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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问题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从国内而言，生态环境恶化危及民众生存，威胁党的执政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民生，是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绘就“美丽”强国新愿景，能有效促推经济转型升级，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奠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石。推动愿景变成现实，既要加强顶层设计，也要明晰责 任层层落实，特别要突破“最后一公里”瓶颈。从国际来看，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际合作在政治博弈中艰难推进。我国在国际环境政治博弈中坚持共赢共享回击 西方霸权，在“不变与善变”中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政治愿景 环境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 生态环境问题是重大政治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重要的政治任务，生态文明是我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政治愿景，需要政治的高度与视角。
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夯实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政治合法性，亦称政治正当性，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执政者良好的政治威望和出色的执政能力基础之上，是民众对政治权威的主动认同与遵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3] 国家治理不可缺乏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但政治合法性不取决于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被动接受与服从。人心向背是政治合法性或危机性的试金石，执政者必须提升自身的能力以获得公众的认同才能夯实政治合法性基础。这种认同，是理念认同、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等要素的复合， 任何要素受损或缺失都会导致合法性减弱甚至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近百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科学的理念、先进的制度、卓越的功绩等，为我们党执掌政权赢得了丰厚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累积、更新和重塑，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只能让合法性基础流失、消解和磨灭。构建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和国家夯实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场域。
1．生态环境问题是重大政治问题
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 最公平、最普惠经典概括了生态环境的公益性特征，也由此说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远非市场机制所能全面企及。仅凭市场规律，生态资源的供求机制会发生严重扭曲，供给不足、使用过度、免费搭车等“公地悲剧”将不断上演。
为防止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市场“失灵”，政党、政府等应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与行动积极“补位”。然而，资本主义经常有意无视市场的失灵而不愿“作为”，甚至故意利用市场的失序，放纵资本恶意掠夺资源转嫁环境治理成本以实现增殖。“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治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5]资本的侵略扩张将祸水引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并积极“作为”，而且治理成效明显。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制度与政策的改良为改善其国内生态环境提供了机遇，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改善国内生态环境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治理成本。因此，根除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和谐，必须诉诸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治理上的“不为”与“作为”也很好地说明，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偏差而引起的政治思维偏颇、政治制度或体制缺陷、政治决策失误，致使人类不恰当地干预、控制自然而产生的结果。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并不是生态文明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前缀，而是一种‘红绿’意义上的旗帜鲜明的政治规定性。”[6] 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公共产品建设与监管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曾经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特殊性缺乏足够的认知，长期片面追求G D P 增长而不重视民众生态权利的治理理念、发展模式和评价体系，是造成我国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充分尊重民众的生态权利，只有将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并将生态环境指标纳入政绩考评体系，只有全方位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从而彻底还民众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
2．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失当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事关民众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一最核心利益，生态民生是当前重大的民生问题。然而，改善生态民生、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有着显著的正外部性，利益补偿不到位就难以激起相关主体的治理热情并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而破坏环境损害生态民生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如果损害不能有效预防、终止，损害赔偿难落实或根本无法落实，摩擦、冲突就不可避免，甚至部分民众会采取对抗性方式以维护自身权益。综观种种因生态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尽管有民众因为法治意识淡薄、权利主张方式失当等原因，但环境损害的既定事实或可能造成损害的预期，以及相关部门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是诱发冲突的直接、根本原因。而在屡见不鲜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往往最终将对抗的矛头指向相关职能部门、地方政府而不是污染的直接责任方，这既表明民众对事件直接责任主体治理环境的态度、决心、作为与能力不认同，也集中反映了老百姓要求党和政府加强环境监督与治理的强烈诉求。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不力，政府就会因类似事件频发而疲于奔命；如果对引发事件的相关责任方（污染责任方或无理取闹的组织和个人）惩治处罚不力，相关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不满情绪很可能借助自媒体等迅速传输、累积，部分民众甚至会因此对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以致削弱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动摇党的群众根基，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夯实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累积，民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与日俱增，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也稳步上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渐丰富，根植于物质财富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逐渐弱化，民众对改善生态环境有着强烈的期待与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7]
2016 年，《人民日报》联合人民网就“新的一年， 您最关心哪些经济问题”发起调查。调查显示，“环境是否能有明显改善”以11.42% 的关注度位列第3，仅次于“生活成本会不会大幅增加”（15.23%）和“今年还会继续涨工资吗”（15.01%）。[8] 曾经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让老百姓非常揪心、痛心。不过笔者注意到，2018 年《人民日报》又发起同样的调查，在公布的八个“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中，没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身影。[9] 时隔两年，调查结果变化明显，这不是因为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减弱，而是因为这些年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大、成效好，老百姓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当然少了一份担心，多了一份信心。
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近几年，我们党以空前的决心、勇气与谋略治理生态环境。在科学的顶层设计，逐渐合理的生态政策，日趋完善的生态制度、生态法治、环保措施的推动下，一系列抑尘、治源、禁燃、增绿铁腕行动，一项项环境治理、生态修复重点工程不断实施。当前，生态环境部重点推行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七场标志性重大战役，落实《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获得了良好的回报。以空气污染防治为例，“2017 年，全国74 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 年上升7.4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 年减少一半”。[10] 尽管我国还有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但对于党和国家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广大民众持肯定与支持态度。
