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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销售市场的“大数据”表明, 《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影响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宏观视野中的文学现象, 突出地表现为小说对当代读者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吸引。这既是一个文学现象, 又是一个文化现象。作为文学现象, 小说证实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生命力和当下的审美主导权;作为文化现象, 小说对主人公命运的描述和它的价值表达, 与读者之间有着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契合。小说对读者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 带来多方面的思考, 如写与读的关系, 读者的文化生态及文化心态, 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读者的选择与文学史的选择如何互动, 以及中国经验在文学经典性判断中可能的意义。
关键词：
《平凡的世界》; 大数据; 读者; 现实主义; 中国经验;
Where does Lu Yao's Influence Power Come From: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Reading of Ordinary World
Yan Zhen
一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现象级的存在。这个现象突出地表现为, 这部小说对读者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 成为读者最多的当代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在读者中引发了积极的反响, 但在文学史的论述中却受到了冷落, 多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都对它采取了忽略的态度。这种“读者追捧”和“学界冷淡”的强烈反差, 也构成了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 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关注。如贺仲明认为, 《平凡的世界》在中国文学接受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即学术界与读者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 (1) 。赵学勇也提出疑问:“作家创作小说是为了让读者看的呢, 还是专为批评家们所品评或为史学家们所备选的?” (2) 邵燕君依据小说在读者中的影响, 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问题 (3) 。她对《平凡的世界》的阅读情况做了读者抽样调查分析, 调查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平凡的世界》在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中, 是排在前列的 (4) 。15年过去了, 在当前的中国读书界, 《平凡的世界》在长篇小说阅读中, 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邵燕君的抽样调查之后, 对全国阅读市场的统计, 有了更科学的方法。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 对全国长篇小说零售市场情况进行了排行榜公布, 迄今已持续14年 (5) 。这种基于全国200多座城市, 一千多家主要书店的统计, 具有“大数据”的性质, 因而更具普遍性、精确性, 也更有说服力。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之中, 《平凡的世界》所处的位置。这个销售排行榜每两个月公布一次, 一年6次, 统计近6个月全国长篇小说的销售情况。这是一种循环性的统计, 每次上榜的小说约22部左右。从2003年下半年至2017年12月, 14年间共公布了85次。从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42次统计中, 《平凡的世界》没有上榜, 更不用说排在前列。也就是说, 邵燕君抽样调查的结论, 没有得到大数据的支撑。这也许跟《平凡的世界》版权在多个出版社辗转流动有关 (6) , 因为这个统计是以单个出版社的销售量为标准的。前面42次统计, 大约是全部统计次数的一半。201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版权之后, 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10年12月起, 《平凡的世界》进入了这个排行榜, 但排名比较靠后, 排在第23位。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 《平凡的世界》在以后的43次统计中, 再也没有下过排行榜, 并且排名逐步靠前。在2014年2月的统计中, 《平凡的世界》首次登上销售量第一的位置 (三卷本和普及本合并计算, 下同) , 并在以后长达4年的公布中, 除了2017年3月—8月的这一次统计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排行榜之外 (应该是技术性失误, 因为统计具有循环性, 在此前此后的统计中都排在第一) , 这部小说的销售量连续23次排名第一。这比15年前的调查结论, 又有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说, 《平凡的世界》在当代读者心目中, 已经成为了王冠上的明珠。
中国每年有数千部长篇小说出版, 《平凡的世界》自1988年发表, 至今已30年, 其间中国至少有10万部长篇小说出版, 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要在这个巨大的基数上争取读者的青睐, 长期登顶销售排行榜,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多么强大的竞争实力!《平凡的世界》在近年长篇小说阅读中取得了如此的排名, 并且具有如此的持续性, 以至新出来的热门长篇, 或者获得各种文学大奖的长篇, 都不能动摇它的地位,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这一事实可以给人们带来多方面的思考, 如作者与读者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当下的读者有着怎样的文化生态及文化心态?现实主义写作在当代中国有着怎样的命运?读者在文学史的选择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经验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判断中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等。《平凡的世界》是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我们还可以观察、可以讨论, 但它作为阅读意义上的经典, 却已经毫无疑义。
