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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沟通有利环境的营造,主要目的是清除复杂环境中的不良 因素,营建聚焦风险、和谐有利的对话协商氛围。在综合考量系统内部环境与 外部环境、客观事实与主观动力等不利因素的基础上,可以针对性地构建起培育社会风险文化与应急文化、引导信息正传播与消除负环境、运用社会化媒体结合科技辅助、重视弱关系力量的抑制与发挥等四方面的系统环境优化路径。
关键词:城市安全治理 风险沟通 系统环境 营造策略
高风险社会中,考虑到社会系统整 体环境是多元沟通者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关键要素[i],因此要对城市安全治 理风险沟通的系统环境进行优化,打造 有利风险沟通环境。
一、培育社会风险文化与应急文化
在以风险为主题和特征的现代城 市社会形态中,重视和加强培育社会风 险文化与应急文化,能够较好地促进来 自各方的多元主体就风险价值观念达 成共识,并且有助于动员和协调他们共 同采取行动,从而能为城市安全治理风 险沟通系统运行运转创造有利的社会 外部环境 。 而且从风险沟通的角度来 看,在全社会培育风险文化与应急文化 本质上也是一种针对各种风险问题的 预防性沟通方式,旨在为所有可能参与 风险沟通的社会成员提供 一 种有关风 险认知与风险应对的基础理性 。良好的 风险文化与应急文化不仅能消除政府 与百姓之间关于风险的认知鸿沟、沟通 隔阂与关系落差,而且有利于缓解风险 来临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和群体恐慌 心 理,避免风险在社会、心 理 、制度 、文 化的建构中不断放大 。因而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在风险文化与应急文化建 设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推进培育 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风 险文化与应急文化。
一方面,在政府部门、企业组织、专 家群体 、大众媒介、社会团体和公民个 体之间建立联系并强化沟通,加强城市 社会范围内的日常风险文化教育 。具体 可以通过预防性和保护性风险沟通,如 设置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固定的主题性 风险宣传活动日 、媒体宣传报道 、组织 专家宣讲 、单位集中学习、社区网格宣 传 、学校课堂教育、发放应急知识材料等多种形式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进 行风险科普教育。同时,应当遵循科学 研究规律推广城市安全风险预防投入 与灾害保险等风险预防文化,从而尽可 能全面细致地将城市安全所涉及的风 险保护信息尽早传递给社会大众 。这不 仅能够启发和加深他们的风险社会观 念与意识,也有利于深化他们对具体风 险问题的认知以提升其风险沟通和风 险接受水平。
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各种 形式的应急培训教育,在社会中营造共 同努力的应急文化氛围 。例如,编写危 机应对手册、应急指导资料等相关教材 指导在校学生开展应急文化教育;参照 日本的 《灾害对策基本法》、《东京都震 灾对策条例》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条例, 尤其要对社会团体和普通市民的防灾 责任进行明确规定 , 以此培养公民自救、互助、公助的应急能力,推动应急文 化定型。 此外,中国已有一些城市为了 让居民真实体验和充分学习抗灾自救 的应急知识与求生技能,开始仿照一 些 发达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与“体验型防灾 学习设施”相似的应急教育培训中心和 防灾博物馆 ,但是由于建设数量少 、风 险覆盖面窄、社会接受度弱 、实用性不 佳等问题因而效果不甚理想,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 或者 , 可以依托应急、公 安、消防、卫生等城市安全管理部门,建 立类似美国应急管理学院(EMI)的公益 性应急培训机构,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面向所有公众的应急管 理培训项目,从而普遍提高社会应急保 护能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专门 的“ 应急演习计划”,以风险预演的情景 假设将多元风险治理主体及沟通者组 织起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从而不断提 升全社会的灾害抵御能力和应急风险 沟通效率,加深培育风险沟通的社会文 化基础,真正实现“ 有事而应,无事以防 而待 ” 的城市安全治理及风险沟通状 态。
二、引导信息正传播与消除负环境
