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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德都是有着森林崇拜情结的国家，并且都基于这种崇拜产生了保护和利用林业资源 的思想传统。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两国古代（时期界定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前 ）产生的一 系列有关林业保护的法律制度自然也有相似之处，又受自身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影响存在差 异。本文从林业保护立法活动、林业保护法律制度的内容、林业保护法律制度的执行这三个角度 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法学的视角，既可以进一步分析两国林业保护法律制度的特点以及对其各自 发展趋势的影响， 又能够更加直观地找出更为值得借鉴的部分。
关键词：中德比较； 林业保护； 传统法文化； 比较法
一 、林业保护立法活动的比较
（ 一 ）立法形式的比较
1．立法形式上的相似性
在立法形式上，中德古代都存在官方立法和 民间约法两种形式的法律。
公元 9 世纪德意志地区在实行世袭采邑制度 的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封建领主土地上的 森林属于其私产。此时，德意志的林业保护规章 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领主制定的 “ 森林规章 ”， 主要作用是用来维护领主自己的 权利；另一种是由村民会议进行商讨且通过了领 主的肯定的村规民约，被称为《森林使用判例汇 编》， 这种书面规定用以限制村民团体使用公共 森林资源。［1］ 16 至 18 世纪末，德意志地区开始 封建割据，各君主制定的“ 森林条例 ”真正成为 官方立法。
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远比德意志地区更加复 杂，但是历朝历代发挥实际作用的法律形式同样 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立法，其中内容涉及 限制滥砍滥伐、鼓励种植等方面，形式则表现为 律、令等；另一种则是民间产生的习惯法，最常 见的有保护家族集体山林的家族法规以及保护私 有森林的乡规民约及护林碑。这两种不同的法律 形式在不同的层级上相互配合，在林业保护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2．立法形式上的差异性
受各自封建王朝发展背景的影响，中德两国 立法形式上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德意志自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地 区内形成了上千个君主政体，这些封建领主各自制定用于自己领地内的森林条例，使得同一时期 同时存在众多具有地方性的条例。而中国古代大 部分时间则是大一统的王朝，立法活动大多由中 央进行，林业保护相关的立法规定也多见于各朝 统一法典，例如汉代《 田律 》以及唐代《唐六 典 》中有关于林业的专门规定。地方并无权制定 有效的律条明文。
第二，德意志的林业保护法律一般通过封建 君主制定法律规章发布，这是出于欧洲长久以来 的法制传统，即使是君主的意志也需要通过法律 施加正当性。而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因素 更为强烈，在“ 人治 ”的历史现实之下，林业保 护立法不限于律，还有诏令、圣谕、授准等。例 如，汉代既颁布了包含林业保护相关内容的《 田 律 》， 也不断有保护林业的诏令产生。
（ 二 ）立法价值取向的比较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主体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 法规等产生的符合自己需要或立法目的的效益。 每个国家在立法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考量， 所以中德两国的林业保护法律在价值取向上必然 有差异性，但同时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会 有相似性。
1 ．立法价值取向的相似性
在立法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和想要达到的目的 上看，中德古代都处在封建社会，林业保护立法 相通的价值取向都是维护专制统治。鉴于中国古 代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任何立法都是维护专治 王权的工具，林业立法首要价值目标也必然为维 护国家统治权服务。同样，德意志地区在中世纪 后期，林业资源需求的扩大导致森林被大量地砍伐，一些邦国的君主开始用颁布森林法的方式维 护自己的利益。此外，经济价值是中德古代林业 保护立法最初的微观价值取向，后来生态价值也 逐渐受到了重视。［2］ 中国古代林业立法目的从单 纯禁伐林木、发展经济林木到后期开始重视自然 环境保护以及防治森林自然灾害。德意志地区也 是从最初的为了经济发展保护林业资源到后期真 正将森林视为值得崇敬的美好事物，将对森林文 化的热爱融入了民族精神。
2 ．立法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法观念的基本偏向是义务本位，禁 令即主要是对人的行为的某些消极性的评价或限 制，禁令在古代林业立法中占据主要内容，便是 这种立法价值取向的体现。德意志早期的林业法 规中纵然体现出对人们义务性规定占据了一定 篇幅的立法模式，但是同时还是有着日常生活中 木材补助供应制度等维护林木使用权利的法律 规定。
（三 ）立法理论基础的比较
法律制度的立法理论基础是一定时代里一个 民族或者国家对于社会的基本看法，一定是立足 于本身的社会现实的法律制度理论。在这一点上 中德两个国家和民族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 是同时也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异性。
1 ．立法理论基础的相似性
中德的立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基于森林崇 拜。在这一时期这种对于森林所蕴含的大自然的 神奇力量所具有的畏惧与崇敬为中德两国林业保 护立法理论提供支持和保障。
