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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作为民族无意识沉淀在每一个个体和集体的生活中，深深地影响着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本文试图从文化积淀的角度，追溯文化渊源，考证高校教育管理现状。并通过对古代法家思想文化内涵的现代化转变，对高校管理的优劣做出中肯的评介，力图对高校管理现代性走向进行较为清晰地梳理和判断。
关键词：法家思想；高校管理；教育理念转变
本文引用格式：魏延庆.法家“法”“术”“势”思想与高校管理理念的转变[J].教育现代化,2019,6(21):246-249.
1810年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即大学应当相对独立、应当研究学术、应当学术自由、应当发展科学、应当服务国家长远目标。作为知识辐射源的中国当代大学，“柏林大学”教育模式中“应当服务国家长远目标”的原则却被政府、社会和大学自身所忽视。在大学改革的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其致命弱点：常常屈从于现实市场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不能引领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应当服务国家长远目标”的原则。国家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以“法制、民主、信仰自由”为三大特征和追求的现代化，这也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但现代化要在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开花结果，就必须吸收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精髓。笔者认为，吸收先秦法家的“法”、“术”和“势”的有益成分，并对高校实现管理理念进行现代转化，对于高校实现“服务于国家的长远目标”的原则，将是一个有益的课题。
一 法家“法、术、势”的内涵
法家思想滥觞于荀子，后由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完善，提出重法、重势、重术的做法。先秦的韩非子，系统地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法”，即“著(制定)于官府”，由国家颁布的法令。他认为实行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于下”，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法”就如同“规矩”，“释(放弃)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术”，即君主驾御臣下的权术，是君主必须具备的才能，因为“君无术则弊于上”。韩非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结果是虽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所以秦国数十年不能成帝王之业。“势”，即君主的权威。“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只有权势才能够使法令得以推行，因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1]。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无一不可”，不可偏废，“皆帝王之具也”。同时，他特别强调“法”与“势”的结合，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2]简言之，“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其主要目的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三个字的核心是“势”，即把握形势、发展趋势、领导权势及人格威势，最通俗意思是“必然如此”。
从历史上讲，自韩非子糅合三家，始皇帝建立帝制后，中国人很讲究政治管理中的“法、术、势”三个方面的结合，在此后的2000年里，一直被中国人不断地应用于实践，并成为中国帝制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当代，人们因袭相承，提出了政治管理的“铁三角”理论：即领导人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和最高权力，因而他具有一种位势，而这种“势”使他能够统领部下；这种“势”由“法”来加以保证，使其稳固；而“法”的稳定性又由“术”的权变来加以调节，使其处于最佳状态；而“术”又必须依靠“势”的支撑才能得以施展。从而形成封闭圈结构，确保领导构架的稳定性。
笔者认为高校管理要围绕“服务国家长远目标”进行改革，现代“铁三角”理论的含义离不开“法制”“民主”“信仰自由”三原则。这三个原则不但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民族复兴的必备条件。
二“法”“术”“势”现代转化与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法”与高校规章制度的革新
在中国古代，“法”是达成法家理想中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系最主要的手段，是推动和规范这一体制高效运行的最重要的工具，所谓“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要吸收和创新法家“法”的管理理念，就要加快清理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管理类法律、法规的步伐，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无法可依和法律、法规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现状，做到“依法治校”。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学校、举办者、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格局。”
就高校而言，依法治校就是指各级各类高等学校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组织实施高等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一方面高校有权依法制定管理规章制度，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所谓的“依”，就是要把法律作为管理学校的依据和最高权威。作为高等学校的管理者，要体现一种法治精神。所谓“法”，是指学校管理之法源。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广义上包括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还包括《宪法》中有关学校教育之内容，同时其他与高等学校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也涉及有关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狭义上主要是专指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谓“治”，是指管理，在高等学校管理中能动地开展依法育人、依法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治理念日益普及，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远远落后于新时代的发展，使得高校管理的实践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观念的碰撞、价值矛盾和权利的冲突。传统的高校管理工作正经历一场适应整个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变革。面对高校管理所面临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用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来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建立并完善管理体制，规范高校管理秩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
