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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文学中英美文学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出多个流派。布斯代表作《小说修辞学》提出采用叙述、修辞的方式能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模式，尤其是叙事技巧和修辞方式的不同呈现了英文文学的特点。文章基于布斯代表作中的理论阐述英美文学的修辞叙事方式，研究英美文学的修辞手法和叙事模式，深入探讨英美文学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布斯理论,英美文学,修辞手法,叙事模式
Abstract: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and presents many schools．Booth＇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proposed that the use of narrative and rhetoric can make literary works have a unique model and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rhetorical way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literature．Based on Booth＇s theory，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hetorical narrative mod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tudies the rhetorical devices and narrative mode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and probes into the expression effec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Booth theory;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rhetorical devices;narrative mode
一、引言
部分学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采用独具个人特色的叙事方法，使用多种修辞技巧，使文学作品在表达上呈现出独特性。布斯认为，文学作品的表达应坚持“统一的艺术性”，并在文学表达上，注重互动与交流，摒除了以往文学作品的模仿性。布斯在重点研究叙事技巧和修辞手法表达的同时，为英美文学的作品表达开辟了新渠道，阐述独特的见解。
二、布斯理论中英美文学修辞叙事技巧分析
(一)模仿转向交流
布斯理论将“行动情节”“再现行动”叙事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他认为，采用以上两种叙事方法可以降低文学作品的说教形式，使得文学作品不再枯燥。非说教类的文学作品中，更加强调“再现行动”在修辞方面的表达和应用，核心是如何表达人物、事件的真实性，使得读者受众可以在阅读期间身临其境，感受到人物的内心及情感的内在表达，感悟到作者在修辞叙事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文学作品在修辞、叙事上，也强调细节的表达和描写，最终目的也是还原真实的情景。布斯在对讲述开展批判的过程中，将“讲述式表达”“突破读者的艺术表达”“现实主义表达”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价。他认为，文学作品在修辞叙事表达上，应重点强调读者的理解性，以读者、受众的理解力为前提，在修辞、叙事上，更加注重事实的叙述，这样才可以充分展现出文学表达的魅力。然而文学作品的“展示”“表达”，在主观和客观上均是可以共存的，同时也具有选择性。作者在表达自我观点过程中，应从多维度的角度开展讨论，将评论与叙述描写方式相结合，采用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方式。虽然部分文学作品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可能会在作品中对“合谋”“私密交流”等内容的描写寻求与读者之间的共识，这使得道德层面的写作技巧难以深刻表达［1］。
布斯理论在文学修辞叙事上，更加强调主题的表达和技巧的应用。同时，布斯理论也对克莱恩理论中的“艺术统一性”进行扩展，但克莱恩更加注重细节技巧在叙事上的作用，这与布斯将核心放在修辞意图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在修辞技巧、叙事技巧的表达上，布斯着重关注的是作者是否在表达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强调“模仿”和“修辞意图统一”的核心概念，更加强调文学作品之中的连贯性，并将修辞意图与文学作品的核心宗旨相结合。
布斯在评价《汤姆·琼斯》这一作品时认为克莱恩对作品的评价并不准确。克莱恩认为作者在展开人物故事叙述过程中未使用模仿原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就显得不真实。布斯则表示，文学作品在主人公故事讲述过程中，着重进行了次要情节的描述，使得叙事更加完整，这些描述也并未对故事主线发展产生影响，反而使得读者可以更加真实地体会作品的思想，且使得文学作品在叙事的趣味性上有所增强，故事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表达也更加客观。因此，基于布斯理论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的修辞叙事，布斯则更加倾向于讲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并在表达技巧上呈现出模仿原则向互动效果演变的趋势。
(二)隐匿作者规范形式