《平凡的世界》出版30年来, 对这部小说表示轻蔑, 给予酷评的人, 不是个别。然而《平凡的世界》却依然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感动, 没有口口相传的好评, 一部作品, 不论有人怎么推动, 都不可能获得读者如此持续而大规模的追捧。30年来, 有多少长篇小说红极一时, 但又有几部能够像《平凡的世界》一样, 赢得如此持续而广泛的读者市场呢?所以, 对那些看不起这部小说的人来说, 这种状态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倒逼机制。
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需要观念的认同, 需要情感和心灵的契合。一部作品, 要赢得读者的认可, 需要这种契合。有了心灵契合, 才有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相看两不厌的状态。没有这种契合, 就会产生观念对抗, 情感拒斥, 两不相容。面对同一部作品,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这与人们之间不同的先在价值观和情感状态有关, 也与先在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念有关。既然如此, 就不存在终极沟通的可能性, 甚至会产生阅读体验上的截然对立。不但在文学领域如此, 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如政治立场、伦理态度、审美喜恶, 都可以看到这种状态。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应该被视为正常状态。因此, 那些有着不同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读者, 对《平凡的世界》有差评以至酷评, 也应该得到理解。在这里, 我们要指出的只是, 《平凡的世界》毕竟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认同。我们应该尊重少数读者的阅读体验, 但更应该重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选择。
路遥是当代最重视读者的作家, 这种重视是他赢得读者的重要原因。他说:“我深切地体会到, 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 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 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 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7) 在《平凡的世界》写作年代, 中国还没有版税制度, 作品销量的多少, 与作者是没有经济上的联系的。路遥对读者的重视, 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即作品的价值, 要通过读者的理解来实现;更多的阅读, 就意味着更多的理解, 也意味着更高的价值实现。不论人们对路遥有多少理解, 多少尊重, 也不论这部小说得到了怎样惊人的读者认同, 我还是想指出, 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层次的文学家。这部小说表达的价值观念, 并不具有仅仅属于他自身的思想创造。《平凡的世界》的创造性, 在于把这些价值表达融入人物的命运。这种表达在苦难人生的背景之下, 更加产生出触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 对中国的年轻一代, 有着巨大的心灵感召。
首先是坚韧。《平凡的世界》被看作励志小说, 最基本的原因, 就在于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在沉重以至沉痛的生活重压之下, 仍然保持坚韧的生命力度。主人公孙少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青年, 他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 在最基本的温饱都是一个问题的人生处境中, 仍然保持着对阅读的极大兴趣, 并把这种阅读当作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一人生需要从他的出场到小说结尾, 从未中断, 这使他具有了文艺青年的气质。孙少平对阅读的执着, 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具体的人生目标,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特定的功利动机, 如考上一个什么大学, 成为一个作家, 等等, 而只是一种灵魂充实的需要, 一种反抗沉重现实的方式。正是这种阅读, 使他的精神从沉重而琐碎的现实之中超拔出来, 获得了更高的心灵境界。同时, 孙氏兄弟还有那种不向命运屈服的奋斗精神。命运把孙少平安排在极度贫困的双水村, 他不服从这种安排, 要朝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向努力, 历经千辛万苦、无数委屈, 也不放弃。尽管他最后也只是一个煤矿的生产队长, 但这已经是他作为农村青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改革开放之初, 生存环境为农村青年提供的成长空间是多么微小。路遥有着与孙氏兄弟相似的命运背景, 如极度贫困的家庭, 苦难的少年时代, 以及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果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 路遥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明确设定的奋斗目标。这是孙少平所不具有的。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并没有为孙少平设计一种宏大的社会使命感, 一个色彩缤纷的前景。孙少平的奋斗, 并不包含着那种社会使命承担, 因而只是一个个人的奋斗的榜样。这样一种安排, 对读者来说, 是更加具有亲切感和说服力的。
其次是善良。励志还不能充分解释小说对读者的感召, 因为, 小说主人公的最终结局,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 是不具有刺激的兴奋度和目标感的。小说的感召力, 还表现在主人公在艰难困苦之中, 仍保持着那种善良的处世态度。这种善良, 在孙少平身上一再地表现出来。高中同学侯玉英给了他很大的伤害, 但他在突然暴发的洪水中救了她的生命;另一个女同学郝红梅移情别恋, 使他朦胧的初恋受挫, 自尊心受伤, 但他在郝红梅因偷手帕而被扣留之际, 把她救了出来, 并为她保密;在他揽工期间, 极度劳累且只有两元钱工资, 但他也舍得拿出一百元给受到伤害的小女孩小翠;在小说的结尾, 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工友, 自己却受了重伤, 等等。这种善良, 既是传统的乡村伦理, 也是人性的光辉。这是照耀读者内心的明亮。
再次, 就是尊严感。小说开始的第一个情节, 就是孙少平在学校吃午饭时, 食堂甲乙丙菜有黑白馒头的区别。这是对生存苦难的描绘, 更是对主人公自尊心的挑战。贫穷带来了自尊感的受挫, 在敏感的少年时代, 自尊心更加脆弱, 伤害也就更加深重。贫穷, 以及与这种贫穷相关的身份感, 是小说中一条基本的线索。“公家人”和“乡下人”, 无形中划出了一条截然的鸿沟, 把人们分割在生活的两岸、爱情的两岸、尊严的两岸。这条鸿沟, 是孙少平和孙少安竭力要跨越的, 但却是如此艰难。孙氏兄弟都是小人物, 也都有机会借助女性的力量, 跨越这条鸿沟。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读者有时会为孙少安着急, 田润叶那么好的姑娘, 对你的感情真诚而深沉, 你为什么要因为身份的原因拒绝?孙少平对田晓霞的情意, 为什么要那么长久地犹豫?兄弟俩都是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身份而感到配不上对方, 因自尊而产生拒斥。虽然孙氏兄弟的奋斗, 都具有个人奋斗的性质, 而不是基于什么社会使命感, 但他们的个人奋斗, 是非常有原则的, 这就是善良与自尊。这与文学史著名的个人奋斗者于连和拉斯蒂涅那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姿态, 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自尊, 对读者来说, 就是人格的感召。
