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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 消保法 》)对违法经 营者做出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这项制度给予处于较为弱势消费者以较为倾斜的保护。但是随着新 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由于“ 知假买假 ”的职业人士的存在，该制度适用争议不断：对于知假买 假适用于惩罚性赔偿是否失当? 对于“ 知假买假 ”的消费行为在生活消费品领域如何认定? 种种 问题的存在使得该项制度处于风口浪尖，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将结合相关案例事实和 立法目的， 从争议的焦点、制度功能等两方面来证成该种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并非失当。
关键词：消费者,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作为英美法系的经济措施 ，理论 界对于该制度的讨论方兴未艾，但司法实践中已 经大量采用该制度。于理论上，鉴于属于普通法系 的大多是判例法国家，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该制 度仍存在需要改进以及完善的地方;于实践上，各 级司法部门对于知假买假的“消费 ”行为是否适 用惩罚性保护措施认定不一 ，导致同案不同判的 结果 。因此本文从专业学术上分析法官释法的逻 辑与维度，来说明“知假买假 ”适用惩罚性赔偿 是否失当的问题。
一、争议点层面证成惩罚性赔偿并未失当
( 一 ) 是否应将“知假买假 ”人士排除在“ 消 费者 ”之外
1.法律规定的矛盾：《消保法 》对于消费者的 定义①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草案 · 送 审稿 ) 》( 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草案)》 相关规 定内容② 存在出入之处 ，因此消费者是否“牟利 ” 成为二者规定的区别之处 ，即《 消保法 》的保护 范围并不包含“知假买假 ”人士。
2 .学界观点的争议：(1) 生产经营说：①客 观转手说 ，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消 费 ”者的消费行为不能为了“二次 ”转手 ，即交 易行为 ，这里的消费者指“ 自然人 ”，不应包括“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 ”;②主观目的说 ，认为 “消费者 ”应以“生活 ”为出发点 ，强调为“生产 经营需要 ”，否则“其他目的 ”都不是消费者。(2) 生活资料说：河山教授认为 ，只要购买的商品属 于生活消费品无论目的为何都属于生活消费 ， 购买者都是消费者 [1] 。杨立新教授在《 商品欺诈 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争议之我见 》一文中 ， 认为知假买假者确实不是消费者 ，因为知假买假 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职业打假人行为的主观目的 在于盈利 ，但是这并不否定该行为所发挥的客观 作用 [2] 。
法律条文的竞合和矛盾是法律滞后性所必然 的结果 ，这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或者出台权威的解 释去弥补。但是无论是何种学说，笔者认为都过于 狭隘。生产经营说与生活资料说这两种观点均以购 买的产品的用途作为划分，那么“知假买假购买 ” 人士本身的消费观念就会被弱化甚至是忽略 。以 裁判文书网检索的裁判文书为例：在“颜某驰、范 某花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 ”中 ，二审法院 认定：“ 消费者的重要特征就是消费具有生活性 ， 而并不具有牟利的目的 。以通过购买商品获取惩 罚性赔偿的购买者，具有牟利的目的，显然并不符 合上述特征。”③
从立法目的上看，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并非赋予消费者获取超额收益的权利，而在于 规制经营者的不当经营行为。对于知假买假者不 能狭隘地认为其购买仅仅是为了获得金钱上的赔 偿，这样一方面会抑制打假人的积极性，是不公;另一方面更是助长非法经营者的非法行为 ，是不 利。“ 知假买假 ”人士因主观目的的不同所起的作 用也是不同的，对于该类主体的归属问题不能盲 目“一刀切”， 刻板的划分、界定使得该规定过于 片面和牵强 。由此可见，对于赔偿性惩罚制度的适 用应当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生活，避免生搬硬套。
( 二 ) 销售者“欺诈 ”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
在经济法领域 ，欺诈行为即经营者故意而为 的经营行为，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消费或者接受 服务的意思表示。提及欺诈问题，公众很容易将此 与民法中的“欺诈 ”行为等同。实际上 ，民法所保 护民事主体的财产关系与经济法所保护消费者与 经营者的财产关系有所竞合，但也有区别 ，民法上 构成“欺诈 ”的要素是被欺诈者“不知”， 解决的 是平等主体基于民事关系所产生的物权 、债权关 系，而《 消保法 》是国家参与、宏观调控社会经济 的法律规范，所保护的是不同于民事关系的一种 社会关系。从保护的对象看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 ， 而《 消保法 》保护的是处于弱者一方的利益 。因 此从主体而言就决定两者对于主体的行为性质不 能等同而语。
