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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暂予监外执行是自由刑的一种刑罚执行变更方式，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 罪犯， 由于存在不适宜在封闭的监禁场所服刑的特殊情况，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允许其在监外的开 放性场所执行刑罚，即适用社区矫正。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表现。自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实施以来，在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不小突破，但监外执 行案件在交付执行环节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传染性疾病罪犯治疗问题、女性罪犯利用“ 再怀孕 ” 逃避收监、监外执行罪犯再犯罪等。本文将“ 交付执行环节 ”作为切入口，以 H 市近五年本地执 行的监外执行罪犯数据为样本，探讨监外执行案件在交付执行环节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 具有参考性、执行性的建议， 以供参考。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交付执行,再犯罪
一 、H 市近五年监外执行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至 2022 年，H 市本地执行的监外执行 罪犯（包含已解除矫正）共 32 名，涉及七大类别 犯罪。从男女比例来看，女性监外执行罪犯 7名， 占比 20．9*；从年龄结构看，在 55 周岁以上的 有 18 名，占比 56．3*；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 以下学历的 27 名，占比 84．38* ，其中小学及以 下的 7 名。整体而言，H 市近五年的监外执行罪 犯每年人数较均衡，总体年龄偏高，文化程度较低，以男性为主。
（ 一 ）涉及罪名及原判刑期
该 32 名监外执行罪犯涉及罪名范围广，合计 七大类别，其中妨害社会秩序管理和侵犯财产两 类罪占比最高。在所涉及的刑罚来看，从拘役、有 期徒刑六个月到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不等。通过调研发现，罪犯所涉及的罪名多为盗 窃罪、赌博罪和敲诈勒索罪，其中犯盗窃罪的最 多有 5 名，且涉案金额小，刑期短，均为拘役或有 期徒刑一年以下（详见表 1）。
（ 二）前科劣迹
在上述 32 名监外执行罪犯中，12 名有前科劣 迹，占比 37．5*，其中 3 名构成累犯。通过对比分 析发现，12 名有前科劣迹的罪犯主要分为两种类 型，第一种类型是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例如 陈某辰 2017 年 2 月 23 日因犯介绍卖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7 年 5 月 28 日刑满释放， 2018 年 9 月 30 日又因容留介绍卖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叶某均，2015 年 7 月 1 日因 开设赌场罪被法院判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 年 9 月 18 日又因相同罪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 个月。
第二种类型则是惯犯，其中以盗窃最为典型， 例如党某，1991 年出生，自 2009 年至 2021 年期 间曾有 14 次犯罪记录，且均为盗窃。又例如翁某 芳，2001 年至 2019 年 6 次因盗窃被处行政或刑 事处罚，其中一次在刑期满后 3 个月再次盗窃。 此外，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不同，罪犯并不以此 为主要生活来源，如党某和翁某芳有其他稳定的 经济来源，不存在生活困难，盗窃次数多金额小。
（三 ）涉及事由情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 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 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 行不致危害社会的。本文分析的 32 名罪犯中，因 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有 29 名（占比 90*），因怀 孕监外执行的有 1 名（占比 3*），因哺乳期监外 执行的有 2 名（占比 7*）。此外有 1名由本地法 院判决外地执行的罪犯姜某，因系哺乳期被予以 监外执行 ，后又因再次妊娠继续监外执行。
二 、罪犯监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监外执行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 行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但是从近五年的暂予监外 执行案件基本情况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 问题 ，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 一）传染性疾病未及时落实治疗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罪犯因为患传染性 疾病（如肺结核）需要保外就医，但是其在监外 执行期间并没有落实治疗，导致在第二次犯罪后 仍因同种原因被予以监外执行。例如，邵某红， 2016 年 9 月 9 日因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因患肺结核申请保外就医，2017 年 9 月 19 日监外执行期满。后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又因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患肺结核申请保 外就医，后续其从事保安工作，且一直未落实其 治疗是否到位。党某，1991 年出生，自 2009 年至 2021 年曾有 14 次犯罪记录且均为盗窃。2021 年 10 月 19 日其又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 月，因患有双肺结核被予以监外执行。根据当地 司法局的意见，党某系盗窃惯犯，存在较高的再 犯罪风险和社会风险性，不适宜在本地执行社区 矫正。最终党某因患双肺结核被监外执行，但是 其治疗是否落实到位无法确定。
