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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泽厚等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并宣称“要改良不要革命”，并宣布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但辛亥革命并非偶然，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改良与革命一直在竞赛，革命与改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清政府对改良毫无诚意并且充满欺骗，使国人倍感失望。当愚蠢无能而又贪婪的满清政府把自己的绝大多数支持者推向对方阵营时，革命就此跑赢了改良,古老的帝制最终被历史所扫除。
关键词：告别革命；辛亥革命；清末新政；改良；革命；孙中山
本文引用格式：窦金波.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刍议[J].教育现代化，2019，6（46）：179-181.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一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作者为什么要改革不要革命，并且非议甚至诋毁辛亥革命呢？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其实已经在进行改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1][2]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辛亥革命就是偶然”、“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
一 辛亥革命发生的时空背景
古代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处于封建社会的末世，康熙、雍正、乾隆王朝也呈现一派盛世景象。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入侵战争，每次战争都是以大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而战争之后紧随而来的便是丧权辱国的战争赔款以及不平等条约。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导致清王朝在政治上被控制，经济上被掠夺，并被卷入世界殖民体系，除了少数城市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积贫积弱。面临此情此景，先进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伊始，就开始反思如何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救亡图存，并实现民族的复兴。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19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首先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但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以建立在中国封建伦理纲常为基础的思想、制度、社会伦理为主体和原本，并辅以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他们只进行西方先进的工业和技术的学习和尝试，而缺乏现代思想观念、现代制度以及西方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学习和尝试。这些都仅仅是触及现代化的表皮，并没有触及观念的革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变迁与革命。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虽然这支海军在当时曾经被誉为亚洲第一。
二 改良与革命的竞赛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先知先觉者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族救亡必须从制度或立宪层面上去改变中国，而不仅仅是从器物层面上去改变。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途径：一个是由康有为领导的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进而发展成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这种途径是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另一个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由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实现民族救亡、国家富强，只有在推翻封建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才能实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途径。这两种运动基本上在同一时间展开，由此改良和革命开始赛跑。起初，改良派居于主导地位，革命运动陷入艰难困境之中，但当清廷的改良被证明是骗局时，革命派获得了各派的支持，甚至一些开始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和地方士绅的支持。最终革命跑赢了改良，古老的帝制被扫除。由此，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开始出现。
（一）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上下为之震动，一个以前一直以中华为师的蕞尔小国，仅仅是因为明治维新、君主立宪，居然打败了泱泱大清帝国，这个大帝国名义上还有具有亚洲第一实力的海军和舰队。甲午战争之后，制度性变革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学者和官员。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两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面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3]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光绪帝是支持变法的，是非变法不可的。然而，由于受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掣肘和制约，变法长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1898年6月11日之后，光绪帝终于痛下决心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加速改革进程。毋庸讳言，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结束，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队建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变法运动危害了满清贵族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满清贵族势力所不容，后被慈禧太后所镇压，维新变法运动因此而夭折。
（二）1901年-1905年的“清末新政”与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
变法运动的失败不仅仅使中国遭受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满清贵族也由此而面临一系列不可预期的危机：先是利用义和团运动进行排斥政敌和排外运动，而引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其后逃难西安以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不仅使慈禧太后大失颜面，陷入丧失执政合法性危机；而且，变法运动的失败，也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所有这些都令慈禧太后倍感头痛。为了重新获得外国的尊敬和国人的信仰，也由于“民意和30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4]，慈禧太后决定要实行一场由她自己所主导的改革：1901年-1905年的“清末新政”与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
1.1901年-1905年的“清末新政”
1901年-1905年的“清末新政”与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的宏大改良计划相类似，内容也几乎上与1898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在这场改革里，慈禧太后并非真心实意的进行改革，而变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掩饰她在义和团事件中所犯的错误和耻辱的角色，其伪善和表里不一还充分表现在：她一边公开征求改革建议，一边私下里暗示她对外事物的深深厌恶，“军机处也因此机智地劝告官员们不要轻言采用西法”[3]。除了太后缺乏诚意之外，无能、敌视改革的满族领导也使得改革效率低下。因此，1901年-1905年的这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喧闹的表演秀。
2.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