那么究竟何为经济法上的“欺诈 ”行为?在 立法层面，《 消保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构成“欺 诈 ”因素有二 ：1 .存在“欺诈 ”行为 ;2 .经营 者明知“欺诈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 第二款则区分了生产者和经营者：对生产者不要 求“ 明知 ”，而对经营者要求“ 明知 ”。在司法层 面，不少法院对于“欺诈 ”行为如此认定：“ 故意 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即 根据《 消保法 》规定的二要件。例如“陈某伟、深 圳市 A 蛋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 B 超级市场有限 公司深圳 C 分店 、广州 B 超级市场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民事判决 ”一案①，法院认为被告 A 公司 在涉案商品重量不达标的情况下未标注等级的行 为本身并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 情况，而是消极的不作为 ，因此不构成对消费者的 欺诈。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以保护消费 者权益为出发点，无论何种情况商家的欺诈行为 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该种欺诈行为不以消费者明知为前提 ，也不应把经营者消极的不告知或者 隐瞒情况排除在外。知假买假者的存在有其积极 的意义：打假的同时降低了监督管理机关排查的工 作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执法行为的进展，尤其是 食品药品领域，更是对于该类主体给予法律上的 认可。
(三 )“ 知假买假 ”赔偿性惩罚是否以实害结 果的出现为要件
根据新修《 消保法 》规定：请求惩罚性赔偿 需要存在“死亡 ”或“健康严重损害 ”的危害结 果。《食品安全法 》规定销售食品只要“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 ”或“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即 可 。因此，《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为知假买假索 赔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行性和根据性。在食品药品 安全事件频发并引发社会公众心理恐慌背景下 ， 2013 年发布的《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 》比其更 进一步：在食品领域明确承认知假买假人为该制度 的主体而适用于此规定，但也因此导致该类知假 买假的索赔诉讼案件大增。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 未发布新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来进一步遏制 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抑制知假买假 行为上的慎重态度以及矛盾的做法。
在笔者看来 ，法律规定的矛盾会使得在法律 适用上出现差异 ，消费者的维权行为不应该受到 各种要件的束缚 ，是否出现危害结果不是认定是 否获得赔偿的构成要件。对于赔偿制度的苛刻要 求是在为经营者“洗白”， 进而损害消费者的权 益 。因此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一味地否定该惩罚性 赔偿 ，加之市场的逐利性与普通消费者维权的消 极性，不仅会使消费者越来越丧失维权意识，也会 使诚信经营者被逐渐淘汰出市场，社会市场秩序 将会混乱。
二、功能层面证成“知假买假 ”适用赔偿性惩 罚制度并非失当
由于惩罚性赔偿并非源自成文法国家 ，因此 我国学者对于该制度的功能进行探究也存在争 议 ：1.赔偿功能、制裁和遏制功能 [3] ;2.威慑功 能和惩罚功能 [4] ;3.赔偿功能 、制裁功能 、预防 功能和鼓励受害人指责不法行为的功能 [5] ;4.激 励 、报偿功能为主，惩罚功能为辅 [6] 。知假买假 基本不会出现人身或其他财产损失，本节通过我 国法律对于价款倍数以及该制度适用规定 ，阐述 其相关功能从而进一步论证知假买假适用该制度 并非失当。
( 一 ) 赔偿功能
赔偿功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补偿诉讼支出 以及赔偿难以证明的损失。精神损害赔偿与公民 人格权利有关 ，因此在经济法领域精神损害的赔 偿并不包含在其中。补偿诉讼支出一般由败诉方 承担 ，在涉及经济法的案件中 ，提起诉讼时还要 负担商品检验费用、律师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支 出。消费者对于诉讼成本、难以证明的损失是无法 得到补偿的，惩罚性赔偿也因此成为一种变相弥 补消费者损失的赔偿方式 ，降低在消费过程中的 诉讼以及证明损失。