坚韧、善良和自尊, 构成了《平凡的世界》的价值系统, 这种价值, 在当代读者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果说这个价值系统还有什么不足, 那就是还缺乏一种批判精神。有评论家指出:“有了苦难, 那么自然会问, 这苦难是谁加予的呢?苦难是怎么产生的?苦难是天生的吗?……苦难的抗议结局又是什么呢?” (8) 论者认为, 苦难的根源指向城乡二元体制, 对苦难的追问必然指向社会批判主题以至政治批判主题, 而小说回避了这种批判。这样来批评《平凡的世界》的不足,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回到小说的具体情境之中, 作者需要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作为苦难的根源即城乡二元体制的“加予”者呢?这在艺术处理上, 将是非常生硬的。以此作为否定路遥小说的理由, 也是非常生硬的。
《平凡的世界》被广泛阅读, 也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表现了读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因此, 《平凡的世界》的热销, 又成为了我们观察读者以至更大数量的人群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窗口, 因而是一个值得重视, 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
从中可以体察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 当代年轻人有着与孙氏兄弟相似的命运, 即成长的艰难。这是当代年轻人相当普遍的生存状态。这种艰难, 使小说的主人公与今天的年轻人, 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命运的共同性, 是小说能够影响他们, 感动他们的重要原因。虽然在今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交通的发达、通讯的进步, 特别是户口制度的松动, 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不同, 国家在推动城市化, 除了几个特大城市, 户口以及由之派生的资源分配, 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很多地方, 农村转入城市得到政策鼓励, 而因为农村户口与土地资源挂钩, 城市户口迁入农村, 则受到严格限制。这种逆转, 完全是由于户口的资源意义决定的。路遥几乎所有小说, 包括《平凡的世界》所表现的“城乡交叉地带”,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路遥小说意义的丧失。路遥笔下所描述的成长艰难, 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 甚至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比如在笔者所居住的城市长沙, 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想找到一份有编制的中小学教师的工作, 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需要有在数十上百甚至几百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实力。这种艰难, 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成长的常态, 正如孙氏兄弟的艰难, 是当时农村青年成长的常态。在这种艰难之中, 自己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会不会因为一再受挫而放弃坚韧、善良和自尊的生命态度?他们没有孙少平孙少安在生存层面的苦难, 但成长艰难的压力, 同样是巨大的。挫折感如影随形, 每前进一小步,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需要引导者、启迪者, 需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精神动力, 而《平凡的世界》, 就是他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最佳读本。
第二个结论, 尽管在市场的背景下, 功利主义已经合法地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但这种功利主义并没有使当代年轻人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 而成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 更是一种价值体系, 是我们时代的巨型话语。市场的力量如水银泻地, 向生活的每一个细部渗透, 以不动声色的力量教育人们, 左右人们的行为选择。这是资本的逻辑转化为文化的逻辑。如果人们完全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 将会对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得出悲观的结论。但《平凡的世界》的热销所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告诉人们, 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属于人性光明的价值观, 如坚韧、善良和自尊, 等等, 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没有这种认同的人, 他们会对《平凡的世界》得出幼稚、浅薄, 不值一读的结论, 而转向那些更能够与自己的心灵契合的读本。从《平凡的世界》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群体这一事实中, 人们有理由对今天的年轻人持有更大的信心, 以及更乐观的期盼。
《平凡的世界》与读者的积极互动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是, 要赢得读者, 首先就要给读者最大的尊重。这种尊重表现为, 要考虑自己的创作在什么层次上能够与读者达成命运的契合、心灵的交融、观念的启迪?读者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去读一部作品的。这种先在的情感状态是一部作品能够感动读者的前提。不能设想, 一部作品不能感动读者, 而要求读者拥有热情。当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心灵毫无关系, 或者关系淡漠, 是不能期望读者的热情的。同时, 因为读者的状态异常复杂, 我们不能期望一部作品赢得所有的读者。哪怕《红楼梦》,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对这部伟大小说没有兴趣的也大有人在。读者的多少, 也许不是一部小说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至少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人们不能在阅读之外, 去寻找一部作品的意义。那些宣称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排斥读者的力量的作家, 宣称写给下个世纪的哲学家看的作家, 宣称仅仅为自己的心灵而写作的作家, 有必要考虑一下路遥对读者的态度。何况, 可以肯定地说, 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 没有一个作家会因为自己的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更好的市场而感到沮丧、感到悲哀。每一个作者, 都有着对读者的期待, 因为, 写作的意义, 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实现。
