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网（www.lunwensci.com）:
【内容摘要】：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采取了双重的“隔离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其积极的效果，但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清廷在治疆的过程中，没有及时的因时、因地而变化，造成这种思想理念逐步僵化，最后导致了新疆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甚至在清廷内忧外患之时，引起了部分朝臣弃疆的论点。由于沙俄和英国对新疆的觊觎之心，清廷感到事态严峻，在左宗棠等人积极的经营下，断然采取措施，在新疆设郡县、置行省，从而翻开了新疆社会新的一页。
论文关键词：因俗而治,隔离政策,建省
一 清朝传统治疆政策及其对近代新疆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
（一） 两种“隔离政策”阻碍了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诱发了新疆近代的矛盾
有学者用“宽严相济”来概括乾隆初政时的统治特征【2】，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清朝初期的对新疆及其对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宽严相济，或曰“恩威并施”，即是清朝惯用的手段。“宽”则怀之以“恩”；“严”则施之于“威”，孰轻孰重视具体情况而定。清廷在回疆地区设立办事大臣，企图用“威”来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在边疆的统治，也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和和平的环境。但其一味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为新疆近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其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隔离政策”就是为了维护新疆政治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显著一例。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隔离政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表现在“汉城”与“回城”的设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严禁汉回两城人员之间不得随意往来的禁令。这种政策，是一种愚民的表现。不利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从经济方面来说，其普尔钱和清朝制钱的并用的双轨货币政策，严重阻碍了各民族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商品交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禁止汉回通婚，严禁回人学习汉语，这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传入。这一“隔离政策”与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伯克之制”是遥相呼应的，共同阻碍了新疆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清朝在平定新疆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继承历代王朝治疆理念“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对原有伯克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使其成为清政府在当地的一种基本行政制度。清政府在各地设立办事大臣，注重政治和军事的镇压，而把与人民直接相联系的民政事务交予各民族上层首领充任的各级伯克实行间接统治。因此，当地回疆的普通回人很难直接与清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发生关系，以致当地回人只知伯克，不知清政府，国家整体观念淡薄。伯克之制造成的普通百姓与清朝官员的隔离为新疆地方伯克官员的腐败埋下了伏笔。也为新疆近代社会的战乱埋下了伏笔。
纵观清朝的治疆理念，其实质是从维护满洲各族利益为首的封建国家以及各民族上层利益出发的。其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隔离政策”导致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难以移植于新疆，内部人员难以扎根于新疆，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利于地广人稀的新疆土地的开发，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伯克制度因没有及时的因地、因宜变通，最后逐渐演化成为地方伯克官员和清朝官员贪赃枉法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小方壶斋与地梦钞》所描绘：政治论文网“糜烂延及关内至甘肃名存而实亡，推原其故，实由昔时概新疆为边地不设行省，而无亲民之官，以致教养胥失，民不能安，酿成巨变也。”“不乘此时设治民之官，使头目人等之权杀，而官司之令恐日后仍有官民隔绝之患，此新疆之应设行省者又一也。”【3】