高校实行“依法治校”，眼下来说可以降低高校管理的成本，提高高校的整体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的具有法治理念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助于促进未来国家的法制化建设，这是“依法治校”的未来意义所在。
（二）“术”与高校管理方法的转变
在古代，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术”在当今高校中的转变的核心内涵之一是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创新的模式办学。中国高校的现行制度、管理方法有着很大的行政弊端和“官僚”色彩，遵循教育规律办事，改革官僚体制和创新办学模式，革除目前存在的陈腐积习，对当前的高校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场思想的革命，因此高校管理者要具备较高的思想境界；专业能力强，熟悉高校教育发展规律；善于思考，有谋划全局的战略眼光；坚持原则，勇于负责，有带领大家干事创业的魅力；要立足国情，解放思想，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办出自己的特色。
其二就是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培养人、发展人、造就人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课题。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它明确了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因此，大学要注重以学术、文艺、社团活动等方式打造民主、和谐育人环境，建造优美、整洁、深厚的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营造一种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专家、教授以及学生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使高校真正地实现师生共治和师生自治。从国家长远的目标的角度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选举意识、义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这不但有助于弥补多年来教育中公民养成教育的不足，更能够起到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对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术”在当今高校中的转变的核心内涵是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切实发挥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实现用学术思想自由发展服务国家长远目标。“大学作为文化的传承载体，具有和文化一样的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学术性。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不是其他,是因为大学有着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一些本质内核，“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大学通过“大师”诠释和传递了“道”的终极意义。然而在当前高校孕育出有两大怪胎：一是学术的边缘化。在高校，“官本位”思想仍大行其道，尊重学术不是落在实处，而是常常落实在行政职位上，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二是学术的泡沫化现象非常明显。学术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而功利的中国大学畸形的职称制度和短视的人才评价体制，迅速制造学术垃圾，造成学术的虚假繁荣。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每两年以45％的速度增长；国内有些大学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甚至超过始终位列美国前五名的常春藤名校。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低被引用区和零被引用区。专家们认为原因有三：一、对于科研成果和人才的评价简单量化，直接导致SCI论文被异化为实质上的唯一标准；二、整个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浮躁心态。我国SCI论文不仅与高校、研究院所声誉息息相关，还常引来媒体爆炒；三、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如何正本清源，还学术一个神圣的地位和清澈的蓝天，就是为产出一流人才创造着一个宽松的学术土壤和环境，这是高校管理方法转变的重中之重。
（三）“势”与高校管理理念的转型
在先秦法家和“以吏为师”的秦始皇看来，“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就是君主通过对国家暴力机关的控制对“法”和“术”的使用所产生的威势。汉武之时则采用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儒家“纲常名教”进行了神秘化，比如对“忠”和“孝”的尊崇，让儒学具有了精神终极的归宿意义，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君主既是国君又是“天子”，臣民对君的臣服，包含了对“天神”的皈依和信仰的宗教意义。而对“君”的臣服和对“天神”的皈依，便是对“道”的把握，谓之“德”。中国古代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外，还有对精神层面的培养和人格的熏陶，《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的教育，正是通过对民众的“终极性”育化，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加强了“君”的威势，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学子鱼贯而入考场参加科举考试，高兴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宗旨不明,遑论其它”。应当说，不同的大学，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办学风格，形成了不同的个性特征，塑铸了大学特立独行的人格和风骨，但共同的禀赋品性和社会职能也使大学拥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即独立、包容或自由、高贵的气质。从苏格拉底的大学理念开始，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其职责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为理性的国家培养合法的公民，大学的使命由此而来。也就是说,大学不仅应该遵循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而且应该肩负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引领社会是更高级地服务社会。所以，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享受着许多美誉，诸如：大学是人才的摇篮，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与向导，大学是创造的源泉，大学是思想库，大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站，大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轴心机构等等。