三
一部作品对读者的感召, 仅仅在价值层面完成是不够的, 还需要审美的融洽。正是在这一点上, 《平凡的世界》为当代的小说创作,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路遥在1985年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 当时正值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大规模登陆, 各种流派以眩目的姿态展示自身的风采、叙事的圈套、语言的迷宫, 等等, 一时间扮演着中国文坛主角。与之相适应, 各种西方的文艺理论风行, 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 现实主义被描述为过时的创作方法。这种文坛态势给路遥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他还是“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我同时意识到, 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 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 甚至可以使人精神更强大, 更振奋。” (9) 30年后的今天, 我们回过头去看路遥当时的选择, 会为他感到庆幸, 为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感到庆幸。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时间给了路遥当年的选择以最充分的、超出几乎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的想象的回报。这是时间的淘汰, 是历史最残酷也最公正的选择。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有论者在《平凡的世界》出版近20年之后, 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说:“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 在世界范围内,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原则在二十世纪的确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 这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非理性思潮的凸显, 政治学上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经济上中产资级的壮大密切相关。” (10) 这种“现实主义衰落论”, 如果不是对世界文学创作基本趋势的误判, 那也是对属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基本趋势的误判。如果考虑到这一判断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坛已经退潮的20世纪初, 这一判断作为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 则更加不能得到承认。因为, 在这个时候, 现实主义在中国已经恢复了自身的生命活力。
在路遥动笔写《平凡的世界》之际,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气势如日中天, “创新”成为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高尺度, 而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都是新生事物, 使人们眼前一亮, 原来文学创作还有这么多可能的空间。这对封闭已久的中国文学来说, 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但好景不长, 现代主义在中国气势万丈, 不几年便迅速地衰落了。红极一时的叙事大师马原、语言大师孙甘露, 还有主将余华、格非、苏童、洪峰, 等等, 或回归现实主义, 或进入了创作的沉默期。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家, 他们的状态与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命运相对照, 当代文坛争夺审美主导权竞争的胜负, 已经一目了然。
这个过程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一, 中国的创新者很快就被发现, 他们只不过是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借鉴者, 而原创和借鉴的价值相去极远, 中国的现代主义因此迅速失去创造者的光彩。可以说, 因为创造者和借鉴者的区别, 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的现代主义, 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是一个层次的现代主义, 作为借鉴者的文学史定位, 要受到极大局限。这是我们的文学史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二, 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都有一个萌发、成熟到衰落的过程, 因而持续的时间较长, 如意识流、新小说等, 都有几十年的生命周期。而中国的借鉴者没有这种过程, 一开始就争先恐后走向极端, 前面再也无路可走。这种在创新上无路可走的态势, 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最大的软肋。经历了从乔伊斯到普鲁斯特, 意识流还能出现重量级的人物吗?意识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因此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荒诞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 命运大都如此。当一种艺术形式可能容纳的精神表达被挖掘殆尽, 它就必然走向没落。对原创者们来说如此, 对借鉴者来说更是如此。第三, 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 而这种背景在中国则发育不良, 广大读者因此难以消化接受。包括像我这样的专业读者, 几次下决心通读《尤利西斯》, 最终还是放弃。像《等待戈多》这样的荒诞剧在巴黎能够连续演出几百场, 观众看得热泪涟涟, 在中国却受到冷遇。中国读者和观众的审美趣味, 是通过阅读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培养出来的, 他们阅读小说, 需要鲜明的形象和完整的故事。他们的审美选择, 在这里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在市场的背景下, 这种力量足以改变文坛态势。