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绘就“美丽” 强国新政治愿景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中绘就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追求。党的十九大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作出了战略部署，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1．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新常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1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是深刻总结我国经济30 多年快速发展的得失、科学判断当前我国经济所处新阶段作出的战略性思考。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12] 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发展模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亦留下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后遗症，而恶化的生态环境又是经济换挡调整步入“新常态”的一大诱因。
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绕不开的课题：偏激极端地坚持环境保护要给经济增长让路的有之，温和折中地主张新老项目区别对待的有之，即认为新上项目必须符合环评要求，但已上项目的提质改造可以适当从缓从宽。习近平总书记深谙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他曾对河北省委常委班子说：“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 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13] 他反复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形象、通俗、辩证、科学，对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作出了明确回答，彰显了我们党保护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的决心。从长远和根本来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发展是硬道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也是硬道理，不可偏废一方。从短期与局部而言，保护生态环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速度，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就是必须作出的不二抉择。绿色是路径，发展是目标，发展必须绿色化。绿色化必须有利于发展，为了绿水青山而暂时放弃金山银山，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以构建生态文明为目标引领，以“两山”理论为实践指南，狠抓绿色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换挡提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当下，我们在努力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发展”对策，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转变，由世界工厂型的“中国制造”向科技创新型的“中国创造”转变，这一系列转变都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推进。不过，我们不能奢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在市场的引领下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而自动实现。“经济人”的逐利本性注定生态必须与政治联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利用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构建生态政治、培育生态经济、推进生态法治、营造生态文化，全方位打造合生态的发展环境，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将生态文明与永续发展相关联，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永续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人与自然。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发展，但永续发展要以劳动为中介，以人与自然之间永恒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5] 如果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发展必定受阻或断档。
要实现永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永恒的物质变换，必须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具有创新潜能的人这两个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其一，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前提。“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6] 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情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以生态足迹为例，目前我国生态足迹总量占全球六分之一，排名世界第一，但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经消耗着自身生物承载力2.2 倍的资源，严重的生态赤字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将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缝。其二，人是实现永续发展最关键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恶化的生态环境轻则影响生活与工作，重则危及生命。如果自然受损、人类受伤，永续发展当然不能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前提，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为原则，以实现“两个和解”为旨归，通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手段，在人们合理、适度利用自然的同时，让自然在休养生息中弥补已有的赤字以达到新的生态平衡。有了自然资源这一物质基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物质前提。而生态文明建设所带来的优美环境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能让人们愉快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能较好地激发人们的智慧与创造潜能，这又为永续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由是观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人类文明也在永续发展中得到传承与演进。
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强国新愿景，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1“7] 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1“8]
美丽”强国愿景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深刻革命中肩负着政治领导角色。
其一，加强顶层设计，架起“美丽”愿景的四梁八柱。这需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 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9] 以生态环境生产力为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用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治理生态环境， 并构建和完善以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和环境类税收 为基础的绿色发展源头保护制度、过程治理制度、终端奖惩制度等制度体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考评机制、市场机制、教育引导机制，以责任担当促生 态文明建设；努力营造合生态的文化氛围，让生态 意识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只有生态 环境生产力“绿线”、生态保护“红线”、最严法治 “高压线”等多线并举，才能厚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
其二，明晰责任层层落实，充盈“美丽”愿景的坚实基础。
目前，在中央铁腕治理生态环境的高压态势之下，省市层面“中梗阻”问题得到了较大缓解，但基层“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比较突出。笔者在这里重点谈谈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在很多人眼里，农村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城镇，其实不然。农村地广人稀，经营分散，信息相对滞后，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一些人政治意识不强，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涣散，中央精神很难贯彻到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潜藏着很大隐患。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近些年，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反哺力度较大，但“三农”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生态环境治理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退耕还林，一些人虚报面积；轮作休耕，很多人在意的是补贴而不是水土改良 ；为留住养殖大户，村委会甚至同意废弃原本提供灌溉水源的池塘建化粪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村支两委基本由能向上面“要”到项目与资金的“能人”组成，伸手“要”得多，落实“做”得少，截留、回扣不少，农民得到的实惠不多，党的好政策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打通“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严明政治纪律，锤炼党员党性，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打造务实高效的村民委员会，才能让党的好政策落地生根，乡村振兴才会指日可期，美丽乡村才能从蓝图变成真实的画卷，生态文明才能最终从愿景变成现实。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能在国际环境政治博弈中展现中国正义形象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20]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使命担当精神，当然不能缺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展示中国方案、传递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负责任的正义形象。
