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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法修正案(九 )》对《 刑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的修订，是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 行为的严厉打击，是国家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体现。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在实践和理论 中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完善，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进行 探讨。将“ 人格尊严权 ”认定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既能体现《 刑法 》条文之间的协调，又能反映 本罪的特征，将罪名修改为“ 收买被拐卖的人口罪 ”，把成年男性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内，在基础 规定之上增加对妇女、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条款，明确收买妇女、儿童过程中又实施其他行为的 罪数问题， 促进刑法对收买行为的打击， 加强对权益的保护。
拐卖犯罪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 与之相对应的收买犯罪很少得到重视。直到《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 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收买犯罪才得到学术 界的关注。《刑法修正案(九)》删除“ 不予追究 刑事责任 ”的免责条款，改为从宽处罚的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入刑，加大对收 买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了对妇女、儿童权益的 保障。该修改引起了争议，有学者论述了免责的 合理性，有学者坚持收买的法益侵害性，有学者 认为应该提高收买行为的法定刑，做到“ 买卖同 刑 ”…… 本文就本罪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议及 一些问题作出几点思考，以丰富对收买被拐卖妇 女、儿童罪的研究成果。
一、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的思考
目前学术界对本罪保护的法益仍存在争议， 存在以下观点：一是“ 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 身体安全 ”;[1]二是“ 人身的不可买卖权利和人 身自由 ”;[2]三是“ 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人格 尊严以及被收买人的家庭关系稳定 ”;四是“ 人格 尊严权 ”。
上述观点中，前三种观点均提到了被收买人 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在法 律允许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和行动的基本权 利。有学者在讨论本罪的保护法益时，结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本罪 的规定其他条款来看，收买者在收买妇女、儿童之后没有阻碍儿童的解救或者阻止妇女返回居住 地的，可以从宽处罚。对比修改之前，收买者不限 制人身自由、不伤害人身安全的，可以认定为不 构成犯罪，不予刑事处罚。由此可以认为，修改前 “ 限制人身自由 ”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修改后“ 限 制人身自由 ”被视为量刑情节，同时，根据《刑 法》对本罪的规定，收买妇女儿童后，有限制人 身自由行为的，应当与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而 我国的非法拘禁罪的保护法益已经包括了人身自 由，如果将被“ 收买人的人身自由 ”认定为本罪 的保护法益，则立法前后相矛盾，因此，不适宜将 被“ 收买人的人身自由 ”认定为本罪的保护法益。
多数学者倾向于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 保护的法益是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作为社会主体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应当被他人和社会尊重， 不能将人视为交易的商品。[3]
笔者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应为“ 人格尊严 权 ”。“ 人格尊严权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作为社会关系主 体而应当尊重自己和被人尊重的权利。将“ 人格 尊严权 ”认定为本罪保护的法益，符合《刑法 》 设立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目的。《刑 法》规定本罪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犯罪对象的人身 权利，对人格尊严的侵犯是侵害其人身权利的体 现。买卖双方将人视为商品进行交易，通过契约 的行为转移“ 所有权 ”， 即是对人作为人的不尊重，是对妇女、儿童人格尊严的随意践踏，对妇 女与儿童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独立人格的否认。 以“ 人格尊严权 ”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能实现 条文之间的协调。如前所述，结合《刑法 》第 二百四十一条第二、三款规定，收买妇女、儿童之 后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虐待行为的，依法与故 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等数罪并罚，说明本罪不以 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为保护法益，且将“ 人格尊 严权 ”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能涵盖人身自由、 人身安全等的保护。此外，“ 人身不可买卖 ”是国 家政策层面的说法，很难将之确定为一个具体的 人身权利予以保护，不能简单地将“ 人身不可买 卖 ”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4]
