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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与语言学作为两个不同学科，本身就紧密联系，语言学研究需要文学作品中的语料进行分析，俄国形式主义更是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试图通过“文学性”的研究来建立文学批评的学科体系。现如今大多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停留在其文学性研究上，而对其与语言学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切入，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这一文学批评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形式主义归纳法分析所获得的科学研究的抽象性、共时性和确定性体现了索绪尔语言学精神，形式主义用陌生化手段求新求异，从形式主义层面切入，文学的内容等方面归于文学性这一属性。内容与形式统一于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并不否认共时历时轴上的文本间性，因此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与现代语言学之间存在本质联系。另外本文还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简略介绍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曲折接受情况。
关键词：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
本文引用格式：张宇.语言学视域下的俄国形式主义[J].教育现代化,2019,6(48):213-215.
产生于1914年的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潮流流行于1915到1930年间的俄国。俄国形
式主义这一流派产生的标志是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语言的再生》的发表。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源头，深受语言学家影响。受形式主义思潮影响，出现了形式主义语言学派（即莫斯科语言学派）。该语言学派是唯一以学术传承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学派，是跨世纪的学派。受形式主义思潮影响该流派对语言学系统发展有重大贡献，成立了各种语言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学科建设，对语言教学有很大作用。
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小组和1916年成立的诗歌语言研究会是构成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石。从其发展源头，就可看出语言学对其影响之大。并且从诞生时间来看，俄国形式主义与现代语言学产生于同一时期。
一 俄国形式主义与现代语言学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现代形式主义语言学之父。他的著名论断是：“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他主张区分“言语”和“语言”，认为语言学家们应该研究抽象的语言系统，不是该系统的实际应用。俄国形式主义深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共时性及语言学中各因素相互类比的结构观点，把音位学作为语言成分的音素，用来剖析、建造形式结构，以科学实证主义为其方法,从文学的物质构成-言语入手,探讨文学的特质、构成,提出了“文学性”这一核心概念。俄国形式主义可以说是索绪尔语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对语言学中共性与个性的概念划分性问题。由此得出“语言”“言语”这样一对概念，指出语言是个“通过言语时间而贮藏于每个大脑中的语法体系，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潜存于一群人大脑中的语法体系。”语言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依托于个人，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途径，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语言系统为中心的，要成为一门科学。这一点与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研究思路一致。
（二）共时性和历时性
索绪尔一改先前语言研究的不注重语言体系本身的研究，从新的切入点切入研究语言现象：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时进行的方法。索绪尔认为，稳定的整体不会受各别因素影响而变质。简明来说，言语之于语言就是微观分子之于宏观物体，因此索绪尔排除言语的语言学研究，实质上只是共时静态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但顾此失彼，索绪尔对语言共时研究的更加重视，导致语言历时研究的疏忽。
俄国形式主义对索绪尔的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看到了共时性和历时性作为两个不同概念，应区分对待，但与此同时，俄国形式主义注意到索绪尔对问题的极端研究方式，不认同将共时性与历时性割裂开来。雅各布森（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说：“共时被错误地等同于静态，历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态。但是共时概念与静态概念并不完全吻合。”雅各布森认为共时系统不单单是静态的，它也是动态的；历时系统也不单单是动态的，其也包含静态的一面：一方面，语言的共时系统中语言是在变化的；另一方面，历时与动态不能完全划等号。在雅各布森看来，所有语言和言语既有时间上的一致，又有时间上的不同。在语言系统中有了时间概念，就可以在共时系统范围内进行研究。如此，就没有了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间的隔阂，将共时与历时引入语言学中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也就没有了隔阂。
（三）能指和所指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观点可以说是索绪尔开创的能指所指范式的翻版，极为关注作为能指的文学形式手段，同时又不得不涉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能指所指这个历史性的区分，并扎进能指世界的否定性结构区分中。在能指和所指、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上，俄国形式主义的做法和索绪尔的做法极其相似，因为俄国形式主义极其关注作为能指的文学形式手段。“形式主义文论主要借助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即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俄国形式主义反对传统文学批评、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形式主义代表雅各布森主张把文学研究转化为文学科学——“文学学”。将某一领域进行科学化，学科化，这一点与索绪尔语言学反传统的思想不谋而合：索绪尔发现“这个学派（前期历史语言学派，引者）虽曾有过开辟一块丰饶的新天地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学科学。它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并且俄国形式主义不只重视文学所蕴含的含义与思想，还转向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与索绪尔
布拉格学派是最能代表欧洲的语言学派，就传承性来说，布拉格学派直接接受了索绪尔的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思想资源比较多（胡塞尔的现象学、库尔特奈的音位理论、洪堡的语言学等）,但索绪尔对它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1920年,布拉格学派的主将之一雅各布森来到布拉格,不久,索绪尔的大弟子《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者之一薛施蔼就送给他一本《教程》。雅各布森在深入研究了索绪尔之后,便把索绪尔的思想带到了全世界。虽然雅各布森多处强调他与索绪尔的一些差别,但人们往往通过他而接受到索绪尔的一些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各布森是索绪尔的第二次肉身,他背负着索绪尔的思想转遍了欧美世界莫斯科—布拉格—纽约—巴黎—塔尔图。雅各布森善于将文学与语言学结合，罗兰•巴特因此说：“罗曼•雅各布逊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礼物：他把语言学交给了艺术家。正是他开辟了有关人的最精密的学科之一与创造性世界之间生动可感的关联域。在他的理论和实际成就中，他代表了科学思维与创造精神的结合。”
