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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价值链中断及疫情 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速度不均衡 ，使得以美国 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倾向将价值链“ 区域化”“本土化”。在面 对全球价值链调整及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使得我 国的资源类产品、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等产品面临进出 口额 下降等问题，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以本国为核心、亚洲国家或地 区为次核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阶梯状贸易网络结构 。该贸易 结构将充分利用亚洲各国优势、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带动亚洲 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 贸易对象,进出,口产品,贸易网络,问题,对策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这得益于我国贸易结构做出的适时调整 。在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的进出口总量年均 687.53 亿美元，仅占世界总 贸易量的 1.4%;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 贸易后，尽管经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贸易量仍上 升到了年均 25855.59 亿美元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的进出 口总量更是在 2022 年达到了超 63200.45 亿美元，在世界进出 口总量中占比甚至达到 13%; 然而近年来某些国家开始推行 “ 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政策，使我国现有的贸易 结构模式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 情等事件后，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决定。 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是否应该再次进行贸易结构调整，这 一 问题变得值得探讨。
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调整对我国外贸结构的影响
( 一)我国贸易对象相对集中将增加自身外贸风险
一国的贸易风险与其贸易对象分布均衡情况有着密切关 系 。尽管我国的贸易市场分布在全球各大洲，但是从图 1 可以 看出我国的贸易对象国主要集中于亚洲、北美洲和欧洲，其中 中国同亚洲的贸易占比虽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在 50%以上 。在亚洲贸易中 ， 中国同日本 、韩国的贸易比重均呈现下降趋 势，而东盟已成为我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对象(2022 年已占 中亚贸易的 30%)。中欧与中美贸易比重之和也占了我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的 33%左右。其中，中美贸易在整个中国同北美进 出口总额占据绝对优势，大约是 90%以上;中国同欧盟的贸易 比重占在整个中欧贸易的 70% 。而中国同大洋洲、拉丁美洲及 非洲的贸易比总合仅达到 16% 。我国的贸易对象相对集中在 美国、欧盟、东盟的现象将会严重威胁自身贸易安全 、甚至产 业链安全 。尤其自从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推行所谓 “ 友岸外包”、美国与欧盟宣布启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促 进两方的供应链合作、“印太经济框架”等一 系列政策，妄图建 立美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徐秀军，2023)。由美国带起的同欧 洲及亚洲的新贸易合作和价值链试图排挤我国的行为将会增 加我国的贸易风险。
( 二)贸易对象相对集中对我国进出 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 GDP 及贸易量的大幅度增长推动的大规模生 产需要大量进口各种资源类商品(魏浩，2015)，然而贸易对象 国政策调整将会影响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后续生产 。 以 美元结算的原油、铁矿、铜矿、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在我国总进 口量的占比已从 2015 年的 10%上升到 2022 年的 17% 。新冠 疫情造成的各国经济复苏不均衡 ，使得美国等国增加流动性的政策推高了铁、铜等资源类产品价格;而我国企业目前所从 事的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 ， 主要还处于微笑曲线中间附加值 较低阶段，更高的生产成本将降低我国对资源类产品的进口。 类似的政策变化还有自拜登政府上台后组建的美日印澳“ 四 边机制”和“ 四方芯片联盟”以遏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梁 向东，2022;徐秀军，2023)，图 2 显示出，截至 2022 年，我国高 新 技 术 产 品 与 机 电 产 品 进 口 分 别 下 降 至 7634.65 亿 美 元 、 10458.52 亿美元 。美国等对华贸易政策的改变一方面减少了 我国实际需求产品的进口 ，使我国出现贸易失衡及产业升级 调整受到阻碍。
一方面，尽管我国的出口量始终保持增长状态，但从相关 资料可以看出，2021 年开始我国的高科技产品 、 自动处理设 备、手机等机电产品出口量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可以部分 归因于新冠疫情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与“ 制造业回 流”等价值链调整政策。
三 、建立核心—— 边缘贸易网络结构应对全球价值链调 整
( 一)建立以中国为核心、亚洲国家或地区为次核心、其他 国家或地区为边缘的贸易链网络
