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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住房 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效解决流 动人口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 转型和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见，流动人口 大多租住在房价较低的边缘地区，居住环 境差且面积狭小。 国内有关流动人口住房 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住房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该部分文献主 要从居住环境角度出发，定性地研究住房 条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第二，住房与流 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住 房产权、面积、环境等房屋层面探讨二者 的关系。第三，住房与流动人口迁移选择， 主要分为住房支出与居住质量两个层面。 文章就每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总 结，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流动人口 住房问题 文献综述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城镇化质量作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十 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 自中国城 镇化发展近 40 年来，城镇化率从 1978 年 的 17.9%提高到2017 年的 58.5%，城镇常 住人口由 1978 年的 1.72 亿激增为 2017 年的 8.13 亿，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我国城镇 化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以及社会结构发生 的深刻变化。而随着近年来一线城市住房 成本连续上涨，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以及生活成本压力加大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迁移门槛过高的情况下，多地甚至出 现了流动人口回流现象（古恒宇等，2019）。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 报告 2018》与国家统计局数据，自改革开 放以来流动人口经历了快速持续增长后， 流动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连续五年大规模 下降，2015年至 2019 年，流动人口相继大 幅减少 600 万、171 万、82 万、515 万人，其 中乡——城人口流动占到 80%以上。 国外研究表明，迁移被认为是家庭生活水平的
提高与生活福祉的改善。对于迁入地， 流动人口对迁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经济贡献，而且促进了城镇落户改革的发 展（张力，2015）。但由于受户籍制度、收入 水平、城乡分割等因素的限制，流动人口 难以和迁入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与权利， 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目前数亿农村 流动人口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大多居 住环境较差，居住区域偏远，难以获得当 地居民身份认同，逐渐被“边缘化”（王春 光，2006）。由于种种门槛限制，一线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逐渐下降，甚至对流 动人口迁移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在现行 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不仅会 影响其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度，更会影响流 动人口本身的幸福感与迁移选择，进而影 响城镇化质量。 因此，流动人口的居住模 式、居住空间等住房因素将成为新的关注 点。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从文献综述的 视角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住房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探讨是当今 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社会融合 是拥有不同知识背景且来自不同区域的 个体和群体,通过频繁地接触和相处,行为 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理念，价值观念逐渐 磨合相近的过程。有学者将流动人口社会 融合度划分为文化、社会经济与心理融合 三个维度，其中文化维度由迁入地语言熟 练度衡量， 社会经济融合度由收入、房产与职业阶层衡量，并用“感知融合量表”与 非农身份测度心理融合（悦中山等，2009）。 也有学者通过因子分析法衡量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度，其由经济、文化、心理、身份四 个维度构成（张文宏、雷开春，2008）。更有 学者从递进依存角度来设立流动人口社 会融合衡量方法，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应包含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 身份认同四个维度。 总之，现有对于社会 融合度的测量方法，国内文献存在诸多差异。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有很 多，不仅受流动人口自身情况地影响，还 与迁入地状况有关。随着流动人口迁入地 房价不断走高，住房支出占收入比重不断 增大，住房情况正成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目前主要是从住房条件、居 住区域、居住时间来对社会融合做的定性 研究。褚清华（2014）指出，由于流动人口在 城市的主要居住性质为租住私房，且租住 环境较差，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房租负担 不断加重， 流动人口又很难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类保障性住房，进而导致了流动人口 与社会的融合感不断下降。 陈湘满（2013）将社会融合分为融入意愿、对市民接纳意 愿感知、对城市喜爱程度、对城市关系度 四个方面，通过研究指出住房条件是决定 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住房条件与社会融 合度显著成正比，即住房条件的改善会显 著增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感，并提出要 提高流动人口住房条件，打破流动人口与 城市居民居住分离的政策建议。也有学者 从居住时间的角度，探讨居住时间与社会 融合的关系，认为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的增 加，会提高其当地语言熟练度，并加强工 作技能， 这会使他们得到更多当地人的身份认同，进而增加其社会融合感（张文宏、 雷开春，2008）。此外，还有学者基于流动人 口居住区域指出，由于流动人口多数居住 在环境较差的城中村，长期处于城市边缘 地带，居住地点也不固定，难以获得当地 居民的身份认同，较难与社会融合。依此 提出了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纳 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混合居住以解 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雷敏等，2007）。
