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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23日, “中华文化与丝路文明暨第三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召开, 会议由华侨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华侨大学文学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协办。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到会致辞, 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常彬主持会议。此次会议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饶学研究、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多领域学者参会, 实践文学文化的跨学科交流。饶宗颐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有重要贡献, 也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他将中华传统文化由以汉学为主体的国学内容扩展到包括全体华夏民族在内、涵盖中华各民族文化总和的华学, 这对促进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与融合、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增强民族信心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以“中华文化与丝路文明”为议题, 探讨华学及饶宗颐先生的杰出贡献, 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连接,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这与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作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精神一致。
在饶学研究方面, 与会学者探讨了饶宗颐先生在多个学科的重要成就。香港大学陈德好梳理饶宗颐对潮州地方志、民族史, 泰国华人拓殖史, 东南亚史学、史地、金石学、人物考的多方位研究。武汉大学陈泽森辨析饶宗颐论宋词重“浑成”、尚“高韵”、主“多元”的特色。华侨大学林英德论述饶宗颐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收集整理及提出“新经学”思想的贡献。华南师大闵定庆通过述及饶锷《潮州西湖山志》的编纂, 彰显饶宗颐的家学与传承。山东大学胡孝忠探讨饶宗颐的中外交通史、佛教传播、地方志研究和对罗香林的书评成就。
在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方面, 与会学者主要从传统戏曲、古典文学、典籍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韩国岭南大学何素雯梳理汉文学对韩国词话的影响。香港大学何韵诗考察清代嘉、道时期女性文学团体碧城仙馆女弟子们的活动。华侨大学马华祥分析了汲古阁本《还魂记》 (即《牡丹亭》) 的声腔、句格字数、用韵特点。华侨大学骆婧探讨了戏神崇拜“田公信仰”的形成。福建师大欧明俊阐明饶宗颐“新经学”思想对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价值。泉州师院古大勇对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改写闽南戏曲《陈三五娘》而成的小说《星》进行了跨文化考察, 分析了其中的殖民书写, 由此阐述中国词话、戏曲的传承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在文学典籍研讨方面, 华侨大学王长华梳理阐述了《诗经》从“经学”到“史学”再到“文学”的历程。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前, 《诗经》一直以经学面目出现。至清末民初, 章太炎以《诗》为史, 视二《雅》为先王足迹, 视《关雎》“淑女”为鬼侯之女, 将中华文明史向更远古处追溯, 同时也将经学一变而为史学。以胡适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视《诗经》为史料, 其经学价值被进一步解构。至闻一多以西方理论为标准的《诗经》研究, 《诗经》文学化解读最终定型。今天诗经学回归纯粹经学已无可能, 但我们应以文学理解为前提, 同时部分地肯定诗教传统中的价值。
典籍考据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香港大学郑炜明、陈玉莹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中的《讼成》进行了考据, 认为从简文多处展现的墨家言谈论说方式和风格, 可以将之推断为墨家“谈辩”或“说书”类的著述。中国社科院朱曦林对明末政治家黄景昉《宦梦录》的版本流传、成书时间、史料价值进行了梳理辨析, 认为《宦梦录》的记载出自黄景昉在启、祯两朝的见闻及其立朝作为, 书中关于明季史事的记载多不见于其他史书, 而见于其他史书的记载, 《宦梦录》所记也更为准确详备,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宗教是文化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研究院的王志鹏从地域和古代建制出发, 阐述汉唐时期敦煌儒学和佛教相互影响和共存的历史。儒学作为汉文化代表, 是敦煌联接中原王朝的精神文化纽带。世家大族推崇佛教, 是为了更好地维系敦煌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因此形成了敦煌地区儒学与佛教密切交融的文化特征。福建师大李小荣认为, 研究中国佛教文学应宏观把握国别、民族地域、宗派、文学四大属性, 并具体阐述了杨柳观音与“佛化类植物”观音柳之间的意象转移。中国社科院林巧薇则讨论元朝推行“因俗而治、兼容并蓄”的民族宗教政策。
针对被统称为“国学”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 有人以新旧来区分, 提出“新国学”的概念。
北师大刘勇认为, 凡是在重大历史变故之际, 我们总能看到国学的力量。五四时期国力衰弱, 我们需要借鉴外来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 但国学作为民族之根始终维系着我们的精神传统。今天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态势下, 我们需要更多地从传统血脉、传统文化中寻找自信, 振兴国学就成为应有之义。“国学”原本不分新旧, 传统是在动态发展中建构的, “新”与“旧”只是相对而言:昨天的“旧”就是今天的“新”, 今天的“新”就是明天的“旧”。正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中, 国学才能不断地积累和传承, 才能在时代发展中永葆精神根基的活力和凝聚力。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他认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 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地走出去。
语言学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议题。日本国立岛根大学冈村宏章辨析近代日本的汉语汉字造词:江户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 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文献, 有些词汇只能通过使用汉字造词翻译再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到了19世纪后半期, 通过汉语翻译的西方文物与概念的书籍创造出了大量日本汉语;清末民初, 很多日本的汉语造词又被引进到中国。香港大学罗慧对上古至明清以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翻译活动进行考略, 认为香港的翻译活动一开始就具备两种属性:少数民族与汉族各方言之间的翻译需要的“对内”与不同国家语言文字的翻译需要的“对外”, 二者共同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 在今天的香港仍然适用。台湾成功大学沈宝春和华侨大学王跃龙, 分别从溯源和发展两个方向, 具体探讨了“蒲”字与蒲氏的由来和汉语交际中年龄询问方式的演进。
文化转型、社会变革与文学关系研究方面, 中国社科院潘静如把盛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文学现象“诗钟”及其批评纳入到整个古典文学传统和文学史框架中考量。华南理工大学徐肖楠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教化传统的现代变异, 将会议话题引入对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苏州大学汤哲声解析张恨水和金庸作品, 阐明优秀的通俗小说一定是优秀的文化小说。河北大学雷鸣探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乡村变革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集市”成为检视不同政治立场人物的德性隐喻。陕西师大李继凯认为现代中国文学进程, 是在“文化碰撞”中走向“文化磨合”的“大现代”文学。陕西师大赵学勇认为延安戏曲改革所形成的大团圆结构模式, 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民众的文艺功能、“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命题、写实主义戏剧观的继承发展。
回应中华文化丝路文明的未来性这一会议主旨, 山东师大魏建、海南师大邵宁宁认为, 比起“东方学”的殖民意识、“国学”的防御意识, “华学”更具积极姿态的文化自信, 具有未来性。华东师大殷国明从文学未来性的历史遗传与成因、文学未来性的理念生发、未来决定过去和当下等几个方面, 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学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认为在当今中西文化不间断的碰撞冲突中, 许多文化学者都在寻求一条中外文化相互理解、认识、交流和融通之路。在这个过程中, 文学的未来性经过历史淬炼, 不断吸收和获得新的文化资源, 不断扩大其中国梦的空间, 向更深广的人类性和世界性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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