据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反映，有专门医院负 责肺结核的治疗问题，但是并不了解具体的操作 流程，也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督促，在该环节司 法和医院方的对接并不通畅。据医院工作人员反 映，本市确实有专门的医院负责肺结核的治疗问 题，对于主动前往治疗的病人医护人员会提醒其 按时就诊。但是该治疗若为个人原因导致的，医护人员仅负责基本的诊治和提醒，对于因传染性 疾病而保外就医的罪犯并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 案，简单来说如果其未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并无 专人督促提醒其就医，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 二）女性罪犯利用“ 再怀孕 ”恶意逃避收监
监外执行制度作为一种刑罚变更制度，指在 法定情形下，依法将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等刑 罚的罪犯的行刑方式与地点进行变更，亦即改为 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1］。该制度是刑罚人道 主义的体现，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部分女性 罪犯利用“ 再怀孕 ”， 恶意逃避收监。例如，姜 某，2021 年 3 月 19 日因诈骗罪被 H 市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2020 年 8 月生育一女系哺乳期， 被予以监外执行（外地执行），期限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2021 年 9 月 23 日，经当地司法局去指定 医院诊断姜某妊娠 4 个月。在本案例中，姜某在 哺乳期间再次怀孕，虽然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判定 其是否存在“ 恶意怀孕逃避收监 ”的情形，但从 客观事实来看其确实因为“ 再怀孕 ”而继续被予 以监外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关于 监外执行情形的规定，是“ 可以 ”而非“ 应当 ”，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更多基于保障人权的考 虑，对于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基本上 适用监外执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考量，刑罚执行 是刑事程序的最后一道关卡，确保刑罚的执行有 利于规诫他人、预防犯罪，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 威性和公信力。法律对于该条款的约束不明确， 一定程度上成了惩罚的“ 挡箭牌 ”， 背离了刑罚 执行的惩罚性、强制性与公平性［2］。
（三）部分罪犯前科劣迹多，再犯罪率高
通过前文调研发现，在 32 名监外执行罪犯 中，12 名有前科劣迹。监外执行罪犯前科劣迹较 多（期满后再犯罪）主要有三种情形：
第一，以所涉犯罪为业。如上文提到的陈某辰 和叶某均，分别因介绍卖淫和开设赌场罪受过刑 事处罚，后又因同种事由受刑事处罚。可见二人 以此为生活主要来源，且在刑满后仍以此为业。
第二，惯偷，不以此为生活主要来源，但习惯 性犯罪。党某，1991 年出生，年仅 31 岁，自 2009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有 15 次犯罪记录，且其中几 次盗窃时间间隔很短，2018 年 2 月 23 日因盗窃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同年 9 月 29 日又因盗 窃被公安局行政拘留 15 日。2021 年 11 月 3 日因盗 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因患肺结核保外 就医，监外执行；翁某芳，2001 年至 2019 年 6 次 因盗窃被处行政或刑事处罚，其中一次在刑期满 后 3 个月再次盗窃。经调查发现，党某正值壮年， 翁某芳丈夫有稳定的收入且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 平，二人不存在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可能性，但 是其在接受教育刑事处罚后不久又再次犯罪。
第三，经济条件拮据，缺乏经济来源。H 市 近五年监外执行罪犯呈现年龄高、文化程度低的 趋势，部分监外执行罪犯年龄较大，患癌症、高血 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缺乏经济来源，经济条件拮 据 ，再犯罪率较高。
综合分析上述三种情形可发现，37．5% 的监 外执行罪犯有前科劣迹。监外执行罪犯前科劣迹 多，且存在期满后短期内再犯罪的问题，究其原 因在于教育帮扶不到位。通过与社区矫正对象和 工作人员谈话，矫正对象每月以集中学习的形式 学习法律知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 参与社区街道的公益活动例如文明劝导和养老院 敬老服务等。有制定个性化的社区矫正方案，但 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形式较为单一、谈话走 访不及时的问题。
