个维度对家庭冲突中强势反对进行了不礼貌研究，等。还有学者尝试探讨不礼貌话语与身份构建的关系研究。如，张玮、谢朝群（2016）以驾校冲突话语为语料，探讨规约化不礼貌程式建构身份的人际（不）和谐取向，揭示了人际关系制约下规约化不礼貌程式参与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周树江、曹世清（2017）探讨了军训话语中不礼貌策略与士兵身份建构关系的研究，等等。
第三，凸显中国语境下本土化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质疑西方不礼貌理论框架的普适性。早在1990，顾曰国就意识到Brown&Levinson的礼貌框架不适合汉语语境。因此，国内学者尝试探讨汉语语境下的（不）礼貌研究。李元胜（2014）运用真实自然发生的语料，对汉语不礼貌言语行为进行社会认知语用学研究。毛延生（2014）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汉语不礼貌话语的基本实现形式以及认知评价倾向。近年来，随着人际语用学的兴起，对（不）礼貌的研究逐渐转上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有学者尝试分析汉语语境下人际交往的语用原则。针对Spencer-Oatey（2002；2005；2008）的人际和谐管理模式对汉语语境下的人情现象解释不充分这一缺陷，冉永平（2018）基于中国本土的人情、面子和情面等主位概念，提出了一个在汉语文化语境下基于人情原则的人际关系新模式，提出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关系管理的两大核心内容：（1）人际关系管理以人情为取向;（2）人情原则是一种人际语用互动原则，并呼吁人际语用学研究应重视本土视角。总之，从人际语用视角探讨语言运用中的不礼貌现象，必将为不礼貌的研究注入新鲜的活力，为不礼貌的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四不礼貌话语研究评价及研究展望
面子及礼貌研究是当代语用学领域中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争议最广泛、最长久的话题之一（陈新仁，2018），而Culpeper(1996)和Bousfield(2008)等构建的不礼貌研究的分析方法则拓展了礼貌研究的视域，使研究重心转入不礼貌现象（周凌，2018）。不礼貌研究是一门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Culpeper et al,2017）。虽然近几年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有待提升的空间。
首先，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现代研究技术应用程度不高。在当代科技发展背景下，科技发展助推了语用学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及研究议题的新变化，同样也会给不礼貌话语的研究带来新的变革。但研究表明，现代技术在当前不礼貌话语研究中的应用程度不高，还有待提升的空间。比如，基于计算机辅助的语料库语用学等。
其次，研究方法、路径单一。传统的不礼貌话语研究大多数是基于礼貌理论框架开展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针对某一不礼貌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显然，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存在着明显不足，因为（不）礼貌并不是话语内在固有的属性（van der Bom and Mills，2015），应该把听者的理解和说者的意图等因素考虑在内（Culpeper，1996；Bousfield，2008），也就是说，话语是礼貌还是不礼貌不仅仅是言语本身，还受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耿有权，1998）等诸多语境因素的制约。因此，不礼貌研究应该体现出交际的动态性和互动性，体现其在人际关系构建中的作用。
最后，基于中国汉语语境的不礼貌研究相对不足，本土化研究有待加强。不礼貌现象不仅仅与说者和听者等参与者有关，还与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近于零，甚至人们还处于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无意义可言的争论之中（杨子、于国栋，2007），特别是多媒体背景下的汉语不礼貌话语研究尚且少见（毛延生，20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的不礼貌理论框架并不具有普适性，应当加强不礼貌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本土研究，选择恰当的语言使用切入点在更大范围内探讨汉语中的不礼貌话语问题，是中国学者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毛延生，2014）。
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不礼貌话语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第一，随着语用学的不断发展，人际语用学作为社会语用学的一个分支不断发展壮大。人际语用学基于社会构建论，更加关注语言在人际关系建构、维系、提升及解构中的作用，体现人际关系的动态性和建构性。因此，从语言使用和人际关系建构的视角看，不礼貌研究聚向人际语用学领域有宽阔的发展前景（周凌，2018），从人际语用视角研究不礼貌话语将会极大地拓展了不礼貌话语的研究空间。
第二，本土化研究将是不礼貌研究未来发展的另一个新的趋势。由于文化差异、思维模式的不同，不同文化和民族对不礼貌的理解不尽相同。因此，西方不礼貌概念、理论框架及分类等不具有普适性，不礼貌研究需要本土化，应当根据不同文化具体语境，尝试探索建立符合本民族具体文化语境下的不礼貌理论框架，特别是以中国汉语文化语境下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借助与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解释框架，本土问题意识淡薄，创新不足。
第三，不礼貌话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将是不礼貌研究的另一发展趋势。不礼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话语的礼貌或不礼貌不仅仅受言语形式本身的影响，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身份、社会距离，等等，因此不礼貌本身具有跨学科性，其研究必然是跨学科、多维度的。因此，对不礼貌现象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有助于克服话语分析只注意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及其与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而忽视诸如图象、声音、颜色、动漫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的局限性（朱永生，2007）。对不礼貌话语进行多模态、跨学科及多维度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和描述不礼貌现象，从而拓展了不礼貌的研究范围。
五 结语
礼貌和不礼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杨子、于国栋，2007），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中。但长期以来，不礼貌的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礼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其研究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不礼貌话语的研究，探讨了其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不礼貌话语研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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