1926年布拉格学派成立后，在第一次国际语言学大会上，布拉格学派和日内瓦学派代表共同提交了一份提案表明他们的共同理论基础：索绪尔，并于1929年的《论纲》中明确表明了他们的指导思想是索绪尔语言学。而后定居在美国的布拉格学派的文论大师雷纳•维克勒撰写的《文学理论》汲取了索绪尔的理论。可见作为布拉格学派的开创者，雅各布森深深受到索绪尔影响。可见，从历史传承来看，俄国形式主义深受索绪尔影响。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关联，周来祥在《西方美学主潮》里做了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诞生恰恰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要著出版问世之前，当他们不仅使文学艺术脱离生活现实，使其成为独立自足的语言形式，而且也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确定为语言和词语，他们就在文学与诗学的领域内揭示出了同索绪尔的语言学总的精神完全相同的东西。”
（二）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学科建设上，在于科学化努力。雅各布森在其早期学术活动中带头建立了“莫斯科语言小组”，这个小组主要研究文学和语言问题。他坚信，诗歌具有独特的美学功能，研究诗语可以揭示一般语言的特性，因此作为语言学家的雅各布森与作为文学理论家的雅各布森是密不可分的。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已不是新鲜话题，早前有学者认为布拉格学派文论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在捷克语境下的翻版和延续。可见两个学派理论的相似度极高。可以说两派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都受到索绪尔影响，它们很多理论都来源于索绪尔，所以说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共同的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对布拉格学派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俄国形式主义为布拉格学派提供了人员基础，建立布拉格学派的罗曼•雅各布森，早期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两大阵营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领军人物，于1920年定居于捷克布拉格，对威廉•马太休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人于1926年10月6日建立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此外，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对布拉格学派研究者在方法论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穆卡若夫斯基的“前推”来源于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穆卡若夫斯基的“审美功能”则由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演变而来。虽然布拉格学派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但布拉格学派也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在其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和相异的理论旨趣。由第一阶段主要研究文学作品内部构成到第二阶段打破形式主义传统到第三阶段偏离俄国形式主义转向普遍问题及艺术中主体角色问题可以看出布拉格学派的发展路线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过度到结构主义的。因此可以说布拉格学派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发展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开端。
三 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
中国古代没有形式派意义上的语法，只有功能派意义上的语法。由于自古以来中国语言研究都对形式上的语言有所疏忽，更注重语言中表达的内涵，所以形式主义在中国接受的较晚。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反映的现实跟实际的现实是有距离的。同时这句话也能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对语言传达出的语义的重视与思考。由此导致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就活跃于苏俄，而在我国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受中国传统思想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作家的使命感，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绵延数千年，这与中国作家怀揣国家、心系人民是分不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流传至今，这种蕴含在文学中的价值观可以体现中国文人对现实的关切与语义传达的重视。第二，文化差异。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日内瓦语言学派和胡塞尔现象学派，有先前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它在语言学视域下注重音位学;它强调文学的模式化,讲求文学中的语言与形式，环环相扣，逻辑清晰。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被人感知,与形式主义主张的建模式构建不同的是，中国学者认为文学是一种朦胧下的抽象。第三、中国文学风气。中国文学家一直受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的影响，认为文学的形式，审美作用只是一个陪衬。在中国文化中“形式主义”“本本主义”都是反教条反虚无的贬义词。因此，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比较晚且不顺利。
如今在中国更多的是将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研究。全面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结构、情节、艺术技巧、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等问题，不拘泥于文本内容的传达，也不抵斥形式手段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并且，现今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也更加全面，随着理解的深入，对“形式”观念的理解也发生着分化。但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分化始终以两种“形式观”为核心发生着向心运动，如同两个共存的平行空间，仿佛毫无交集，但确实互相制约与影响。在中国，对俄国形式主义有了一定的突破与成就，但仍有不足：因为俄语词的所指导致的翻译问题最难攻克。此外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形式主义中的概念仍有未研究清楚的情况。研究过于集中，而忽视其他成员的研究依然存在。
四 小结
雅各布森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现代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的重要人物。受索绪尔影响，其将文学的研究对象锁定为“文学性”，她的诗的“系统功能”“隐喻与转喻”的思想更是体现了与现代语言学及布拉格学派的本质联系。俄国形式主义与语言学不可分割，形式主义代表提倡的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并不顺利，这主要与中国长期对语言研究很少涉及形式研究有关，也与翻译等问题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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