不但现代主义各流派有着展开的上限, 整个现代主义也有着展开的上限。这就是为什么, 在法国新小说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后, 近半个世纪以来, 现代主义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流派。这种艺术形式的上限, 对现实主义来说则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具有艺术形式的开放性,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都有着无限的生机。中国每年出版数以千计的现实主义长篇, 可又有几部意识流、黑色幽默?我们必须承认当年那些面向西方的借鉴者的历史功绩, 是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让中国的读者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也要看到, 学习和借鉴是难以达到更高的层次的。路遥说:“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 目光应该指向读者大众, 一般情况下, 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 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 (11) 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读者。今天我们回过头看, 背向文坛而面对读者, 路遥是在中国文学的非常时期, 做出的非常正确的选择。《平凡的世界》的读者以自身微弱的个体的力量, 汇聚成一种强大的历史选择, 这就是现实主义。《平凡的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是它证实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无限生命力。
除了现实主义这个基本的创作框架, 《平凡的世界》在艺术处理上也为争取读者增添了力度。比如小说的抒情性。有论者说:“路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 (12)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小说中, 读者可以随处见到这样的句子:“不管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 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你现在出了门, 你就知道, 外面并不是天堂。”“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这是作者从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对一个专业的读者来说, 这种抒情可能成为艺术上的瑕疵, 但对普通读者来说, 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是否也启示着, 作者在创作中应更多地考虑读者的接受状态?这些抒情独立来看并不深刻, 但与人物的命运联系起来, 从对人物命运描写中渗透出来, 其思想的力量、情感的力量, 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 我愿意给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更多的理解。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文学理论上的客观化和中立叙事, 只是一种可能的艺术方式, 而不是普遍原则。
还有, 《平凡的世界》中有一个常规的用语“我们”, 如, “让我们抽出一点空隙, 来说说孙玉厚家的兰香”“在我们的印象中, 田福堂的儿子似乎一直很平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 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 可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 等等。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作者和读者, 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样一种叙事的视角, 抹去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界线, 在小说创作中是极少见到的。叙事的视点问题, 同时就是情感立场问题。这一用语在小说中频繁出现, 不论是作者的刻意安排, 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叙述, 都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重视, 使小说更加具有了情感带入的力量。
从这种种艺术处理方式中, 我们可以看出, 路遥对读者, 有着百分之百的用心。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 尊重读者的审美经验, 这是路遥非常自觉的艺术选择。这种选择, 在时间之中得到了巨大的理解和回报, 这就是《平凡的世界》对读者拥有广泛而持久影响力的深层原因。
四
“史诗”是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所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 他做了三年的准备, 读了上百部世界名著, 翻看了小说所表现的那十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种报刊的全部合订本。因为对“史诗”的追求, 小说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人物网络, 全书有近百个人物出场, 从村支书田福堂, 到省委书记乔伯年, 有着一条完整的领导层级的线索, 并交叉着复杂的矛盾冲突。这种宏大的背景, 也显示了作者的文学雄心。
小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我还是要说, 小说“史诗”的目标没有实现。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命运, 特别是第一主人公孙少平的命运, 跟那个宏大的时代改革主题, 以及表现这个主题的干部体系及其矛盾冲突, 没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孙少平是这一体系的局外人, 也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局外人。这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不同的。梁生宝是时代主潮的直接参与者, 而孙少平不是。第二, 小说中的干部层级体系人物, 除了村干部田福堂和孙玉亭, 其它的人物, 都没有表现出人物形象所需要的艺术的灵动鲜活。形象没有出来, 思想表达必然乏力, 也就是说, 作者表现宏大历史景象的追求, 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艺术实现。也许, 我们换一个角度, 不是从“史诗”, 而是从“经典性”来考察《平凡的世界》, 会有不同的结论。
