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耆、钦命兵部侍郎·广东巡抚部院黄为晓谕事。照得各外国商民奉旨准其在粤贸易, 自应彼此相安, 共臻和睦, 前因夷人欲进粤城, 致粤民众论哗。本大臣部院出示晓谕, 谅已周知, 今英民进城之议, 业已申止。凡尔军民人等须知我皇上怀柔远人之盛德及各国与中国通商和好、互通友爱之雅谊。务须照常相安, 共谋乐利, 不可仍行标贴长红、讥讪怨言, 在于十三行等处混行生事滋扰, 以致各国商民不安生业。合行出示晓谕。为此, 示仰城内外军民人等一体知悉, 嗣后务须各安本分, 有事禀官, 听候核办, 勿再造作言语, 假以公义为名, 混行滋事, 如敢故违, 定将起意之人查拿, 照例严办, 各宜禀遵勿违。特示。正月初十日。
清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开放广州等地为通商口岸。当地民众不满于英国人进城, 故耆英、黄恩彤联衔发布告示, 一方面照谕军民相安无事, 另一方面告诫各国商民通商和好, 对于中英鸦片战争的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钦命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耆、兵部侍郎·广东巡抚部院黄、督理粤海关税务思, 为严禁华人雇用划艇运货, 以杜影射事。照得澳门划艇原为西洋人运货而设, 由澳上省, 必须赴呞咑领照及货单, 以有理事官火漆印为凭, 经过虎门呈报巡洋委员查验給单, 由省下澳赴大关领取红单, 经过虎门一律报查领单。如无验放红单, 即照走私条款议罚, 并不许由鸡公石等处海口偷漏出入。倘不服营弁查禁, 立拿解省, 按照条约办理。……慎毋尝试。禀之。特示。正月十八日。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 又发布了一条相同的告示, 说明华人雇用划艇运货的事屡禁不止。
(三) 册页本《皇清职贡图》
《皇清职贡图》呈现了清朝鼎盛时期对外邦交关系和对内民族关系, 为民族、民俗、外交、服饰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法图藏《皇清职贡图》应有12册, 现存4册, 前有乾隆辛巳御题序, 序后署“乾隆辛巳秋御题”, 钤朱方印“惟一精惟”、白文印“乾隆定翰”;每册钤有乾隆玉玺数方, 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 另有“圆明园宝”骑缝印, 可见原藏于圆明园, 应是在咸丰十年 (1860年) 被英法联军掠走, 后被法图收藏。
《四库全书提要》称《皇清职贡图》“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 (3) 。祁庆富在《〈皇清职贡图〉的编绘与刊刻》一文中认为“告成”或许是指从各地征集素材图像完成, 而非绘制完成 (4) ;畏冬《乾隆朝〈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则将乾隆帝作序的时间视为《皇清职贡图》绘制完成的时间, 即乾隆二十六年秋 (5) ;齐光 (6) 、黄金东 (7) 等人承袭其说。法图藏册页本前有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傅恒等人的序, “将各省番蛮图样, 汇办总图当即派员承办, 敬成职方会览一部, 共绘图五百五十幅计十二册, 分为上下二函, 内将朝鲜等外藩诸国列为首册, 其余番蛮各以省分次序”, 说明绘成时间在乾隆二十二年, 《四库全书提要》所载无误。乾隆二十六年, 乾隆帝命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等宫廷画师各绘1卷, 并亲笔为4卷绘本撰额, 题名为《皇清职贡图》。可知法图藏册页本《皇清职贡图》初名《职方会览》, 是绘本《皇清职贡图》和乾隆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底本, 是《皇清职贡图》版本史上重要的一环, 在中国版画史、民族关系史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研究价值。它在细节上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绘本有一定差别, 如英吉利人手中瓶子的形状、英吉利妇女的发式等。
三法图藏档案文献的价值
法图藏明清档案文献数量可观, 种类比较齐全, 具有一定文献价值。
其一, 法图藏档案文献, 为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文献资料。法国汉学长期在欧洲汉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法图所藏汉籍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傅尔蒙、雷慕莎、儒莲、古恒、伯希和都曾在法图工作过, 法图的藏书给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傅尔蒙、雷慕沙、儒莲、古恒就法图所藏汉籍先后编订《 (法国) 皇家图书馆藏中文图书目录》《关于 (法国) 皇家图书馆的中国藏书》《帝国图书馆新基金会专藏中文、满文、蒙古文、日文目录》《中、日、韩文书籍目录》等, 方便了后来者利用这些文献。伯希和带回的敦煌文献, 奠定了法国敦煌学在欧洲的独特地位, 王重民于20世纪30年代在伯希和所制定的编目细则下完成了《伯希和A藏B藏目录》。
其二, 法图藏档案文献兼具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可以弥补中国相关文献的缺失, 部分稀见本又可与中国藏本相互参校, 深化专题研究。如《清道光二十六年广东地区告示》、顺治时期《缙绅录》等中国大陆阙藏, 《圆明园四十景图》《皇清职贡图》则是圆明园旧藏的皇家文献, 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又如影印出版的《清代缙绅录集成》以清华大学所藏清中后期《缙绅录》为主, 法图所藏以清前期为主, 可互为补充, 是清朝职官研究的必备基础材料。
其三, 法图所藏汉籍,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其流转过程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材料。康熙二十四年, 白晋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委派, 以法国科学院“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到中国传教, 与康熙帝颇为相得, 康熙三十六年回国时, 他给路易十四带回了22种汉籍。法图两任馆长比尼翁 (Armand Jér8me Bignon) 和小比尼翁 (Jér8me-frédéric Bignon) 也曾先后致信马若瑟、钱德明等传教士, 委托他们搜集中文典籍。这些传教士, 一方面在中国传教, 另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多把搜集到的汉籍和自己在中国的研究成果寄回法图。若干年后, 学者也可通过这些材料管窥彼时中西方交流的具体情形。
注释（参考文献）：
1 郭存孝:《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考释》, 《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第52页。
2 朱彭寿:《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254页。
3 纪昀等:《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版, 第594册, 第401页。
4 祁庆富:《〈皇清职贡图〉的编绘与刊刻》, 《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第71页。
5 畏冬:《乾隆朝〈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 《紫禁城》1992年第2期, 第9—10页。
6 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 《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第28页。
7 黄金东:《浅析〈皇清职贡图〉及其史料价值》, 《兰台世界》2012年4月下旬刊, 第2页。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珍稀明清档案文献考述》附论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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