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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家风家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障。家庭教养方式决定了儿童的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从而影响整个家庭的幸福感。正面管教是以鼓励儿童获得自信、归属感和价值感的为目标的教育理论，并倡导家庭成员以平等的身份沟通并解决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二胎家庭父母的育儿理论和实际教养能力与儿童心理及行为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提出在跨文化背景下应实行家庭正面管教，将教育惩戒之盐溶于正面管教之水。
关键词：家庭正面管教归属感价值感二胎家庭教育惩戒
一、前言
良好家风家教是提升社会治理力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九届四种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诚如孟子在《离娄上》中所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并以此培养儿童获得幸福感的能力，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只有父母先修其身，正其行，提高自身养育能力，才能促进下一代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以此来稳固家庭，并为基层社会治理做出贡献。因为，只有家庭越稳固，社会问题才会越少。
二、正面管教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人类获得归属感及与周围人的情感连接是其生存的首要目标，也是人类在生活中获得满足感并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之后，心理学家鲍姆林德（Baumrind，1966）论证了三种家庭养育模式，即权威型（authoritative）、控制型（authoritarian）和放任型（permissive）。[1]此分类主要从家长在养育儿童过程中的控制力度及关注程度进行划分，其中权威型养育模式则被定义为在充满鼓励的温暖氛围里设定合理的规则及界限，这样既有利于儿童感知与父母间的情感连接，也能促进其规则意识的建立，并最终带来积极的行为及心理模式，如亲社会行为及行为调整能力。
美国教育家简·尼尔森（Jane Nelson）的开山之作Positive Discipline《正面管教》于1981第一次出版。基于Adler个体心理学理论，她在该书中提出既不惩罚又不骄纵且相互尊重的教养方式，结合和善与坚定，通过家庭会议、班会、鼓励、从错误中学习等多种工具和方法，培养儿童“自律”，帮助家长和老师了解儿童不当行为的核心。研究表明：通过参加6~8周正面管教课程培训，父母的养育行为有了显著改变且这种改变可以持续最少三个月。正面管教工作坊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印证了理论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即积极正向地引导有利于提升父母个人教育体系，并最终带来儿童个人价值感和归属感。
该理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得到世界各地教育学及心理学专家的认可，截至目前，正面管教协会（Positive Discipline Association）授权培训师的教授业务已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同时在中国、法国、巴西、埃及、冰岛、摩纳哥、西班牙开设官方授权分支协会，向会员教授阿德勒社会及情感生活技能，以期提升家庭情感氛围及和谐的家庭社会关系。
三、正面管教在中国
（一）正面管教研究趋势
在国内，进入21世纪，正面管教理念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研究文献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见图1：该图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主题精确检索数据绘制而成，检索时间2021.2.10），但目前还处在西方育儿理念的理论引进阶段。
2013年至今CNKI可检索的公开发表论文129篇中，大量研究视角仅局限于教室环境，而有关亲子关系的研究论文仅有3篇。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仅以某一个正面引导策略为切入点，以期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描述四种不当行为心理逻辑及解决方案，即寻求过度关注、寻求权力、报复、自暴自弃，或将正面管教理念和方法用于解决中小学生的问题行为和大学生的学习及心理健康。但此类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溯源支持和高信度效度量表，因此限制了相关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研究对象的问题行为或所处家庭环境发生变化，其提供的单一解决方案就会失去借鉴意义。
（二）家风家教与正面管教
家风建设和家庭教育是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8]随着我国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二孩家庭纷涌而至（陕西省2019年二胎出生率高达52.1%），二胎家庭教养问题进一步凸显。父母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养育好儿童，而其中的核心则是“育人”。然而许多父母却缺乏家庭教育的专业知识，在与儿童（本研究主要关注0~6岁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往往不知所措。同时，我国家庭教育的外化现象又加剧了家长轻视个人育儿理念和方法提升，反而将育儿的重则转移到教师身上。诚如孔子所言，修身方能齐家，那么，父母该如何修身以齐家则成为了当下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二胎家庭教养研究大多源自西方国家，国内几乎没有分析二胎父母养育的研究文献。总体上，二胎家庭养育模式分为积极养育和消极养育。儒家思想根植在中国家庭中的父母权威地位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家庭养育方式，家长习惯性地控制儿童的行为，甚至仍有家长奉行棍棒教育。加之较快的生活节奏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自身情绪管理不当，无法与儿童积极安全地互动，从而使儿童无法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被接纳的，这无疑会损害儿童的自我价值感，出现一系列心理及行为问题。众所周知，对每一个儿童而言，家庭都是其成长道路上的第一所学校，父母言行影响儿童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因素。唯有父母先正其身，修其性，方能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构建良好家风。