为了消解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通系 统内部环境中大量存在的心理噪音,扭 转沟通信息传播的负向特性 ,亟需政府 部门、意见领袖等有能力、有资源、有渠 道的风险沟通主体带头引导沟通信息正 向传播并消除负面环境 ,从而推动形成 积极有利的风险沟通系统内部环境。
作为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通信息 的两类重要引导者,政府部门和意见领 袖的引导观念决定着沟通信息的最终 走向,因而必须首先敦促他们树立正确 的引导观念 。就政府部门而言,需要改 变以往担 心 风险信息引起社会恐慌因 而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隐瞒重大风险 信息的极端保守观念,重新树立起全面 客观 、真实透明 、真诚及时的风险沟通 信息引导观念,才能真切保障公众在风 险沟通中的各项权利,遏制谣言和虚假 信息滋生蔓延挤占有限的沟通渠道,进 而实现对沟通信息传播的良序引导 。就 意见领袖而言,他们是“ 在人际传播网 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 对他人施加影响的‘ 活跃分子 ’”[3],有着 显而易见的风险沟通信息影响能力与 引导能力,因而必须督促他们利用好自 身的话语影响力,树立起具有强烈的社 会道德责任感、公共理性和服务公众意 识的信息引导观念。
紧接着,需要不断提升政府部门和 意见领袖的信息正向引导与负面环境 消除能力。 引导者的能力高低直接关系 到能否帮助沟通者个体摆脱信息负向 性 、心 理噪音干扰以及负面情绪,形成正确的风险认知和适度的自我效能 。显 然,信息引导能力越强,相应的沟通引 导结果就会越理想。 具体提升路径包 括:一是尽可能多地搜集“ 真实材料”。 有限的“ 真实材料”严重制约了风险真 相信息的充实度, 在非饱和状态下,风 险真相以外的其它材料便有机可乘,此 时信息失真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而政府 部门和意见领袖需要保持理智,自觉运 用可靠的方式方法尽可能多地在“ 线 上”和“ 线下”搜集风险“ 真实材料”,从 而确保风险相关信息充裕可信 。二是做 好风险沟通信息的“ 加工者”和“ 把关 人”。 多元风险沟通者出于各种原因对 源初风险信息的自主加工造成了信息 的不断偏折甚至背离真相。更糟糕的 是,“在因特网创造的环境中,…… 因特 网拉开架式,要把把关人砸烂 。”[3]如果 政府部门和意见领袖能够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地对风险沟通信息进行选择和 加工,并且能积极履行信息“把关人”的 角色,坚守公平正义的理念和道德法律 的底线,绝不放任自流,那么虚假信息、 谣言等负向信息就失去了其最佳滋生 土壤。三是充分利用网络“共在”的风险 沟通场域和即时互动的对话方式,借助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并“用主 流价值导向驾驭‘ 算法 ’,全面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4],坚持传播真实 、正向的风 险信息 , 培育积极协商的风险沟通文 化。 此外,还需不断锤炼风险沟通信息 引导者的网络素养,增强他们对于风险 沟通信息的敏感性与收集研判能力,以 此提升信息引导的时效性。
三、运用社会化媒体结合科技辅助
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更新与创新 发展给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通带来巨 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政 府 、市场 、公众彼此之间的风险沟通边 界和壁垒仿佛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冲破 了,即便是普通社会大众也只需利用一 部连接网络的手机,就能通过互联网络 提供的社会化沟通场域、平台 、渠道参 与到风险沟通过程中去 。 毫无疑问,在风险沟通者自律、网络信息监管严密的假设基础上,社会化媒体能够提供和赋予任何想要参与沟通的人们以话语权 力, 真切保障并实现他们的知情权、质 询权和参与权 ,从而促进来自政府、市 场、社会的多方风险沟通者相互理解、 观点交流、共同决策 。美国、日本等国家 在风险沟通实践中运用 Facebook 等社 会化媒体开展与民沟通,并且在加强对 话交流 、避免信息失衡、推动风险接受 和风险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 因 此,在确保风险沟通者自律 、网络信息监管严密的前提下,充分打开和运用社 会化媒体这个沟通渠道,促使政府和市 场中的风险沟通主体积极参与进来,通 过设置官方自媒体账号加快风险信息 发布 、及时收集与回应民众风险关切, 推进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对话 桥梁和协商平台 , 以此密切联系公众、 强化风险对话交流,持续提升城市安全 治理风险沟通的效率与效果。