综上，虽然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并 非赔偿 ，而是具有惩罚和遏制有害于市场公平交 易的行为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诉讼 成本的补偿则是该项制度的重要功能，赔偿功能 也起到一定附带作用。
( 二 ) 制裁功能
制裁功能是由立法目的决定的 ，即对于非法 销售行为强有力的打击和抑制 。由于倍数没有上 限要求且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分别认定 ，法官在面 对不同的案件事实时可以做到自由裁量 ，根据消 费者真实消费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等综 合因素 ，去作出利于消费者的判决 ，真正做到制 裁生产经营者从而达到真正制裁恶意销售行为 。 然而由于部分商品价款较低 ，即便是商品价款的 3 倍 、10 倍对于经营者而言不足以惩罚其行为，尤 其是在维权意识不强的社会环境下消费者很容易 就向“欺诈 ”行为妥协而自认倒霉 ，生活中“诉 讼 ”也被消费者认为是维权的麻烦事。再加上销 售者在利益的驱逐下，虽然承担了赔偿费用，也可 以通过“包装 ”商品 、制造营销噱头以提高商品 销售价格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使得消费者 权益受到二次侵害 。因此如果认为赔偿性惩罚是 失当保护，那么消费者的权益不仅在数额上得不 到弥补，在制度上亦得不到保障。
( 三 ) 激励功能
激励指对于消费者受到损失时 ，积极提起诉 讼的情况给予奖励 ，是驱使消费者维权的重要功 能。经济法中的激励功能就是对于受到权利侵害 的消费者给予金钱上的赔偿从而达到一个维护市 场交易动态平衡的状态。就普通消费者而言 ，当被 告做出恶意欺诈行为时 ，为惩治违法者并起到示 范教育作用而给予实际损失之外的赔偿时 ，激励 作用才能得以实现。法律不是万能的，并非任何事 情都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但是“厌诉 ”亦 会使得法律形同虚设 ，法律的好坏不在于制定的 完美 ，而在于实施的有效 。消费者放弃维权的行为，于经济社会不利于市场发展的稳定，于国家治 理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面对假冒伪劣泛滥 、市场丧失诚信秩序 、商 家与消费者地位略失平衡 、政府监管信息财力有 限等因素的制约，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知假买 假 ，可减少政府管理机构工作量 、降低人力资源 损耗 、构建良好经济社会 。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的价值 、注重经济生活的和谐稳定，惩罚性 赔偿的激励功能是对公平市场秩序的维护 ，二者 不谋而合。
三 、结语
《 消保法 》以惩罚不良商家非法经营行为为目的 ，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权益和公平 、稳定的市场 秩序 ，而不是消费者“ 自陷风险 ”的行为 。就目 前尚存的理论存在一定局限：在适用该制度时要 么忽略“知假买假 ”的认定直接讨论适用惩罚性 赔偿的问题，要么认定“知假买假 ”者不属于消 费者 。即便是在承认“知假买假 ”者是消费者身 份的情形下 ，也会因为对于经营者是否存在“故 意欺诈 ”行为从而使得消费者的维权之路新增坎 坷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是以消费金额为基 数 ，如若惩罚性赔偿制度将知假买假排除在外 ， 那么在数额较小的商品 、服务交易过程中消费者 又有多少维权的主动性?又有多少消费者面对麻 烦而自认倒霉?此时讨论“知假买假 ”是否适用 赔偿性惩罚制度 ，亦是无稽之谈。对于该制度的 适用 ，笔者认为不应该研究该制度是否失当的问 题 ，而应研究如何认定 、如何适用从而使其作用 最大化的问题 。因此为了经济市场稳定长久的发 展 ，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对于赔偿性惩罚制度 的适用应采用宽容的态度 ，以为消费者提供法律 保护这一坚实而可靠的后盾。
参考文献
[1] 壬子，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J].中国律师，1998 (3)：35-37.
[2] 杨立新.商品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争议之我见[J].江汉论坛，2017(1)：114-120.
[3]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 (4)：112-122.
[4] 王崇敏，陈敖翔.我国民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新探[J].河北法学，2004(2)：118-120.
[5] 张灵敏，姜玮.论惩罚性赔偿[J].江西社会科学，2005(9)：179-184.
[6] 刘水林.论民法的“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的“激励性报偿”[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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