（二）住房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 物质生活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也日趋增强。 但是这种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公民，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得到 有效提高，大部分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仍 处于较低水平。（俞林伟，陈小英，2014）。因 此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近年来在我国城 镇化发展中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流动 人口生活满意度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道路发展质量、 安全与稳定， 更 关系到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生活满意度 （life satisfaction）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定义 为：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性认知评价（Shin， Johnson，1978），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 与整体性等特征（杨青松等，2015），生活满 意 度 是 与 主 观 幸 福 感（subjective well- being）高度相关的术语。近年来， 国 内外开始重视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 响因素的研究。
住房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研究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 房环境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Hu （2013）、和红（2016）、吴菲等（2017）发现流动人 口中有房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无房人群，即拥有住房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而住房面积对流动人口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住房面积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费菊瑛，2016；高文书等，2010）。刘义等（2018）基于 2015 年广州调 查问卷数据，通过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 讨了住房面积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研究指出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 均水平较低，并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 性，研究结果表明：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 感呈负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较大的人均住房面积意味着更大的住房支出压力，进而导致主观幸福感下降。汤爽爽等（2016） 通过比较新老流动人口的社会属性与认 知特征，发现居住状况的改善能显著提高 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黄莼等（2011）在 提出影响农名工生活满意度评价结构的 七个维度基础之上，认为居住环境与生活 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由此可见， 国 内现有研究主要是对房屋的住房特征与 住房环境的探讨，而缺乏基于流动人口自 身流动角度（如流动人口迁居次数、迁居 频率）的相应研究，这些因素恰恰对于客 观完整地反映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概况 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于住房和流动人口生活满意 度的研究不仅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 与居住条件对其生活满意度所造成的影 响，还基于流动人口迁居次数、迁居频率对二者的关 系进行探讨 。 居住流动性 （residential mobility） 被用来衡量一个家 庭 的迁居频率 （Larson A，2004；Kull M A，2016），它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与人际社交模式 （R oss C E，R eynolds J R，2000；Oishi S, Talhelm T，2015）。居住流动性有较强地说服力解释社会关系、 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对于居住流动性 的测量，一些研究选择调查者 5 岁之后 迁 居 的 次 数（Oishi，2007；Oishi，Ishii， &Lun，2009），并要求根据调查者搬迁的 地址，对省内搬迁赋予 1，跨省搬迁赋予 2，跨国搬迁赋予 3，最后进行加权计算。 还有研究采用虚拟变量衡量流动人口的 居住稳定性，利用调查者的搬迁次数进
行分类，搬迁两次以内的计为 1，三次及 三次以上的计为 0 （Bures, R egina M, 2003)。此外，还有学者关注调查者的搬迁 历史， 将搬迁时间固定在五年时间内，用 过去五年的搬迁次数衡量居住流动性 （Ziol- Guest&Mckenna，2014）。除从调查 者自身迁居历史考量居住流动性外，还 有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利用搬迁人口 与总人 口之比来衡量 区域居住流动性 （Kull, Melissa A，2016；Oishi, Shigehiro， 2010）。居住流动性作为一种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 影响（Oishi，& Schimmack，2010）。国外学者 Jelleyman （2008） 通过在 MEDLINE、 EMBASE 等数据库使用“居住流动性”与 “儿童健康”等关键词系统性地检索文 献，检索结果包含 22 篇医学与社会科学 领域文献，研究结论均表明居住流动性 与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呈显著地负相关 性，过高的居住流动性是造成青少年未 婚早孕、心理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Bures 等（2003）利用 1995 年美国中年发展调 查（MIDU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居 住稳定性与儿童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相 关性， 童年时期的居住稳定性越高，儿童 成长到中年后的幸福感越强烈。