另外,在运用社会化媒体开展城市 安全治理风险沟通的同时,需要利用先 进科学技术辅助沟通。实质上就是吸取 发达国家运用科技支撑风险沟通的经 验,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风险沟通准 备阶段提高风险信息监测和收集的及 时性 、准确性和覆盖率,在开展风险沟 通阶段提高沟通效率以及沟通决策水 平,例如计算机技术、图像传输技术、网 络监控技术 、多媒体技术 、风险智能识 别分析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大 数据分析技术等等 。以大数据分析技术 为例,通过数据爬虫技术、语义分析、自 然语言处理、自动图像识别 、数据可视 化等数据处理技术,可以简单、客观、高 效、有力地对社会化媒体中海量风险沟 通信息和数据信息实时进行全方位收 集与快速传递 、数据整合与深入挖掘、 数据结果可视化,从多维度 、多层面对 全部的、 庞大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分 析,获得更加准确和精细的结果,有助 于实现对社会化媒体风险沟通的科学 监管和有效处理,进而能为风险沟通决 策提供科学辅助。
四、重视弱关系力量的抑制与发挥
在风险沟通系统运行运转过程中, 不失时机地运用好社会成员内部的弱 关系力量,有利于推进风险沟通进程顺 利进展和取得更好的沟通效果 。一方面 在弱关系力量的抑制中,应当清楚地认 识到,弱关系力量的不当发挥是非理性 沟通行为频出不断的初始动力,而社会 大众就是其背后的始作俑者 。因而需要 加快革新当前不全面 、不深入 、不牢靠的风险沟通监督管理方式,严格限制弱 关系力量的发挥。“共景监狱”的概念为 我们提供了 一 个可共参考的角度。在 “ 共景监狱”中,中 心 瞭望塔被去除,囚 犯与他人之间能够互相交流,管理者的 信息资源优势不复存在,但囚犯将受到 所有人的监督与控制 。类似的,网络信 息社会中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通的系 统成员同样处于信息资源相对平等、实 时交流互动的“ 共在”场域,需要重视广 大社会成员在沟通监管中的重要地位 及作用 。只有将这些对沟通交流互动反 应最直接、最灵敏的社会成员纳入监督主体的范围内,结合灵活有序 、保障有 力的制度机制供给,才能最终实现多重 主体间联合的全方位实时监督,有效抑 制弱关系力量的肆意发挥。
另一方面, 在弱关系力量的发挥 中,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 通“ 主体— 主体”关系模式中彼此承认、 相互理解、话语权平等、共享知识、两相符合的内在规定性,促进社会成员良序参与沟通并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强化风险沟通者的自我约束,促使他们充分认 清自身在风险沟通过程中观点制造者 和信息传播者角色,进而要摆脱自利参 与逻辑,大力提升其道德自律意识和责 任意识,真正做到严格自律、认真负责, 并在面对利益与责任相冲突时自觉选 择后者 。二是以主体间性为引导重塑社 会中风险沟通者的主体间关系 。即在城 市安全治理风险沟通系统中打造这样 一种主体关系:“每 一 个‘ 我 ’都是一个 个人主体,由若干‘ 我 ’结合而成的‘ 我 们 ’就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的共同存 在即萨特所说的‘ 共在 ’”,而且“ 共同主 体性应该是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的统 一 。”[5] 除了“共在”与交互主体性,彼此 承认 、相 互信任 、相互理解 、话语权平 等、共享知识 、两相符合等主体间性也 是重塑主体间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内在 规定性 。只有这样,社会成员内部的弱 关系力量才能在城市安全治理风险沟 通实践中得到更好地运用与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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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 信 息化新纪元指南[M].何道宽,译 .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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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湛 .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03):32-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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