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文章从能源消费、能源供应、能源科技、能源体制以及能源的国际合作这五个维度论述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性。文章将立足中国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保障能源安全，注重风险防范原则，详细阐述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的战略举措，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能源安全体系,能源安全,碳达峰碳中和
0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构建现代化能源安全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保障能源安全还有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解决，要求从我国资源禀赋的实际出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地落实碳达峰的各项政策，大力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早日实现“能源独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成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谈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具体体现[1]。
1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内涵
目前，人类对能源的定义有很多种，但主要是指“能量”和“资源”，从提供能源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热能、光能、机械能和电能；从提供能量的载体来看，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这里谈到的能源主要是从提供能量的载体上来说的[2]；《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安全”定义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体系”是由各个系统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能源体系是指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一次能源生产、运输、使用系统，以及由发、输、变、配、储、用构成的电力系统等。能源安全体系不仅是指构成能源数量、结构等可以用数值描述的“有形”部分，也包括法律法规、管理体系、运行机制等“无形”部分[3]。
我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逐年攀升，现代能源体系的构建也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十一五”规划提出“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十四五”规划更是将“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单独设置出来，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2022年，“十四五”规划正式把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定为能源发展的国家规划[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并且提出新时代能源发展的新方针、新要求，能源体系的构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全局性、系统性。
1.1节约型能源消费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要求建立全民节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全民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增长方式是构建节约型能源消费体系的根本目的，通过绿色观念的树立以及管理和技术的进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效发展[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节能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能源系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途径，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保护任务，构建节约型的能源消费体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6]。
1.2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
能源供应的概念经历了由传统石油资源的供应安全转向全领域的能源供应安全，传统观点认为石油供应是能源供应安全的核心内涵。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由于石油价格的波动、能源转型的加速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目前这一概念不局限于石油，而是扩展到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也包括能源供应链和基础设施[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在2019年，我国对石油的依赖已经突破70%，在2020年，我国对天然气的依赖更是达到41%[8]。就当前情况来看，油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攀升。我国为保障能源安全，也在不断使能源供应的来源多元化，一方面，扩大页岩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力度，夯实能源基础；另一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扩大国际合作，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1.3创新型能源科技体系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双碳”目标下，加快构建创新型能源科技体系，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更好支撑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是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基础支撑，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在新能源发展方面，面临一些“卡脖子”等核心技术难题。为破解当前所面临的难题，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绿色能源创新体系，延长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产业链，增加经济投入发展能源供应中的清洁发电技术、智能化电网技术、减少排放的CCUS，以及能源消费中的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储能技术等，推动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推动能源领域数字化加速发展，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5G、区块链、云计算与大数字平台，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9]。
1.4新时代能源体制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当中，能源体制革命位于核心地位，是衡量能源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新时代能源体制建设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科学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各个市场主体的参与，政府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完善主要由市场定价机制，为企业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的革故鼎新制定激励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加快新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产生，促进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价格对能源的调节作用，政府长期将能源产业视为关乎国家民生的重要产业，对其价格制定进行严密监管，能源商品属性被弱化，政府干预过多导致能源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逐渐放开能源价格，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6]。
1.5开放型能源国际合作
当前我国石油资源相对不足，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天然气需求快速上升。面对这种情况，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是一项艰难而严峻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中国政府在2022年3月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这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10]。“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不仅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也有利于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稳定与发展。开放型的能源国际合作为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我国提供了约75%的石油进口总量和大约60%的天然气进口总量。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是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不断提升全球能源治理水平、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11]。
2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2.1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储量约占全球煤炭储量的13.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54.1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消费总量的56.2%[12]。煤炭长期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较大比例，在“双碳”目标下，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才能真正发挥煤炭“压舱石”的作用。
根据2023年中石油经济研究院能源数据统计，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为17.9%、8.5%、17.4%，非化石能源比2021年占比增长0.8个百分点。虽然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整体仍处于失衡的状态，清洁能源比重较低，无法满足我国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需求。
我国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间隔仅有30年，与美国的43年，英国、法国、德国的70年以上相比，时间更短，要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更大。能源行业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碳排放源，面临着深度脱碳的巨大压力。
2.2能源生产结构不均衡
我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每年进口的石油量逐年攀升，截至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3.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进口天然气1 699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6.29%。油气资源对外过度依赖严重影响着我国能源供给安全[6]。
