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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语堂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典型代表，他倾尽毕生之力促进中西跨文化沟通，“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文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选取林语堂的文化著译为研究对象，剖析林语堂的译介观，并分析林语堂的文化译介模式，希望能从林语堂文化译介中总结经验，以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
关键词:林语堂;文化译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Abstract:Lin Yutang，an ardent advocate of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This paper，with Pro-fessor Xie Tianzhen＇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selects Lin＇s cultural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 wor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analyzes Lin＇s outlook on and approach to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aiming to draw its essence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going global”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Lin Yutang;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going global”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
一、引言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使世界更了解中国、如何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如何使中国影响世界，皆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外宣的重要使命。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一种方式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中译外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1］。
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指出:“‘译’即翻译，‘介’的重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2］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赞助人、翻译政策、读者期待、传播渠道等诸多因素的限制［3］。文化译介的一般规律是从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为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创设了极佳条件，广大翻译工作者要抓住契机，积极探究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跨越文化、心理和语言障碍，向西方读者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林语堂堪称中国文化译出的先驱，他对翻译原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极具匠心，选择性地译介了一系列以性灵、幽默、闲适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他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解读中国文化，以通俗、具象的方式用英文再现中国文化，引导西方读者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扭转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歪曲认识。林语堂对外文化译介的成功案例，对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及构建中国软实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文献查询统计出自2000年至2022年5月，收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论文中以“林语堂译介”为主题的论文有91篇。
首先，林语堂译介研究的研究视角呈多元化状态，包括格式塔审美心理模式、目的论视角、接受美学视角、跨文化交际视角等。许春翎在《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阐释———兼评林语堂译介〈浮生六记〉中的审美体验》中，运用格式塔审美心理模式对古典文学作品英译的审美过程进行研究，结合林语堂最负盛名的译作《浮生六记》中译者的审美体验和格式塔意象再造做个案分析［4］。王晨婕在《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中指出，林语堂在英译《论语》过程中采取编译的形式，重排原文篇章结构和增删内容，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西方社会通俗地介绍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塑造孔子文化形象［5］。马明蓉在《论接受美学与Moment in Peking中国文化负载词的汉英译介》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小说里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式［6］。
其次，林语堂译介研究的研究对象多样化，包括林语堂译介内容选择研究、翻译策略研究、林语堂译作在他国的译介和影响研究等。翟红梅和张德让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中，用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译者对需要的适应/选择为视角，分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7］。夏婉路在《译作的普世价值与译介的有效性———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对典籍英译之启示》中，以林语堂的编译作品《孔子的智慧》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了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的内外动因和具体策略［8］。邢以丹和陈煜斓在《民族意识下的不同文化认知及多重阐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文本在日本的译介》中指出林语堂文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译介经历了最初的平静、后来的繁盛，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并分析了背后的原因［9］。
纵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多选择从传统翻译理论视角研究林语堂的翻译活动，聚焦于探究翻译行为本身，相关研究已趋于成熟、难出新意。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学者从译介学的角度对林语堂文化译介进行解读的研究较少，既缺乏宏观领域的理论架构，又罕见微观领域的剖析论证。此外，研究对象不均衡，部分著译如《浮生六记》英译本、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和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相关研究成果丰硕，而如《幽梦影》英译本等作品却备受冷落。此外，其中多数研究关注的仍然是作品语言翻译的层面，即“译”，鲜触及“介”。因此，笔者顺应时代背景，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梳理林语堂文化译介的主要贡献，剖析林语堂的译介观，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林语堂文化译介的模式，为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三、林语堂的译介观
20世纪初期，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有隔膜，有误解，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大部分是歪曲和变形的认识。有些西方学者基于对中国不成熟的了解便著书立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误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亟待打破。
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外来强势文化的作用下，中国盛行的一直是“拿来主义”原则指导下的“译入”翻译，而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林语堂主张“译出”翻译，大力倡导并坚持“东学西渐”的文化观和“送去主义”的译介观。首先，林语堂“送去主义”的译介观体现在他创造性的译介方式上———以中国文化为基调，辅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他既是文学译者也是文化译者，在译介过程中身兼译者和创作者双重身份。他采用翻译式写作的方式系统全面地向西方世界译介了大量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史哲作品，经过林语堂个性化重构的文学和文化作品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广泛赞誉和认可。其次，林语堂“送去主义”的译介观还体现在他审时度势的译介主题选择上———他能合理地选择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且极富魅力的文化内容译介到西方世界，超越了传统译者“隐身”的状态，凸显了他作为译创者的主体性选择。