（二） 重北轻南的战略思想是南疆动乱的主要因素
清政府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对南疆实行伯克之制，其本身是对南疆战略地位的轻视。清政府在征服新疆后，其政治、经济、军事的部署体现在北重南轻，“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 【4】。可见，清政府在治理回部的事务中，主要把政治、军事的中心放在北疆的伊犁。而对于辽阔的南疆，从地理角度来说，清政府由于远离行政中心，故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清朝在新疆的总兵力为2万多，是极为单薄的，但其由于重视北疆的兵力部署，其南疆的兵力部署是极为缺乏的。“北疆驻兵多，屯田广，守备周密，是资镇慑，弭乱于未生，止祸于无形，南疆兵屯较少，防范尤疏，每次倡乱之暴徒为数少，如有相当兵力迎头扑灭，绝不致滋蔓难图”【5】。魏源又尝谓“勘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北路详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万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案哈密应并入南路计算，宜云不及四分之一。）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氏则北路挈卷，南路不得挈卷。夫固畛域视之矣！……惜清廷不知务此，忽视西南不驻重兵，坐弃膏壤而不兴屯。只兢兢于严防汉回交通以图姑息苟安，岂非失策！果然患弥于有备，祸生于所忽。后来北疆安如磐石，南疆则乱波叠起，虽各有特殊之背景，与发生之原因，然而驻兵之详略，防范之严疏，实为北治南乱之一重要关键也”【6】。纵观魏源之分析，清政府对于治理南疆的轻视和疏忽，导致清廷在19世纪中叶前后内忧外患时，对于南疆的治理和镇压显得力不从心。当阿古柏入侵和南疆农民暴动时，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
（三） “因俗而治”下的社会体制的独立性诱发了新疆19世纪中叶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激化。
清朝在平定南疆后，清朝政府对新疆的伯克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改。使其成为清政府在当地的一种基本行政体系。如废除伯克的世袭制，选任伯克官员的标准是对于清廷的效忠态度，实行回避制度，制定伯克品级、众建伯克而不设全民之伯克等等。这种政策，从政治方面来看，确实对原有伯克的权利取消了许多，但其保留的权利远远大于下放的权利。从经济方面来说，并未从根基上消弱伯克的固有经济地位。但是为什么乾隆朝平定新疆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西北边疆一直是稳定的呢”？【7】其原因在于康乾盛世的余辉在起作用，也与乾隆朝对伯克制度采取了灵活性的改革有关。但随着清朝后期国事的日衰，清朝政府未能因时、因地的对伯克制度做出灵活性的改革，故伯克制度之腐朽扫荡了整个南疆社会。
伯克制的瓦解与未变通的“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息息相关。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没有认识到骑在马上能打天下，安能骑在马上治天下的治疆道理。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没有把武官之制转化成文官之制，是治疆理念的又一大失误。也是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又一表现。“彼此不相统属，而又多为禁卫之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茫然。惟藉军队之力以镇压叛乱，政治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复杂，风俗各异，统治有名无实。故变乱常易发生。”【8】“朝廷对于新疆大臣慎选人材，任用保举之满员，与左迁之大吏。官吏即用得其人，回户赖以休养生息，仰朝使如天人，其后经过已久，保举制度，渐次弛懈，多任用侍卫及口外驻防人员，此等官吏，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舍。与所属司员章京之服食日用，无一不取给予阿奇木伯克。而各城伯克多是东部回人，即前时附从清军，勘定回疆著有勋劳者之子弟，故对于回部、回民关系较浅，常与清吏朋比为奸。”【9】如西北变局发生后，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门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
这三十万数目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刮起来，已是剥肤吸髓之能事。而与文治相对应的新疆政府机构的设立，清朝政府的态度是“回疆添设文职衙门，是俨然添一省会，殊失居重驭轻之策，亦不值如此办理，所有添设同知等官虽经议准仍著该将军等从长商酌，不必添设更为妥善”。【10】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疆不设郡县是清政府的既定之策，这种不因时，因地变化的治疆理念，是对新疆战略地位轻视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政府国家权力对新疆基层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不断弱化的表现。因此，当阿古柏扫荡新疆社会时，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显得那么脆弱。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武官之治，其目的在于镇压，而不在于扶治。