1．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艰难，政治博弈色彩浓厚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资源枯竭、能源紧张、森林减少、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却正使用着1.6 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在全球继续发生和发展着，保护生态环境已不仅是一家一国的义务，而是全球共同的责任，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双边、多边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环境政治逐渐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此后，一系列国际环保组织或协会相继成立，一系列环保公约或协议相继签订。不过，在这场本应携手共进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中，各责任主体分歧明显，博弈色彩浓厚。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例，气候变暖不是针对特定地区与人们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特征，政治行动成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必然选择，气候谈判就是这种政治行动的表现方式，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之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问世后，多边或双边气候谈判在争论、斗争与妥协中达成与签订了相关协定，艰难的合作中凸显出一场围绕气候议题而展开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性博弈。碳减排问题、资金技术问题是这场气候政治博弈的表面现象，国际话语主导权与经济主导权则是隐藏于其中的本质问题，霸权与强权在气候政治博弈中表露无遗。比如，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背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想方设法转移国内环境治理成本， 千方百计推脱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在西方国家， 环境保护这一原本善良的初衷逐渐蜕变为一种野心勃勃的思潮和运动……甚至演化为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暴力’工具， 成为发达国家谋求改造世界支配权的手段。”[21] 可见，想要西方国家扛起全球环境治理的应有责任， 注定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伪命题。
2.一些西方国家借“公平”之名行“霸凌”之实， 阻挠中国和平崛起
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博弈之中，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谋求霸权而对中国恶意指责与诽谤、干涉。一方面，设置绿色壁垒和低碳陷阱以保护国内市场，频繁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拒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却千方百计要求我国在碳减排等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另一方面，尽力通过各种方式企图占有资源，加大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本。比如，我国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需要加强对稀土、钨、钼等矿产开采、生产、出口的管理，美、日、欧盟等却因此对我国横加指责并向WTO提起诉讼，最终WTO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 导下裁定我国违规。美、日、欧盟等在环境保护领域执行明显的双重标准，借公平贸易之名觊觎我国重要资源的霸权行径暴露无遗。
今年，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疯狂发动对我国的贸易战，冷静分析这场贸易战及其表现出来的贸易霸凌主义，我们需要明白如下问题：其一，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只是其表面诉求，全力阻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遏制我国和平崛起才是其实质，激烈的市场竞争其实更是一场全力阻击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竞争。当前，中美高科技产业整体差异显而易见，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一些领域已实现赶超或将要赶超。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对华贸易战争，企图打乱我国发展步伐。其二，站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角度来分析这场贸易战，美国要在保护国内生态环境的同时维持其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必然竭尽全力保持其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其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低附加值的产品。但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加速，美中比较优势会逐渐消解，而我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在给全球带来实惠的同时，也让美国对他国的控制与盘剥变得艰难。于是，固守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不断给我国设置障碍、陷阱，发动贸易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却在WTO货物贸易委员会会议上，公然要求我国取消对“洋垃圾”的进口禁令，其转移国内环境治理成本的企图更是昭然若揭。
3.在“不变与善变”中实现共赢共享，展示中国正义形象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在对外交往中坚决摒弃零和博弈，坚决反对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 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当下， 我国积极推广低碳环保项目，让绿色发展理念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项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帮助减 贫加快发展相结合；出资200 亿元设立南南合作基金，积极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在 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主动承诺碳减排。2016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前一年下降6.6％，远超出当初计划下降3.9％的目标，2017 年又比前一年下降5.1%，相比2005 年累计下降约46%，我国对外承诺到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实际上已于2017 年年底提前兑现了承诺。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要“引导应对气候 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然而，国际环境政治博弈 仍不可避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需在 “不变与善变”中理性前行。
其一，坚定自身发展战略不变。中国不挑事， 但也不怕事，我们在针锋相对回击有关国家挑战的同时，必须坚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具体到环境治理领域，需按照十八大以来的战略部署，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一个近14 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本身就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莫大贡献。其二，坚持共赢共享方略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2]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我国既不大包大揽，也不推卸责任，而是一如既往地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当的国际义务，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与发展并举。其三，在善变中捕捉机会提升国际影响力。我们所说的善变，不是美国式的出尔反尔频繁“弃约”，而是既积极利用已有的国际规则尽力维护自身权益，保护国内资源与生态环境 ；也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不断完善的机会，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为生态文明建设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 同时不断加强话语权建设，积极推广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积极宣传我国为改善全球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我国不谋求世界霸权，但要让我们合理的举措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让我们正义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有人听、愿意听、听得懂、信得过、跟着做。值得欣慰的是， 尽管某些西方国家不断从中作梗，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局面，国内治理与国际责任兼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 展现了中国方案的魅力和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正赢得众多国家和人民的掌声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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