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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关于加强全球合作、解决世界问题、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理论主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全面完整的阐述。然而，对于应如 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方案，二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模糊起来，三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和平、不要斗争。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是当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构建过程还是各主权国家为共同解决全球问题、构建国际 新秩序而斗争的过程。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主义性质 自由人联合体 国际新秩序
从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其内涵经过五年多的丰富与发展，到党的十九大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主张，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多来，对于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各界观点不一、主张多样，其中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予以警惕和及时纠正。对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识的第一个误区，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也不可能“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相反它有着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多种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的“和而不同”，并不是其本身“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证明和依据。一方面，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 多种社会意识形态 的形成和变化，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观念上的 反映，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要社会 存在有多元的物质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存在多元的社会意识，不可能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走向 “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要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这 绝不是说撇开意识形态及其各自的物质基础，去 “消弭”各自的不同，而是在承认事实、尊重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意见交换与合作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两者根植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土壤，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的界限既不会“弥合”，也不会“趋同”，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不过，这种对立并不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超越“冷战思维”、以对话代替对抗的主张 ；只有理解、承认、尊重这种对立，才能实现这种超越，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9 月28 日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向世界各国发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强调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新理念，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对话协商，避免冲突对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3]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理论一脉相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国际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 明确论述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 依赖所代替了”。[4] 如果没有蒸汽船和越洋电报的发明应用，没有受逐利冲动支配的资本家开发新市 场、拓展新销路，旨在实现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 “自由人联合体”理念是不可能被提出的。正是基于由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人类普 遍交往的进一步扩大，造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 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5] 另一方面，同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全 人类的前途作为关注中心，呼唤人的“类存在”的觉 醒。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他多 篇著作中都曾论述过，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成为 一种同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社会分裂为孤立、封闭、狭小的个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 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 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 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6] 当前，由于“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结和作用，人类社会陷入对抗和分裂之中。只有强调和提升全人类所具有的“类思维”，促进“类主体”的形成，才能阻止这种趋势的继续恶化。[7]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政策的合理拓展与延伸，体现着独立自主、反对压迫、追求平等、维护和平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100 年前，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开社会主义外交之先河，苏俄政府在《和平法令》中明确呼吁各国人民采取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8]50 多年前，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9] 随后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布《和平宣言》，再次重申反对用暴力将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宣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建成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各族人民的繁荣、各民族间永久和平的社会”。[10] 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和巩固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宗旨，成为世界公认的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反对以强凌弱，永不称霸扩张的承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是对社会主义外交原则和新中国一贯的和平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11]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会带有发起国观点主张的印记。所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特性，不应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应予以彻底地承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方案”。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由人联合体”，而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个错误认识，是模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界限，实际上泛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忽视了其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时代条件。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以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大过渡”历史时期 为基础的，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生产社会化深入 发展、人类交往空前密切、全球矛盾重要性不断上 升等一系列现实需要的理论回应，这些物质前提和 “自由人联合体”所要求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人类文明高度繁荣等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主要 区别在于前者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产物，后者是 较高基础上的构筑，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 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12] 当“社会 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13] 的时候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等特点所共同规 定的时代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谋求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 存，互惠互利，共同解决事关人类文明的全球问题，而不是要求输出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自由人联合体”在理论内涵上一脉相承，前后相继，可以视为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当代性的体现，[14] 是一种“初级”和“高级”、萌芽和成熟的关 系，但必须要注意到，二者在物质基础、时代要 求、基本目标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既不能相互割 裂，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组成单位不同。顾名思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组成单位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在这个联合体之中，每一个个人都是自由且全面发展的，他们又彼此作为各自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存在；“自由人 联合体”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体现，“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 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 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5]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国家、民族等都已消亡，人类已完成由 “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异化劳动被人们自愿自觉的自由劳动所取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 阶级、国家、民族依旧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制度在一个较长时期共存的条件之下，它的组成单 位并不是直接的个人，而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 属于促进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合作的 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国际关系民 主化，坚持不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 原则，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构建的国际联合体是不同的。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肇始以来，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共产国际，再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进行了多次组建联合体的尝试。这种“联合体”或“共同体”是阶级共同体，它以全世界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反对一切剥削压迫，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基础，以各民族无产阶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联合为形式，其在本质上是超民族、超国家的，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曾支撑阶级共同体的存在要素都不可避免地退居次要，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博弈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当前主权民族国家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基本单位的现状，而民族国家本身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它以人口、领土、主权、政权四个基本要素作为支撑。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着超越民族国家、着眼于维护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扩大世界各地的友好交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国际主义”的一面，但这一面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也有巨大的不同，它更多借鉴吸收了人道主义的合理内容，强调人类共有的物质需要、文化满足、安全保证、自然基础，这些反映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列宁说：“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6] 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将之放在当前时代条件之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超越时代要求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曲解。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无原则和平， 而是通过斗争解决国际问题、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三种错误认识，是用抽象的、无原则的和平抹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固有的斗争属性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至少包含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而斗争、为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家园而斗争、为争取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而斗争等三层含义。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建立在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旧地基上，而是培植于捍卫各国人民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新土壤上。15 世纪开始的新航路开辟，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也是长达数百年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起点。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大量落后民族丧失了独立地位，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国”。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在20 世纪末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绝大多数民族取得了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和自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干涉别国主权及安全、将社会制度强加于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还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7] 同时，历史和现实表明，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通过坚决的斗争来实现。“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1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支持为捍卫本国合理利益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也彻底反对以损害别国利益为条件的扩张行径。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实践的提出者和发起者，已在多个国际场合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决不用损人利己的发展手段，决不称霸， 决不搞扩张；同时也决不放弃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利，“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9]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为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进行坚决的斗争。当今时代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尚非“实然”，而是“应然”，国际问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仍深受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的困扰，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见缩小，国际贫困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世界武力威胁、军事干涉和局部战争频发，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迅速抬头，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有日益合流的趋势，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和政治动荡；20 世纪中叶以来，人地矛盾和生态问题越加突出，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生态破坏、传染病防治等问题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20] 以上问题，没有一个是靠单独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只有且只能依靠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和真诚协作，共同为之而同心斗争，世界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缓和并彻底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本国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一致性；闭关锁国、排斥国际对话和合作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错误做法。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中国与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2017 年5 月还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 年2 月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 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反映出由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正在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接受。
再次,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决为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经济上，要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各国应坚持开放政策，扩大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开展广泛的经济互助合作，合力应对风险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21] 政治上，各国应放弃武力对抗， 通过深入的对话协商实现互利共赢，反对一切侵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支持并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持久和平。文化上，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生态上，践行绿色低碳原则，努力节能减排，维护生态平衡，保卫地球家园。以上各点，是要努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要建立这样的世界秩序，不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是不能实现的。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共同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一系列的经济合作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 增进彼此之间多渠道的全面交流，加深相互了解， 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渠道、开辟发展空间。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2]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满含机遇和希望的时代。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回避矛盾，而是敢于斗争，直面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主张的丰富内涵，纠正错误观念和认识，统一思想，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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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宏伟.“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路径[J].理论学刊，2017(2).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4.
[16]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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