但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计划却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俄国的独裁专治，被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所击败，俄国人自己也行将立宪。一时间，立宪主义的思想在国内风头无两。但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却在此时创办《民报》与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革命派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作为帝国主义“鹰犬”的清政府，只有实行共和、进行社会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再加上，革命党人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暴动，使慈禧太后对革命的痛恨程度远超她对君主立宪的厌恶，于是决定以推动为期较长的立宪运动以此延缓和消除革命运动。清政府即使宣布了“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太后从未真正考虑过在中国引入君主立宪制，只是把它作为集中王朝权力和延长满族统治的一个拖延工具。“清朝的《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因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属于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帝，而他将继续千秋万代地统治这个帝国”。即使这样缺乏宪政实质的宪法大纲，太后仍然不愿在有生之年被实施，而是在不断地进行拖延。不幸的是，太后于1908年11月15日罹病死亡。并在死亡的前一天，由于害怕光绪帝重新掌握政权，于是在该日毒杀光绪帝。
慈禧太后死去之后，醇亲王任摄政王。在把政治和军事力量集中在满族宗室之后，醇亲王假意为为君主立宪制奔走，君主立宪制此时成为装点门面的工具和摆设。醇亲王在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十三个大臣中有7人是皇族，有9人是满人，仅仅有四个汉人，不到三分之一。“皇族内阁”这种“组阁”方式不仅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的基本原则，也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特殊统治集团其狭隘自私的一面，他们不愿意与其他利益集团分享哪怕一丁点权力。国人愈来愈确信，在满清贵族的统治下，真正的立宪是不可能的。
（三）革命的产生
皇族内阁的骗局也进一步证实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论断：中国要实现民族救亡、走向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在于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走向共和，除了革命一途外，并无其他出路。立宪的破灭，使国人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责任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5月9日，内阁又部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这个政策出台的时机不仅不合时宜，方法和方式更是蛮横和简单粗暴。5月20日，清政府没有同议员协商，又自行其是同四国（英、美、德、法）签订一笔一千六百万英镑贷款的借约。清政府的蛮横和自行其是，终于激怒了国人。这种对清政府的愤怒以及对立宪和前途的失望，在国人的不断高涨革命情绪中最终衍化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辛亥革命。
三 结论与反思
在中国，不仅革命很难，付出很高的代价，即使是改革也很不容易。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言“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如果能够改良成功，没有人愿意走向革命这条道路，包括孙中山自己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在孙中山19岁时，清政府在凉山大捷后反而签订卖国条约的行为,使孙中山认识到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便有推翻满清政府的夙愿。“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5]。虽然，孙中山早有推翻满清政府建民国的革命夙愿；但是，孙中山仍然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希望李鸿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推动改良运动，实行“富国强兵”之策。当改良之路被堵塞之后，孙中山这才改弦更张,走上了革命之路。无数次血的事实，使孙中山进一步确信“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6]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宪行政”。一时间，国内万众欢腾、一片叫好；朝野上下到处奔走相告，甚至喜极而泪下。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
张謇、汤寿潜、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内、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为了迎合和促进立宪运动，梁启超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一个立宪团体，名为“政闻社”。政闻社成立后派大批成员回国，并大力推进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杨度、张謇等立宪派屡次签名请愿书强烈要求在一两年内召开国会。
立宪运动的顺利进展使革命党人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期间既包括章太炎对孙中山极其不满的“倒孙运动”以及同盟会的分裂和解体也包括部分革命党人对革命前景失去了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转向改良运动的趋向。如果在此之前清政府去立宪，不说赋权于民，哪怕只是一个形式——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仍然属于皇帝，皇帝仍将继续千秋万代地统治这个帝国——只要不出现后面那种所谓“皇族内阁”的骗局，革命就不会发生。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正是清政府立宪运动的延宕与虚情假意，不断给革命提供机会。正如梁启超1907年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所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慈禧太后先是对1907年9月的情愿和请愿书不加理会，后来又害怕局面失控，于是1908年8月又开始查禁“政闻社”，敲打“立宪运动”。“政闻社”成员本打算与清政府合作、进行改良运动以此维护清王朝统治，作为其创始人梁启超更是如此，然而却遭到严厉镇压。梁启超一直主张在体制内变革，并且一直与革命党论战、维护清王朝统治，可是仍然长期被清政府通缉捉拿。清政府总是不断的把自己的支持力量推向革命的阵营，不断为革命营造机会，这不仅仅是讽刺，更表现了清政府的愚蠢和无能。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全国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请愿者企图以断指割臂、血泪陈词来感化朝廷。然而，清廷先是延宕敷衍、不见行动，并且斥责他们干扰国是；后又用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为此，梁启超号召国人：“力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7]1911年5月8日，清廷最终出台了一个没有任何诚意的“皇族内阁”。连立宪派中较保守的人物张謇也禁不住感叹，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瓦解”[8]受此侮辱、镇压并且欺骗之后，不仅很多立宪派成员下决心倾向革命，而且由于改良运动而孕育的海外的留学生、新军、商人等新生力量也纷纷转向革命。
孙中山的革命不妥协之英明以及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变君主政体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之洞见，至此则最终被历史事实所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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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费正清著，张沛、张源等译．费正清中国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美]费正清编.刘广京,译．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9]马勇.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上)[J].百科知识，2011（15）.
[10]马勇.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下)[J].百科知识，2011（16）.
[11]雷颐.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J].炎黄春秋,201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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