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保护对象局限性 的思考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指向的对象。本罪的保 护对象是妇女、儿童。由于妇女和儿童生理上的 先天劣势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促使许多 收买者收买妇女为妻、儿童为子，这些原因让妇 女和儿童更容易成为被拐卖、收买的对象。但是 本罪规定忽略了男子也会成为被拐卖、收买的对 象。2007 年曝光的山西“ 黑砖窑事件 ”就显露出 了本罪保护对象上的局限。人贩子在利益的驱动 之下，从全国各地拐卖男童及成年男性，收取一 定中介费用，出卖给砖窑包工头，之后包工头组 织收买来的男童和成年男子为砖窑提供劳动服 务，在服务过程中对拐卖的男童及成年男性施以 暴力，强制其劳动及预防其逃跑，该事件曝光之 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刑法 》中 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保护对象只是妇女 与儿童，未将成年男性纳入保护范围内，找不到 相应的法律依据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因此， 许多学者提出将男子纳入本罪保护范围内，但仍 有学者坚持认为本罪的初衷是对弱势群体妇女、 儿童的特殊保护，不应该将成年男子纳入保护范 围，成年男子被拐卖或者收买可以根据主客观结 合，以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罪 名论处。但以这些罪名论处，只是评价了成年男 性被拐卖、收买后受到的虐待、非法拘禁行为的 评价，没有涉及对买卖行为的处罚，拐卖者和收 买者将人作为商品，其行为本身即是一个不合法 的行为，应该受到处罚。将买卖成年男性的行为 纳入本罪范围内，更利于对人格尊严权的全面保 护。故关于保护对象的争议，法律至今仍没有一 个明确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也未对刑法 中的该漏洞进行解决。
笔者认为，应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罪 ”更改为“ 收买被拐卖的人口罪 ”，法律是社会现实情况的反映，需要反映现实客观需要，但 是更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考虑到客观情况可能 发生的变化。保护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是现实需要的，但是男性的权利同样要受到保 障，不能顾此失彼。将罪名更改为“ 收买被拐卖 的人口罪 ”，并在基础规定之后，增加侵犯妇女、 儿童权益加重情节的规定，明确对收买妇女、儿 童的行为加重处罚，如此，既能将成年男性纳入 本罪的保护范围内，又能考虑到妇女、儿童的弱 势地位。
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罪数问题的思考
( 一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 并罚的思考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四款的 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之后非法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以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数罪 并罚。该规定给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但刑法学界有人对该规定持异议，认 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之后限制其人身自由 的，只以本罪论处，不应该数罪并罚，理由有：第 一，从条文结构看，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是对 第二、三款的补充规定，收买人不阻碍妇女返回 居住地或者虐待儿童都包括了对妇女、儿童的人 身自由的一段时间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应该属于从宽处罚的范围。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与收买的行为密切相关，无论收买人将妇女、儿 童收买后“ 用作何用 ”，都避免不了对其人身自由 的限制，只有在限制人身自由之后才能达到收买的 目的，限制人身自由是收买的必然后果。第二，按 照体系解释方法，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 的规定，在实施阻止他人偷越国境(边 )界行为 时，又有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时，对后 一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不独立评价，只以前罪处 罚，对收买后剥夺、限制人身自由数罪并罚导致 法律条文前后不协调。第三，从理论的角度看，虽 然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只有一个收买，但是实 际上应当是包含收买与拘禁，剥夺与限制人身自 由与收买之间有牵连关系，只是在本罪中，目的 行为收买在前，而伴随目的拘禁在后，如果将具 有牵连的两个行为进行数罪并罚，很难做到罪责 刑相适应。因此有学者认为，非法拘禁属于事后 行为，根据事后不可罚的原则，不应该对拘禁行 为再单独处罚，只需把拘禁行为作为收买被拐卖 妇女、儿童罪的一个法定加重情节就可以，无需 对拘禁行为再单独进行评价。[5]笔者认为该观点看似合理，实则存在许多不 合理的地方。
第一，从司法实践看，收买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之后，妇女儿童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抗 拒，而收买人为了压制妇女、儿童反抗，通常会 对其采取一定的暴力手段，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 由。一般情况下，在收买之后，收买人会对被收 买人实施一系列的加害行为，例如，剥夺、限制 人身自由，实施虐待，或者违背妇女的意愿，强 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等等，这些行为都是收买后的 行为，而这些行为会涉及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 等，如果仅仅因为拘禁行为属于收买后的事后行 为而不对其进行单独处罚，则不利于对妇女儿童 权益的保护。