国际天然气联盟规定，如果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50%，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须占天然气消费量的20%[6]。现阶段，我国油气应急调峰及储备能力距离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差距。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50%，但是目前储气库调峰能力约150亿立方米，约占消费量的4%，与国际天然气联盟的要求相差较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在石油储备方面，我国石油储备主要由政府战略储备和企业义务储备两部分构成，当前勉强达到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天基准线[13]，但相比美国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总计150天以上的净进口量存在较大差距。
2.3能源科技与创新发展面临核心技术制约
在煤炭领域，煤炭的加工、利用、转化和污染控制取得了创新发展，但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节能减排、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仍不成熟，在清洁发电端节能节水、提效降本、灵活燃烧发电等关键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煤炭地下气化技术体系不完善，低阶煤大型分质分级转化理论、技术及装备均有待进一步提升，煤炭液化及高端化工品制备技术还须进一步提高。
在油气领域，虽然我国已经掌握深层页岩油气、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定向钻井、耐高温井下工具等领域关键技术、装备，但由于一些重要材料依赖国外，部分精密仪器设备上技术不精，在短时间内突破有一定的难度[14]。当前，我国油气平均采收率只有32%左右，世界平均采收率在50%,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能源开采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5]。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我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利用技术发展迅速，但在关键材料领域，依然面临“卡脖子”难点。在国内光伏领域，聚烯烃弹性体作为光伏胶膜的核心原料之一，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较依赖进口，而且光伏组件封装用的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树脂国内生产率偏低[6]。现阶段，风能和光伏发电发展很快，成本持续下降，但其特点是分散、间歇和不稳定，目前我国弃风弃光率达到85%[16]，储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风、电的实际利用率，但储能技术仍有较大发展空间[17]。
2.4能源体制改革面临阻碍
经过多年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能源行业市场化程度得到提升，但距离完全市场化还有差距。煤炭行业和成品油销售环节基本实现了多元服务主体有序竞争的局面，但油气中上游、天然气下游以及电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高的局面未明显改善。
在油气领域，虽然我国2019年发布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18]，鼓励有技术和资本的民企、外资企业等进入中国上游油气产业，打破了上游市场格局，但是目前上游市场化改革仍需进一步探索。
在能源监管方面，相关条例目前也处于研究和起草阶段。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是能源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能源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如若缺失，则对推进我国能源体系的运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19]。
3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3.1推进能源消费革命
在煤炭领域，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研发，延长供应链、产业链，实现煤炭多维度梯级利用，立足我国当前资源禀赋，对接“双碳”目标，坚持“先立后破”控制煤炭总量，有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炭的转型升级。
在油气资源领域，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大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力争增储上产，油气资源的清洁利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搞一步走、一刀切，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发力，兼顾好能源效率与经济效益，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油气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切实推动人才储备及先进技术的研发力度，引导油气能源向高效利用成果转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力推动全社会能源消费的自我革命，实行全民绿色总动员，一方面，在全社会倡导节能减排意识，努力构建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能源消费和治理体系，使绿色、低碳、节约观念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抵制和拒绝不合理的能源开发和能源消费，让节能减排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树立绿色低碳社会活动的典型示范，鼓励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倡导清洁能源的消费，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20]。
3.2推动能源供给革命
首先，要立足国内、立足国内资源禀赋特征，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煤炭作为我国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保障国家安全发展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在油气资源领域，继续推进“稳油增气”。当前，我国页岩油气资源具有很好的勘探开发前景，这将继续为国内能源的供给贡献力量。在新能源领域，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全面统筹推进风电开发，有条不紊发展核电，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潮汐能以加强能源输配电网建设，健全能源储备应急体系，完善能源调峰体系。
其次，由于本土能源生产难以满足自身需要，我国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面对海外不稳定局势，进口能源多元化能够在能源危急关头有效分担风险。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因过度依赖某一国家能源进口而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此外，马六甲海峡是我国石油进口的咽喉要道，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大部分都要经过此地，为了分散和降低运输通道过度集中的风险，仍需增强能源进口的多元化[8]。
最后，还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的能源战略储备，建立可开采能源战略储备，加大对油气、铜、铬、钨、稀土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3.3推动能源技术革命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在煤炭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化“洁煤”工艺，延长产业链，提升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步减少直至取代煤炭资源的利用。继续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推动电力、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绿色发展，力争早日实现“双碳”目标[21]。
在油气资源领域，我国页岩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大、分布面积广、储量丰富，但普遍埋藏较深、开发难度大，需要继续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家与企业的协同配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能源行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能源开发重点领域难题的攻克。在核心技术领域，政府要明确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组织定位、社会分工，使其各自履行使命担当，更好地为核心技术的发展贡献力量[22]。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攻克地势复杂、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难题，加快规划建设绿色能源体系，加快长时间储能技术突破，在弃风弃电严重地区发展微电网，提高风能光能的实际利用率。在关键材料领域，增加多元化能源关键材料的开采渠道，加大对核心设备、主要部件的研发力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3]。
3.4推动能源体制革命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能源市场建设，放宽能源市场准入，有序放开能源竞争领域，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能源领域，让市场充分配置资源。为防止市场秩序紊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兼顾公平与效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4]。
在化石能源开采领域，完善煤炭、油气矿权管理与出让制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上游资源开发，推进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市场化，放开油气勘探开采限制。继续强化矿权推出与出让制度，加快矿权流转市场建设，全面推进矿权公平流转。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能源立法，健全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立法进程，完善与能源相关的法律法规[18]。制订和完善能源监管规则、规定、程序，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
3.5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倡议“一带一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能源合作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之一。
首先，构建能源交易市场机制，建立区域能源交易市场，形成统一能源大市场，可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与自身体量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巩固区域能源安全，提供区域发展动能，对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繁荣将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加大对国外油气资源的风险勘探和国外油气田的兼收并购也能直接提高我国的能源保障水平，降低我国对海外油气的依存度。“一带一路”为我国能源企业提供了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良好平台，这将为我国海外油气产量保障提供更多的机遇与更优越的外部环境。
最后，通过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能源责任共同体、能源命运共同体，加强能源进口国和能源出口国的优势互补，形成平等互利、相互依存的油气供需市场[25]。
4结语
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是需要不断探索和改革的领域。本文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为指导思想，阐述了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内涵。通过深入剖析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风险与挑战，结合国际国内背景，提出了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这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能源保障，对新时代能源安全体系的构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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