（三）住房与流动人口迁移选择
现有文献中，关于住房与流动人口 迁移选择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角 度：一是住房支出对流动人口迁移选择 的影响， 该角度主要包括住房价格、住房 成本、住房支出等；二是居住质量对流动 人口迁移选择的影响，大体分为居住环 境、居住条件等住房状况层面。
对于住房价格影响因素， 总的来看 国内外研究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 房价上涨会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造成显 著的负向影响。R abe 根据 1993—2008 年 的英国住户调查面板数据、 劳动力调查 数据与地区房价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房价上涨会阻碍流动人口的跨区域流 入 ，进而制约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 Plantinga (2013)等基于 美 国 291 个 大城 市的购房成本和租房成本的考察发现， 住房获取成本越高，劳动力的迁移意愿 越低。 周建华、周倩（2014）的研究显示， 房价是农民工迁移城市选择的重要影响 因素，房价的持续上升会显著降低劳动 力流入城市的意愿，尤其是对低学历劳 动力、年轻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而言， 住 房价格与住房成本的上涨对流入意愿的 抑制作用更明显，特别是那些没有购房的、 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 （张海峰等，2019；周颖刚等， 2019）。但国内也有学者 指出，房价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并非简单 的线性关系， 而是呈“倒 U 型”关系，即城 市房价上涨对劳动力表现出先吸引后抑 制的影响，过高的房价会抑制劳动力的 流入（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 而对 于住房租赁价格，国内有学者通过研究 指出，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住房租赁价 格尚未进入抑制劳动力迁移选择的阶 段，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持久性迁移选择的影响同样存在“倒 U 型”拐点（董 昕，2015）。 也有学者根据流动人口迁移 的异质性，探讨了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保障性住房可以减少子女随迁导致的退出劳动 力市场与房租增长的负面影响，提高流 动人口子女随迁可能性（李勇辉， 2019）。
随着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往城市迁移，为迁入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优化 了城市的资源配置，对城市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流动人口在城市 的居住环境呈现出产权边缘化、 住房质 量差、空间集聚封闭等特征（C Cindy Fan 等，1999；Karen Schnwlder 等，2009）居 住质量是对居住水平 的 总体客观性评 价，主要包括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等。大 多数学者认为居住条件对农民工定居城 市意愿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即住房质量、 居住空间和住房区位综合构成住房条件对迁移意愿造成影响 （陈俊峰、 杨轩， 2012）。居住条件较好的农民工的迁移意 愿较强，住房条件或住房水平状况是影 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最大因素，住 房条件越好，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意愿 也越强（蔡禾，2007；陈春、冯长春，2011）， 住房条件与住房环境的提高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进而吸引更多流 动人口在当地定居。
三、研究评述
通过对以上三部分研究综述 的梳理、归纳、总结， 以及从国外研究文献的借鉴，使得我们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对流动人口 住房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但现有文 献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住房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方面。 国内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主要还 集中在研究居住条件、居住区域、居住时 间等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这类 文献主要是从流动人口居住环境来做的 定性研究，而鲜少从房价、房租、房价收 入比等角度来做的定量研究。 近年来流 动人口迁入地房价收入比迅猛上涨，各 大一线城市陆续出台限购政策，再加之 户籍政策与流动人口住房支出压力不断 加重，大部分流动人口选择租住在房价 较低的边缘地区，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的 身份认同，进而使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感普遍较低。 因此房价上涨是否会造成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感下降，这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住房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方面。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对房屋的住 房特征与住房环境的探讨， 集中在房屋 状况层面，鲜少基于流动角度的相应研 究，对流动人口搬迁次数与搬迁频率对 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还较为 匮乏，而 这些因素对于客观完整地反映流动人口迁居情况与生活满意度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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