在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国内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应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尝试在中国家庭融入西方教育理念，探索磋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并最终建立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而正面管教理念正是倡导家庭成员地位平等，并着重强调行动的力量大于语言说教。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修身齐家思想内部融入正面管教理念所倡导的平等协商、温和坚定、先行动后语言等微观视角，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家庭的教养模式。而如何建构具有弹性、适应场景、夯实有效的家庭正面管教模式，在国内研究及实践领域仍是一个空白点。
（三）正面管教与教育惩戒相结合
由于西方教育学及心理学起步早、发展成熟，且从专业理论和实操经验的角度出发，都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很多家长便将西方教育理念奉为圭臬，完全按照欧美国家的育儿理念去引导儿童，而全面否定传统教育方式中的教育惩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正面管教理念具有跨文化应用的可行性，但是仍需考虑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不同的家庭认同感知方式。尤其对于婴幼儿而言，父母适度地设置行为界限，既有理由增强亲子情感关联，亦有益于儿童安全成长。诚如周佳（2020）所言，正面管教始终是教育方式的主旋律，惩戒则是必要的补充。通过惩戒，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都是为了制止和消除教育对象的不当行为、帮助其改正错误。那么，父母不仅要以正面鼓励的方式教育学生，也要以适当方式对儿童进行批评教育和管束。
积极心理学将情绪分为正向情绪及负向情绪。而建构拓展理论也强调积极正向的情绪能够促进个体能力的提升，并对积极主动应对周围事物；而负向情绪会导致个体出现消极情绪。但是，事实上，这种以适度惩罚为特征的教育方式并非一定导致儿童的负向情绪。研究表明，负向情绪也能够促进客体进步和成长，并非一定会导致不良后果。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任何父母都会在育儿过程中经历挫折、行为不当，但并不影响他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成长为更好的父母，既以和善坚定的方式教育儿童，也辅以适度惩戒敦促儿童。
二胎家庭中存在的差别对待和协调同胞关系等问题，也是父母修身提升的重点领域。首先，由于教养环境不同，父母经历的差别，几乎没有两个儿童可以得到父母完全同样模式的教养，而往往这种差别对待会造成子女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由于第二胎儿童从生理和心理上都需要更多的照料,故多数父母在二胎儿童身上会投入更多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一胎儿童的心理则会出现积极与消极情绪交互影响的现象。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二胎父母非常困惑于如何调节两个儿童的关系，尤其在他们产生冲突时，父母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往往会对儿童情绪和两者关系造成长效影响。有些父母会告诉同胞自己去解决，有些会介入问题的解决，最佳的方案则是父母扮演指导的角色，给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这种方式对于儿童期正在学习新的社会技能的同胞来说比较适用。
二胎家庭的父母需要协同养育同胞，通过提升自身修为，如积极正面地沟通与引导，帮助同胞建立正向情感联系。因此，在同时面对两个孩子时，有必要增加协同养育水平是必要的，而良好的协同养育可以协助或者支持父母双方分担养育的责任,也会缓冲父母各自多重压力和挑战,同时缓解因为二胎儿童出生而出现的消极情绪,增进积极情绪的获得。
四、总结
父母应该不断地更新教育理念，摒弃只言传不身教的错误方式，先正其身。父母尝试把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尊重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与之平和的沟通，建立稳定积极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促进下一代子女的亲社会行为，最终缔造积极良好的家风家貌。尤其在二胎家庭中，父母既要注重协同育儿，也要注意协调同胞关系，弱化区别对待。百年树人源自良好家教，融合中西理念的家教、优良的家风，将为基层社会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Baumrind,D.Effects of authoritarian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J].Child Development,1966,37，887-907.
[2]Carrol,P.&Hamilton,W.K.Positive discipline parenting scale: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measure[J].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2016,72(1)，60-74.
[3]Chao,Ruth,K.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J].Child Development,2016,65(4)，1111-1119.
[4]Gottlieb,L.N.,&Mendelson,M.J.(1995).Mothers'moodsand social support when a second child is born.Maternal-Child Nursing Journal,1995，23，3 14.
[5]Kojima,Y.,Irisawa,M.,&Wakita,M.The impact ofa second infant on interactions of mothers and firstbornchildren.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2005，23，103114.
[6]Wagner,H.And Baby Makes Four:Welcoming aSecond Child into the Family,1998.New York:Avon.
[7]陈斌斌,施泽艺.二胎家庭的父母养育[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7):1172-1181.
[8]吴帆.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J].妇女研究论丛,2019(6):15-17.
[9]吴荣政.中国传统文化与修身、齐家、治国[J].中国文化研究,2001(4):3-9.
[10]周佳.论教师教育惩戒自由裁量权的规制[J].中国教育学刊,2020(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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