布斯理论在修辞、叙事技巧的表达上提出了“隐匿作者”的概念，该理论的提出对英美文学作品创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叙事理论上使其更加丰富。通常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指写作者，而“隐匿作者”是指作者的叙事视角，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通常会虚构一个“我”，用于故事的评论，或者推动故事的发展，这个虚构出来的“我”便是布斯所提出的“隐匿作者”。在分析布斯“隐匿的我”的观点时，可以对两个“我”的概念加以区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在此可以将“隐匿的我”称为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我，主要作用是表达文学故事中的思想、情感等，是作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主观评价的方式，将作者的内心所想通过文本的表达传递给读者，解释后的文本可以促进读者阅读过程中的理想化解读［2］。
在态度的表达上，“隐匿作者”的修辞叙述方式是多样的，态度也包括多个维度，其中包括引导读者对细节的推导以及对人物情感和人物表达的感受。作者采用这种形式表达的方式，将思想传递给读者，使得修辞叙事方式区别于具体文学流派。在布斯理论中，“隐匿作者”代表着形式的表达，这种自我表达在叙事中以读者推断出来的形象而存在，这就使得英美文学作品的整体形式、艺术范式之间相互连接。读者如果想要理解作品的人物情感、思想内涵，就必须从叙事模式的角度着手，寻找文学作品创作中“隐匿作者”所表达的内容。英美文学的作者在创造“隐匿的我”的同时，也创造了受众，三者在观念、思维、感知达到统一状态时，可以准确表达作者的写作目的。因此，布斯强调，读者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理解性阅读时，应强调理解、叙事、作者的统一。
同时，布斯所提出的修辞理论将交流作为核心，这种交流是指作者与受众之间通过文学作品的交流，这就凸显出了“作者”在修辞叙事中的重要性。因此，布斯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拥有一个及以上的作者，可以主动进行技巧性选择，使得读者在读到这一部分时，可以产生预期的反应。在20世纪60年代，当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问世之时，国外的文学界学者们正开展“新批评理论”的研究，并普遍认为文学作品之中不应该掺杂作者态度和观点，逻辑关系才是文学作品创作的重点。而布斯理论的提出在确定了文本规范性的同时，也突出了修辞的主体性，突破了作者写作目的及表达意图桎梏的
同时，也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例如，创作者在文学作品写作过程中，基于某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在叙事上设置一定的落差，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距离将会被拉开。在此过程中，“隐匿作者”的出现可以与受众共同批判，两者在同一立场下表达对叙事者的不满。而此时，要认识到“隐匿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不同，“隐匿作者”虽然站在读者的角度共同批判内容，但这个读者是过于理想化的。因此，布斯提出的理论在故事情节表达上所形成的规范具有一定的范式，这种范式与故事的组织原则及情节构成并不相同。布斯虽然没有对“隐匿作者”的规范对象进行明确的阐述，但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表示，“隐匿作者”的修辞叙事方式在表达上主要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断，即使这是作者所主动选择的写作方式。所以，在分析“隐匿作者”写作范式时，也要从文章结构和读者认识的角度出发，探讨叙事表达方式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3］。
(三)不可靠叙事模式应用
“不可靠叙事者”也是布斯所提出的理论。由于文学写作表达中的叙述类型是多样的，根据叙述类型可以将文本之中的主体分为叙事者、“隐匿作者”、作品人物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会使得读者与作品之间产生相应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可能受宗教文化、地域文化、语言差异、文化程度等各方各面的影响。在布斯看来，这种距离的产生反而可以佐证作品的真实性、艺术性，使读者在现实与作品中寻找落差，这种落差主要表现在读者交流中，人物思想与作者真实思想间的误差。因此，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事者”理论中，共计指出了五个距离，即在修辞叙事表达上，作者主观创造的“隐匿作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存在的落差、与叙事者之间产生的落差、与读者及人物形象产生的落差以及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落差。在修辞和叙述表达上，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事者”理论强调，“隐匿作者”与叙事者存在相应的思想规范矛盾，在同一个叙事体系之中，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触的关系。而在该理论之中，布斯却并未考虑作品真实作者所带来的影响，仅仅将文本范围作为依据判定“不可靠叙事者”［4］。
因此，从认知学、叙事学的角度分析读者与作者叙事模式之间的表达，这种“自然化”的叙事表达方法，规避了仅判断文本现象的诱因而忽视排斥的现象，将“隐匿作者”作为范式。
三、英美文学修辞手法及叙事模式方法探讨
(一)英美文学修辞手法分析
基于布斯理论的指导，英美文学在修辞手法运用上也呈现出范式特点，很多文学作品中使用多种修辞手法使得叙事表达上更加注重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其中包括用典修辞手法、警句修辞手法、Conceit修辞手法。用典修辞手法是指使用一些经典的寓言、民俗等，使得文章的表现力更加突出，呈现与读者相互交流的状态。在“隐匿作者”的范式表达上，也可以使用用典修辞方法，使得中心思想更加透彻，内涵表达更加深入。例如，文学修辞手法的表达上使用《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文学作品之中主人公的心理、情感表达出来，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入木三分。这种通过“隐匿作者”渲染的方式，使人物的情感表达更加立体化，展现了一个渴望正义的主人公形象。而读者在此间，可以深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在作者引导下对故事中忘恩负义之人产生批判。英美文学之中使用用典修辞手法的范式比较多，主要用于激化矛盾、推动高潮，这种采用“隐匿作者”表达的方式，使得故事的情感内涵更加丰沛。英美文学中比较常用的用典修辞手法包括希腊神话、民间故事等。