三 、关于监外执行罪犯在执行环节存在的问 题的建议
（ 一）建立监外执行罪犯传染病防治闭环机制
前文所述患肺结核的邵某和党某均从事服务 性行业，与社会大众接触较多，其中邵某两次因 肺结核被予以监外执行，也从侧面反映其被予以 监外执行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肺结核治疗，党某 也存在致他人感染上肺结核的情形。由此可见， 监外执行罪犯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的防治问题 不仅仅是执行环节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层 面的问题，需要多单位多部门协作，打造监外执行 罪犯传染病防治闭环机制。对于患有传染性疾病 的监外执行罪犯，可以依托大数据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和卫健部门各部门应 及时沟通对接，在矫正小组成员中明确一人专人 负责，形成传染病防治的闭环机制，尽最大可能 降低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受传染的风险。
此外，建议针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监外执行 罪犯，若其不按时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两次及以上， 可以根据其他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 予以警告。
（ 二 ）科学规制监外执行适用条件的排除性 条款
笔者认为，应当科学规制监外执行适用条件 的排除性条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 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对于保外就医、生活不 能自理这类罪犯不能适用监外执行的条件均有阐 明，但是关于“ 怀孕 ”的界线就相对模糊。比如 怀孕犯罪妇女是否在强制措施期间故意怀孕， 是否多次怀孕等。此外，针对《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 ”的情形，建议科学规制排除性 条款。第一，对于故意怀孕的女性罪犯，仍可适 用监外执行，在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刑期内；第二，因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而监外执行的女性 罪犯，若再次以相同理由申请监外执行的不计入 刑期。［3］
（三 ）有效落实教育帮扶 ，进行个性化社区 矫正
1．严把审前调查关卡
针对有前科劣迹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调查 环节应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查。严格核查程序， 全面调查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犯罪原因、现实表现等 ，听取多方建议。
2 ．提高教育帮扶质效
针对上文所提到的部分罪犯前科劣迹多、再 犯罪率高的三种情形，建议进行个性化的社区矫 正。对于以所涉犯罪为主业的罪犯，第一，根据 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在前期可以附加 职业禁止令，防止其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第 二，在进行教育帮扶过程中，可以对其加强法律 知识等方面的学习培训，使其知法、懂法，达到不 再犯法的目的。该类罪犯大部分属于青壮年，就 业能力相对较高，对其加大法律知识和思想政治 理论学习，有助于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避 免矫正期满后走上再犯罪的道路；第三，社区矫 正机构工作人员应尽到提醒义务，定期谈话提醒 此类经济条件拮据，缺乏经济来源或年龄较大的 罪犯，不要从事违法犯罪的职业。
对于第二种情形，如党某第一次盗窃时年仅 18 岁，自 2009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有 15 次犯罪记 录，且几次盗窃时间间隔很短。笔者认为该类罪 犯盗窃更多属于一种心理疾病，在社区矫正期间 可以引进心理咨询师，为其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 案，加强与其亲朋邻里的沟通交流、走访，从根 本上了解其盗窃的原因和心理状态，对症下药。 对于第三种情形，此类罪犯往往确实存在经济条 件拮据、年龄偏大，以及缺乏就业能力的困境。 针对此种现实情况，可以与当地村社干部联系， 确认其是否符合领取最低生活补助的条件。如果 不符合该条件，是否可以为其提供一些简单的就 业机会，例如垃圾分类督导员、环卫工、志愿者 等，以使其能够获取最低生活保障，降低其再犯 罪风险。［4］
参考文献
［1］ 何剑锋．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思考 ［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8（7）：22-26 .
［2］ 何剑锋，叶琦斌．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社区矫 正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18（8）：97-101.
［3］ 张福坤，杨宏强．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J］．人民检察，2021（8）：74-75 .
［4］ 刘绍军．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情况分析［J］．人民检 察，2016（8）：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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