清政府在选用伯克官员时，尽管制订了详细的任用规章制度，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其伯克固有的世袭权利。其伯克官员的任命大多是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郡王家族担任，这往往造成他们日益坐大，或者彼此之间互相攻伐、或者与朝廷作对，出现分离倾向。一改那种“我则选拨阿奇木伯克使其守土而治其人”的作风。清政府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企图用伯克官员代替清政府在地方施行文官之制，但其由于伯克制度本身一种落后性的生产关系，因此，清政府的的这一企图被19世纪中叶前后出现的阶级矛盾所破灭。“南路征收均有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中专会计毕业论文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如怨所官头目。”【11】伯克官员在地方的坐大，主要是清朝政府把经历都投入到政治上来，对于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民事则全委托于阿奇木伯克。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说的“过去，中国政府对于边疆的投资，都投在政治上，很少投资于经济上，以此边民对于中央的各种改革始终是怀疑观望、反感、厌恶、反抗、其主要原因在此。”【12】
为了笼络伯克对于清朝政府的依附，清政府对于伯克官员存在的经济基础丝毫没有动摇。其在缺少征税机构和治民之官的基础上，清政府任用伯克官员代替政府征税，这为伯克官员欺压人民创造了条件。而清政府又在新疆实行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减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的落后赋税制度，造成新疆社会贫富差距拿大，阶级矛盾尖锐，最后逼迫农民走上了反抗清政府和伯克双重压迫的起义。
从以上分析看出，清政府由于对于新疆战略地位的模糊，因此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时，忽视了地方政权机构的建设和地方官员的任选。这种在缺少监督机构的体制下，在因俗而治下的伯克官员的腐败弊端暴露出来，他们揭竿剥民，酿成19世纪农民大起义。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说，“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中央政治有办法的时候，边疆一定是向心的，内附的。反之，边疆人民一定要离心的外倾。封官拜爵那不过是治标办法之一种罢了。治本之道仍在修明内政，安定社会”。 【13】由此可知，新疆过去乱事之所由生，乃政治设施不当，实为主因。而主因最重要之特点，在于把武治未能因时、因地转化到文治上来。这种治兵者官多，治民者官少的畸形政策，是近代新疆诱发动乱与不安的主要因素。
二 19世纪中叶前后，由“弃疆”观点到新疆建省
在乾隆朝平定新疆后，尽管认为“准葛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 [14]，并且设立卡伦，定期巡边，企图确立永久性的统治。但由于当时主权国家观念的淡薄和受“封藩卫国”体系的制约，并未对疆界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就为外来侵略势力提供了口实。而清廷对新疆战略地位持的是“取之虽不劳，守之或太费”的模糊认识 [15]，甚至认为新疆是“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16]的消极态度，对于清政府的治疆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从战略上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观念，导致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出现一部分朝臣弃疆的论点。
最早出现弃疆的朝中大臣是武隆阿，此人在平定张格尔之乱时，奏可“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次大兵进剿，贼即有守外袭乌什，内有和田直驱阿克苏之谋。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西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之漏卮。”[17]此人之主张，在于抛弃西四城，其观点是“地不足守，人不足臣。”可见，在鸦片战争前，清廷就有人主张放弃西四城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与清政府传统的对于新疆战略地位的消极认识息息相关。这也是轻视南疆地位的一种表现。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内忧外患，财政贫乏，在朝廷大臣中出现放弃经营新疆的论点。面对阿古柏的入侵，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并且引起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新疆是极为偏僻的地区，每年中央政府需要从各省调拔数百万两到新疆，不很值得。现在新疆分裂，政府在列强环伺的形式下，最好能集中巩固海防，对于偏远的新疆认为是弃不足惜。朝中支持李鸿章观点的人认为“收复——失陷新疆一事，几为当道所不敢言者也。新疆与中国内地不及海防关系之密切，新疆犹中国之肢体，海防则中国之腹心，塞防不固，不过肢体之小患，海防不坚则系中国之大患”【18】。“新疆荒僻，恢复无用”。【19】“徒收数千里无用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是新疆失之无损，得之便有害，即可恢复，亦不过谋一无穷无了之地而已。”