第二，在笔者看来，《刑法》规定第 三百一十八条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组织他 人偷越国(边 )境罪的法定刑较高，将组织过程 中的拘禁行为规定为加重情节，不此外论处不会 导致罪责刑不适应;二是非法拘禁与本罪保护的 法益不相同，非法拘禁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人身 自由，而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被害人的人格尊严， 是人不能作为交易客体的原则。如果只是将非法 拘禁认定为收买的事后行为，不对其加以处罚， 则遗漏了对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评价，不利于对 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保护。第三，关于拘禁行为与 收买行为属于牵连行为，事后行为不可罚的观点， 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收买行为和拘禁行为侵犯了 数个法益，符合多个罪名的构成要件，触犯了不 同的罪名。应该注意的是，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应 该是没有侵犯新的法益，牵连犯和事后不可罚存 在本质上的差异 ，二者无法兼容。
( 二 )为了收买而教唆或帮助他人拐卖妇女、 儿童行为的定性思考
行为人为了收买妇女儿童而教唆他人拐卖， 但事后没有收买的，或行为人没有收买的目的而 教唆帮助拐卖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 但对于行为人以收买为目的，教唆他人拐卖妇女 儿童，事后也实施了收买的行为，如何定罪存在 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因为教唆、帮 助与收买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性质，相互之间不存 在包容关系;[1]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择一重罪， 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因为两者之间具有原 因与结果的关系 ，属于牵连犯。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合理。第一，教唆、 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与收买的行为属 于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是在不同的主观意识下 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对不同的行为作出不同的 法律评价，不能一概而论;第二，笔者认为，收 买的目的与教唆、帮助拐卖行为不存在牵连的关 系;第三，牵连犯的犯罪目的只有一个，如果行为 人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那证明行为人有拐卖的目的，但是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还存在收 买目的，不宜评价为牵连犯;其四，从理论的角度 看，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属于基本权利，当数个 行为同时侵犯该权益时，应该进行单独评价，对 数个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方能体现《刑法》对权 益的保护。
(三 )收买被拐卖儿童后又出卖行为的定性 思考
根据《刑法》规定，收买妇女、儿童后又出 卖的，成立拐卖儿童罪。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许多 行为人不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妇女、儿童之后对妇 女儿童进行虐待、非法拘禁等，一段时间后由于 其他原因再出卖的情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无 需再进行数罪并罚。按照《刑法》相关规定，拐 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当然地包括了非法拘禁的行 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还包括了强奸、强迫被害妇 女卖淫等行为。因此，即使不进行数罪并罚，以拐 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也能将其他的侵害行为包 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去，没有遗漏其他行为的 法律评价。
四 、结语
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实践和 理论中关注的重点，拐卖行为对被买卖的妇女和 儿童的家庭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在重点关注拐 卖行为的同时，应当给予收买行为更多重视，从 根源上杜绝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发生。《刑法修正 案(九)》将收买行为一律入罪，加大了收买行为 的处罚力度。针对目前本罪规定仍存在的问题，应 当将男性作为本罪的保护对象，将本罪罪名更改 为“ 收买被拐卖的人口罪 ”，并增加一些对妇女、 儿童特殊保护的加重条款，既能保护成年男性的 权益，也能体现对特殊弱势群里的特殊保护。明 确收买过程中实施其他行为情形定性，加大对收 买行为的打击力度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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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定罪标准研 究—— 以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五条为视角[J].文 史博览(理论)，2016(2)：41-42.48 .
[3] 冯翔.收买被拐卖妇女 、儿童罪之犯罪状态探析 ——对《刑法修正案(九)》“收买”一律入刑之刑法 溯及力思考[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5.29(6)： 89-93.101 .
[4]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 10 版[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22 .
[5] 谢锡美.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的几个 问题[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 全研究，2001(6)：68-71.9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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