《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直接用英文创作的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国人的代表作，两部作品全方位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生活等方面，以及中国人的人生观、自然观、家庭观、文化观和悠闲理论。此外，他创作的英文长篇小说包括《风声鹤唳》《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英文传记作品包括《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与此同时，林语堂还翻译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相对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思想，主要以具象、通俗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译介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先贤哲人的名篇名作，包括《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
四、林语堂文化译介模式分析
林语堂进行文化译介主要采用跨域书写和创造性翻译结合的模式。他拥有双重身份，既用英文直接创作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也承担了中国经典著作的外译任务。
(一)跨域书写
林语堂具备清晰的读者意识，他熟悉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和内在需求，写作内容常常以聊家常的口吻输出，而非讲学姿态的学理探究。在用英文直接创作时，林语堂十分重视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他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期待，向西方读者输出中国人追求的智慧人生和艺术生活，旨在打破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旧印象。
林语堂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无论从创作时机还是选题角度上来看，都非常契合时代背景的需求。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邀请和帮助下，林语堂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结构，选择创作了这部以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的信仰为主题的作品。在当时的美国，高强度的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快节奏生活让美国人不堪重负，作品中输出的享受自然与人生的观念恰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彼时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男人皆留辫子、女人皆裹小脚的刻板印象层面，这本书的面世打开了西方世界了解真实中国的大门。这本书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选题准确把握了海外市场的需求，还得益于赛珍珠丈夫沃尔什所在出版社的营销助推。
一部关于中国生活哲学的作品大获全胜，更加激励林语堂继续创作，接下来他创作了基于中国道家哲学无为、洒脱的《生活的艺术》，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人的闲适生活哲学，来医治西方人的“现代文明病”。这本著作一方面填补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人生活观的认知空白，另一方面还从中国的悠闲哲学视角反观批评了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10］。林语堂再一次精准地把握了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文化的兴趣点，1937年《生活的艺术》出版后曾蝉联畅销榜首长达52周之久。
(二)创造性翻译
林语堂的译介作品呈现了译者鲜明的主体性选择，即着眼于普通英语读者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采用面向目的语文本和读者的翻译策略。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曾对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过程及翻译批评标准进行过详细论述。他提倡句译，认为译者应遵从“寻常作文之心理”，无字字对译之必要。因此，他对原著进行创造性翻译，即对原著进行编译、夹述夹译、归化处理等。这些行为看似违背了传统翻译观“忠实”和“对等”的原则，却使得译作在目的语群体中接受度大大提升，广受目的语国家读者欢迎，在译介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
在他的诸多译作中，只有《浮生六记》和《庄子》两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全文翻译作品。他的翻译中更多采用的是融合了编辑、创作和翻译的创造性翻译活动。林语堂基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视域，对诸如《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大量国学典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再创造”，大胆跳出原来的编写体例，略去了对目的语读者吸收文化信息构成障碍的部分内容，按照主题对原文内容进行文本重组，使其成为主题明确、结构完整、逻辑连贯的可读性极强的通俗文化读本。这种创造性的编译取得了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达到了预期的传播目的。林语堂还对唐代传奇、宋元话本、《西厢记》《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进行了“故事新编”，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此外，《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苏东坡传》等几部小说传记也存在着融“编+创+译”为一体的形式。其中《京华烟云》这部小说从创作意图、故事结构和语言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编译的痕迹，作品的女主角姚木兰身上体现出的洒脱、明理和练达的多重性格得益于林语堂对儒道思想的体悟。在他的笔下，姚木兰融合了多部经典作品女性形象的典型特质，包括《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多情慧性、薛宝钗的豁达才德、《浮生六记》中芸的温柔浪漫等。
五、结语
林语堂是带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他的著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方文化的隔阂，扭转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总结起来，林语堂译介的作品在海外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包括:紧抓海外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和阅读期待，有选择地输出传播中国文化;深谙中西文化异同点，具有超高的英文创写能力，“编+创+译”多管齐下;海外营销团队在作品选题、出版、推广等方面的全过程有效助力。21世纪是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也是我们审视中国文化、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译创工作者们要选择适合“走出去”的原文本，勇于打破传统翻译观对“忠实”和“对等”的强调，积极助力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黄友义．发展翻译事业，促使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J］．中国翻译，2008(4):6－9.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许春翎．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阐释———兼评林语堂译介《浮生六记》中的审美体验［C］∥福建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福建省首届外事翻译研讨会论文集，2007.
［5］王晨婕．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4－137.
［6］马明蓉．论接受美学与Moment in Peking中国文化负载词的汉英译介［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6):59－63.
［7］翟红梅，张德让．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J］．外语学刊，2009(2):112－114.
［8］夏婉路．译作的普世价值与译介的有效性———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对典籍英译之启示［J］．中国翻译，2016(4):49－53.
［9］邢以丹，陈煜斓．民族意识下的不同文化认知及多重阐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文本在日本的译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71－78.
［10］施建伟．林语堂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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