为应对全球贸易链、产业链调整对我国贸易安全的影响， 我国可尝试建立以中国为核心、亚洲国家或地区为次核心、其 他国家或地区为边缘的贸易链网络(此处的边缘不是指减少 贸易或者不进行贸易状态， 而是指其作为贸易链末端进行最 终产品销售、或者是将部分服务贸易布局在此)。首先，伴随着 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作为 贸易网络中的核心部分应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培育高科技企 业发展、建立更加开放、法制的营商环境。其次，在美国与欧盟 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日益严苛的情况下(潘圆圆和张明，2018; 裴长洪，2020)， 我国可以考虑充分利用亚洲各国的比较优势 进行区域产业链、贸易链布局 。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作为次核心 布局是基于三点原因：一是，东南亚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 、土 地价格低廉等优势，有利于我国在此投资建厂，将部分中低端 产业转移至此 。二是，日本的研发能力、韩国等国或地区的较 高端商品及零部件生产能力(魏浩，2015)，以及日韩印提供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服务(Baldwin and Tomiura 2020)使得中国 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合作交流一方面促 进了中高端产品的生产， 以便解决以美国为首对我国高科技 产品及关键零部件进出口的贸易限制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 地区可以起到中国与“核心—边缘”网络中边缘的发达国家 和地区间贸易桥梁的作用 。三是，亚洲有超过 47 亿(占世界总 人口的 59.2%)的人口将为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链带来更具潜 力、更具规模的消费市场 。最后，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 欧洲、非洲、太平洋群岛及南美洲延伸实现贸易对象多元化 。
尽管非洲 、太平洋群岛及南美洲在我国的贸易总额中所占比 重较小 ，但加强与这四大洲的贸易往来可以扩充我国资源类 产品、农产品等的来源地，以减缓贸易对象国家或地区过于集 中所带来的风险。
( 二)核心—— 边缘贸易网络结构建立中的问题
尽管建立以中国为核心、亚洲国家或地区为次核心、其他 国家或地区为边缘的阶梯状贸易网络将增强我国及整个亚洲 的区域经济发展，但仍需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新冠疫情 造成的贸易链中断造成的美国等国家物资缺乏状况 ，可部分 归因于其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 ;另外大量的产业链转移也会 使一国经济呈现“脱实向虚”趋势 。因此，中国在转移产业链转 移时应逐步、有序转移，涉及民生及高精尖等关键产业链仍应 考虑主要在国内生产 。这样不仅可以保留一定量的就业机会， 也可以使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二，我国主要在 亚洲进行区域产业链布局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但是我国与日 本、印度等国家仍存在争端、地缘政治博弈、各国机制不统一、 甚至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我国还应继续坚持平等 协商，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争端，促进亚洲区域经济繁荣发 展 。第三，能源类产品进口的定价权一般掌握在卖方手中，根 据 Spencer &Raubitschek(1996)及魏浩(2015)的建议，通过建 立中国企业采购联盟进行集体采购以压低资源类产品的垄断 定价 。 同时，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电能等新能 源，逐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类产品的使用。
四、结语
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缓解其国内矛盾， 将价值链转移及对 我国的贸易限制政策的增强将增加我国的外贸风险 。从产品 结构看，我国资源类产品进口、自动设备等机电产品进口 、手 机等机电产品出口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均受到贸易对象 国或地区的政策调整影响 。为解决此问题，我国可以考虑建立 以自身为中心、亚洲国家或地区为次中心、其他国家或地区为 边缘的阶梯状贸易网络结构 。该贸易结构将利用亚洲各国或 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区域价值链 ，也将促进沿线国家的产业 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 ，使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世界贸易舞 台。
参考文献：
[1] 梁向东，井中鸣，陈懋林.制度异质性、外生冲击与对外贸易结 构—— 基于断点回归的短期与长期判断 [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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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ldwin, R . E., & Tomiura, E. (2020). Thinking ahead about the trade impact of COVID- 19 [J]. In 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 19 59. 257- 258.
[7] Spencer, and R . S. Raubitschek,(1996). “ High- Cost Domestic Joint Ven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Do Domestic Firms Gai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 37. 315-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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