【20】向李鸿章这样朝中的重量级人物能说出这样的言语，看见，新疆在清廷眼中的地位并不是牢不可破。这也将把清朝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论点推到了历史的高潮。在新疆建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极力反对的人物。就在清军收复新疆后，“疆臣朝臣有言宜郡县者，亦有言不宜郡县者。其言郡县者，谓汉回杂处，非地方官为之控制，无以销争之萌；其言不宜郡县者，谓土旷人稀，徒设官以靡巨费，以成旦夕之效，朝廷两存其说”。【21】同治五年七月，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的奏疏中说“西北之势，关内为本，关外为末”。【22】“为今日新疆之计，当知弃取，我朝自乾隆中叶以前未尝有新疆，今国家元气未复，兵弩两亏，不思养兵息民，乃欲黩武争胜于遐荒之地，非经国之良谋，不如弃之”。【23】此人在《西陲事略》一书中，把新疆建省看做是“此皆铺张扬厉之谋，专务美观，不求实济”。“第欲将收伊利，建行省一切旷日持久，必不可行之事，漫冀成功于将来”。【24】翰林院编修刘海鳌也公开反对新疆建省“臣备员侍从，玉门未出，扼塞无由周知，曷敢妄参末议”【25】。他却又说“新疆地势辽阔，间以戈壁，周回二万余里，版图初入，设险建城，不过二十余处，每城不过数十庄，百数庄。乱离之后，户口益稀。今欲举一城百数十庄而养一州县，合二十余城而成一省，臣知其不能。或者地广人稀，并归甘肃，既南遥制；改设官制，亦属虚名。则事方经始，须费甚烦。且库储支拙，西饷岁近千万，力已难支，又何能筹此锯款，以供经野设官之用。”他根据以上结论，得出“惟通筹西域情形，企业培训论文则郡县未可遽设，屯田可以专办。”【26】之所以能出现这种弃疆的论点，固然与当时的财政吃紧有关，但其与清政府对疆传统消极治疆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
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改消极的治疆理念。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经营下，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制俄国鲸吞蚕食之谋，以补官民隔绝之患，以行新疆长治久安之道。
可以说清朝在近代治理新疆的过程中，有亡秦之迹而无亡秦之祸。
三 结论
清朝“因俗而治”消极的治疆政策是导致新疆行政区划设立缓慢的主要原因。虽然乾隆时期平定了新疆，但直接统治的地区仅限于哈密、吐鲁番等北疆地区。二百年间，清廷在设立新疆郡县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消极，动作迟缓，与此时西方列强的疆域观念相比，显得十分落后。过于固步自封，缺少进取心。在面对近代外部侵略和内乱时，清廷显得力不从心，导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纵观清廷的治疆理念，其在治理新疆的过程中，两种“隔离政策”阻碍了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诱发了近代新疆社会阶级矛盾的爆发，而未能及时的把武治转化为文治更进一步促使了近代矛盾的爆发。
【参考文献】：
[1]清高宗实录[M] .卷543.
[2]李云泉.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转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896年第1期，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9 .134.
[3] ] [11]清口口.小方壶与地梦钞 [M].王锡祺辑．浙江：杭州古籍书店.117，117
[4] 傅恒.平定准葛尔方略[M].正编卷61.
[5]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商务印刷馆，1936.11
[6][9] [15] [17] [18][19][20] 魏源.圣武记[M].道光重定回疆记.卷4.上海：上海文瑞楼刻本，清道光二十四年
[7]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00—501.
[8] 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卷下，1011.
[10]高健.清三通续编（下册），道光十一年上谕[M].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594
[12] [13]马长寿[M].论统一与通化.边政公论.第6卷，9-16
[14]清高宗实录 卷617
[16]西域图志[M]. 天章2 ，155
[21] 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的研究[M].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188.
[22][23]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M].甘肃：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社，1990：卷137，405.
[24] 李云麟.西陲事略[M].清光绪年间抄本，成文出版社印行。本文所引李云麟言论，均见此书.
[25][26]均出自光绪朝东华录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
SCI论文修改润色、
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shizhenglunwen/1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