警句的修辞手法应用通过将一些简短但具备真理事实的句子应用到作品的叙事之中，使得作品的感染力有所增强，说服力有所提高。例如，英美文学作品中涉及读书重要性的评论时，在隐匿作者范式表达上引用了警句。强调了读书可以陶冶情操、熏陶素养，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这种主观性的表达，如果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反而缺乏一定的信服力，而使用警句修辞手法，会使得整个叙事表达方式更加让人信服，同时可以起到警示读者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警句多为短小、精悍的语言，也是被读者所熟知的语言，属于缩减落差、减少距离的修辞手法，可以使得作品文本结构更加完整、严谨，语言更加干练，实现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映射。
Conceit修辞手法在表达上与我国的比喻相类似，通过使用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的方式对叙事内容进行客观评价。例如，英美文学之中将两个相爱的人比作圆规，表示两人之间的感情深厚，密不可分，同时又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奇喻的方式，也使得作品的趣味性有所提升，作品的文本叙事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这种修辞方式在表达上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空间，但不失为一种采用“隐匿作者”引导读者思考的写作方式［5］。
(二)英美文学叙事模式分析
英美文学在叙事上多采用结构性的叙事方法，主要基于作者的构思、文本写作风格采取不同的叙事模式。作者使用一种“隐匿作者”的范式，从全知视角、限制视角、戏剧视角叙述文学作品中的故事。通常情况下，英美文学作品并不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同时采用多种叙事模式对作者的能力要求极高，《小王子》虽然采取了两种叙事模式，但作为儿童读物，作者在叙事上所构建的奇妙世界观，也冲淡了多种叙事模式对故事表达产生的影响。英美文学中的叙事模式多沿用狄更斯的叙事方法，在视角、人称之间结合，形成对作品表达的限制。在结构叙事学的理念指导下，很多作者开始采用结构主义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显然与布斯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布斯称之为“不可靠叙事者”，但结构主义叙事模式在由静态向动态方向转变过程中，已经逐渐脱离了原本的时代，很多作品将“真实故事表达”的叙事方法隐匿在结构叙事之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模式，并仍保留着叙事学的标准价值。例如，《魔戒》作为比较知名的英美文学作品，其在叙事模式上探索倒U型的叙事模式，对故事中的正面人物使用正轨叙事方法，对反面人物则使用了倒U的叙事模式。这种鲜明的叙事对比，阐述了“隐匿作者”在善恶价值观念上的表达，与读者共同进行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布斯理论提出的修辞叙事模式仍被沿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局部的变化，使英美文学修辞叙事表达向更加长远的方向发展。基于布斯理论的研究，在英美文学的叙事写作手法上，主要表现为客观的现实主义手法、意象写作手法和隐喻写作手法三种。在“隐匿作者”和“不可靠叙事者”的理论指导下，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强调客观事实的把握和描绘，通过背景创设和环境塑造的方式，增加事物的真实性。在意象写作手法上，则采用形象化的藐视，以“隐匿作者”侧面表述个人或者事物的自我价值，使得叙事具有象征性意义。隐喻写作手法则与Conceit修辞手法的表现方式相类似。
四、结论
综上所述，布斯理论在修辞叙事方式上由模仿向交流的方向转变，并在修辞理论中提出了“隐匿作者”的理论。他表示，文学作品在叙事表达上，文学作者和写作作者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一种是虚拟的“我”，另一种则是指本我。同时，布斯提出了“不可靠叙事”理论，该理论强调叙述类型的多样性，并强调叙述者和受众感悟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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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予红．英美文学中模糊语言翻译研究———以萨克雷讽刺小说《名利场》为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39(10):37－40.
［3］张军红．陌生化语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特色运用研究———以《尤利西斯》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40(2):144－146.
［4］郑伊然．基于跨文化视角下英美文学作品语言特点分析［J］．今古文创，2021(4):32－33.
［5］庞金花．如何在英美文学中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障碍跨越［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21):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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