当前的高校，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功利物欲的横行、粗俗虚假的泛滥、教育产业化的推进、市场的功利化、管理的行政命令化、学术的边缘化、“大师”的浮躁缺位等等，使大学处处表现出了某种“不和谐”,而大学过于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政治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些学生人格的分裂、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缺位，出现心灵的不和谐。高校一元化的教育使得除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外的许多学生，成了没有“终极归宿”的精神世界的“无主物”，也从来没有对诸如佛教的“戒律”，基督教的“摩西十戒”的认可和遵守，他们都是自己的上帝，他们无所敬畏，学校中的一切都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甚至将来成为社会的仇视者，这与我们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树立多元的思想教育理念，实行多元的人性化的文化教育，培养其社会良知和责任，为每一个人提供寻找信仰的道路、精神的追求目标以及心灵皈依的场所，是高校管理者教育理念深刻转变的必然趋势。在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信仰基础上，建立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宗教道德教化体系，为宗教注入更理性、更科学、更具人道的活力，在精神上给人民群众以安慰，以平衡和安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以“法”“术”“势”现代转化引导高校管理理念的创新意义
以“法”“术”“势”现代转化引导高校管理理念的创新，包括三层意义：高校管理手段的提高、和谐校园的构建、国家长远目标的实现。
进入21世纪,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高新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导，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经营跨越国界，商品流动跨越国界，人才流动跨越国界，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已经到来[3]，这一切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特殊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型还未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的双重跨越任重道远。高校管理手段的提高是“法”“术”“势”现代转化的首要之义，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后两个目标更不可能实现。因此，大学管理首先要做好自身定位，发挥大学志于为道、引领社会的本质特色，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主动适应、良性互动的地方特色，立足现实、彰显个性的校本特色，打造学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次充分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核心思想，全面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落实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学生全面成才服务；其三加强师德建设，净化和改善教师的生存空间，培养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求真务实、锲而不舍、勤勉踏实的为学之风，爱岗敬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为师之道，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诚恳坦荡、乐观进取、儒雅真醇的为人之品，引领教师在实践中积累情感体验，在思想上善于自我激励，在见识上博采众家之长，在前进中磨练修养毅力；其四努力贯彻“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党团组织、社团等的作用，广泛应用网络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断构建学生发展的新载体和好平台，使学生能够在主动参与中成长，在独立探索中起飞，在自主发展中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核心价值是和谐，简要地说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宇宙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一种和谐一体的融通关系。其二是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等级差异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不同社会身份者的和谐相处，故而传统文化总是将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其三是心灵的和谐。人的心灵是包括心理、情感、观念、思想、信仰等在内的精神世界的总和，在人的心灵世界中，各种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的因素内部也往往存在着冲突。而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将平和心理冲突、追求心灵和谐作为个体的价值目标，无论是“养心”“正心”，还是“心斋”“坐忘”，其目标均是追求一种心灵和谐的境界。
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相得益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心灵的和谐”，在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深圳，年轻移民一代的精神压力远高于其它城市，有不同精神疾病占到人口的近八成左右，这已经成为“和谐社会”的主要杀手。而高校的众多不和谐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心灵的不和谐，是因为当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需要脱节，与社会脱节，造成了许多精神的“无主物”，他们的心灵无所归依，时刻处于烦躁和虚无的状态之下。这种“心灵”的不和谐既是社会不和谐在高校的反映，也是未来社会不和谐的直接源头,而如何让优秀的人更优秀、让困惑的人更坚定、让寂寞的人变开朗、让脆弱的人有力量是大学教育管理者的题中之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长远目标的实现具有未来意义，但它的实现必须从教育开始，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的真理。有人把当前国民的法制意识差、民主意识差、无信仰归结于社会，但其终极根源在于我们多年来公民养成教育的缺位，在这个方面，有长期的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大学教育精神的背离和长期缺位所致。[4]当然，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必须从教育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而大学生是即将进入社会的公民，是成为公民的最后一道程序，我们必须把好关，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我国的高等教育应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办出自己的特色，当我国大学教育真正担负起“服务国家长远目标”的重担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高华平.韩非子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高華平《.韩非子》引書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8(01):240-250.
[3]周海成.大趋势[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4]罗宪志,潘昌盛,李红梅.当代大学生心性文明建设的路径分析[J].教育现代化,2017,4(28):1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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