“经典性”有多种标准, 根本不可能讨论出一个达到高度共识的模式。但如果把问题还原到最朴素而又最稳定的层次, 那就是作品在广泛的规模上被持续地阅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平凡的世界》已经达到了, 并且是充分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这是读者给予的历史荣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没有阅读的持续性, 不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定, 肯定是不能成为经典的。这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现在可以讨论的是, 广泛而持续的阅读, 在什么意义上, 能够成为评价一部作品经典性的决定性因素呢?换句话说, 读者在经典性的问题上, 能够充当终极裁判者吗?
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 反驳读者在经典性问题上所具有的权威性。《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读者群小, 但都是无可争辩的文学经典, 没有哪部文学史可以忽视;而《福尔摩斯探案》读者群大, 却难称文学经典, 没有哪部文学史会予以重视。如果说《福尔摩斯探案》是通俗小说, 那么《简·爱》怎么样?这不是读者群最大, 但在西方文学史上却不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吗?这种对读者在经典性判断中权威性的反驳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事实上, 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 几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 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权威学术单位或个人编写的当代文学史, 对《平凡的世界》都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 以至完全忽略。我们相信, 学者有学者的理由, 这也许与西方现代文论的“纯文学”观念有关。但我们还是可以提出讨论, 在经典性的判断中, 是不是应该更加重视中国经验, 而不是以西方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所有的经典性作品, 从《诗经》到《红楼梦》, 几乎全部是以广泛而持续的阅读为标准的。也就是说, 对中国古代文学而言, 作品的阅读史, 就是经典形成史, 两者几乎是完全重合的。面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 人们很难举出一部文学作品, 流传而不是经典, 或者是经典而不流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告诉了我们基本相同的经验。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经验, 有着明显的差异。拿西方的尺子, 来量中国文学的现实, 是不是会有方枘圆凿之弊?对中国经验的重视, 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完成对中国文学的学术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凡的世界》对读者的影响力, 在什么程度上可能成为文学史的考虑因素, 成为经典性的判断标准, 还需要观察, 需要等待。我的想法是, 这种影响力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至少,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将是如此。就像路遥所说的那样:“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 不面对批评界, 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 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13) 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而言, 让读者充当“上帝”这样一种角色, 还不能说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由于现代主义的风靡, 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 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读者。我们从这种目光中, 可以体会到他承受的极度孤独和巨大压力, 甚至有着相当程度的不自信。对《平凡的世界》而言, 真正挑战是, 读者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将它遗弃?只要读者不遗弃你, 就证明你能够存在。时间大浪淘沙, 只有坚硬的岛屿才能浮出历史的水平线。这是一个残酷而公正的过程。如果说, 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切认定《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经典, 那么至少, 在成千上万读者的簇拥下, 它正走在通往经典的路上。
注释：
1 参见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 《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2 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 《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3 (4) 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 《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4 参见《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3年9月-2017年10月。
5 《平凡的世界》最初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后辗转于华夏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2010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版权后, 发行渐获好转。
6 (9) (11) (1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15页, 第19页, 第18页, 第13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7 白浩:《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
8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 《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9 邢小利:《回家的路有多远》, 第195页,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路遥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从《平凡的世界》看写与读的关系>附全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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