2 ．立法理论基础的差异性
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堪称中华文明思想文化 的源头，林业与生态文明保护思想也是诸子学说 的重要部分，这些学术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林 业立法的滥觞。各家对生态保护和林业都有自己 具体的看法，但在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主 张按自然规律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上是一致的。
德意志有关林业保护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 其传统神话里对于橡木的崇拜，根据古老的德 国法律，伤害橡树的惩罚是：将罪犯的肚脐割开 钉在树上 …… 最终将一条人命抵一棵树的生命， 其森林保护传统便是发轫于这种极端的森林迷 信。［3］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林业保护的立法理论基 础更具有世俗性，中国古代先贤将日常中林业保 护的道德观融入到中华民族生活习惯之中，最终 成为每一个中国古代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一种习 惯规则。德意志古代的立法理论基础则更具有神 圣化的特征，其滥觞于神话崇拜，并且在理论发 展的过程中与德意志民族对基督教的皈依相辅相成。
二 、林业保护法律制度内容的比较
（ 一）有关林业资源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比较
16 世纪的德国社会发生了强烈的转型：地主 成为地方领主，农民则逐步演变为农奴。德国掀 起关于森林所有权的讨论，森林所有权不再是共 享权利，农民地位下降成为农奴之后，已经没有 了对森林的使用权，领主掌握着森林资源的主要 支配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逐步将森林占 为己有。农民的激愤不断被刺激而出，但是苦于 拿不出书面材料去证明森林的所有权，只能眼看 着家园使用权的逐步丧失。
中国封建王朝在建立之初，大都采取“ 罢山 泽之禁 ”，让民众得以利用原本被统治阶级占有 的林业资源，以达到在一定时期稳定统治的效果， 根据史书记载推算约几十年就有一次“ 山禁之 开 ”。这种政策在生产关系剧烈变革的南北朝时 出现得最为频繁，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均田并指 定种植树种；北齐沿袭北魏制，武成帝时给每丁 永业田二十亩种树。
这样看来，虽然中德两国古代林业资源的使 用权和所有权实际上都是由封建统治者所掌握。 但是，中国古代为了维护王朝的大一统，还是会 颁布一定的律令来平衡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矛盾， 相较之下处在封建割据下的德意志各国领主对于 平民林业财产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一些。
（ 二 ）有关禁止破坏林业资源和开发利用的 限制的比较
早在公元 9 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时代的森林规 章中，就有对林木的使用进行限制和对侵犯领主 森林权益的村民进行惩罚的内容。到了德意志的 封建割据时代，当原先的一批领主成功建立邦国 之后，开始约束当时新进的领主不得砍伐森林， 严格禁止其从事木材的出口。相对于以往森林的 滥砍滥伐，领主从森林资源的短缺中看到了随意 破坏自然的代价，对于木材的贩卖增加重重限制。 16 世纪的森林资源短缺危机出现后，为了更好保 护森林资源，邦国极力出台一系列措施将森林纳 入国家管理之中。尽管为了追求森林资源所产生 的利润，当时的德国对于森林的索取还在持续， 但是无疑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自西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延续 了按时开发山林资源的政策，强调“ 时禁 ”和“ 时 宜 ”制度，以达到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目 的。此外，自西周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禁止战争毁 林的律令后历朝历代均有严厉的法律制度以严 禁破坏林业资源的行为。［4］唐代的《 杂律》有规 定：“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稿者，准盗 论。”即唐律将毁坏官有或私有的树木都定为犯罪，处罚范围相当广泛。明代的《户律》规定， 毁伐树木按罪轻重予以处罚，可见明代对于盗伐 林木的处罚依旧严格。［5］ 民间森林保护习惯法中 亦有禁止滥伐的规定，家族中山林没有准许不得 擅动 ，违者承担处罚 ，严重者交于官府处置。
中国古代林业保护的律法中最多的就是禁令， 德意志也是在资源短缺之后对于开发利用林业资 源做出很多限制，由此可见，消极性的规定在林 业保护法律中占据主体。尽管这些限制性的法律 制度出现的本意大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 利益，但是在保护林业资源、防止森林的毁坏的 实际意义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有关造林和林业资源管理的比较
“ 森林条例 ”产生于原始森林被破坏，危及 封建领主财富积累的背景下，此时封建割据的君 主们根据自己邦国的具体情况，在“ 森林条例 ” 内列入了大量关于造林和管理方面的条款，同时 为了应对资源短缺的问题，有些领主甚至还强制 出台法律，规定青年男女要想走入婚姻，就必须 自主植树六棵。“ 森林条例 ”相较于旧时的“ 森 林规章 ”进步之处在于通过限制林木资源的采 伐 ，为森林自然更新提供条件。
中国古代大部分王朝都以“ 封山育林 ”等严 法保护林木，也大力提倡植树造林。中国古代各 王朝在保护林木资源上呈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 和延续性。在民间，地方官府与森林所有者往往 制作大量护林禁碑，设置护林组织和人员，明确 私有森林的边界，通过私下的奖惩办法管理林业 资源。
中德古代关于造林的一些规定虽然是强制性 的，但是却有很多是依据本国自身的社会条件所 设计的 ，对本国林业资源的保护非常有效。
三 、林业保护法律制度的执行比较
（ 一）林业法律执行的相似性
尽管出于不同目的，中德两国古代都设置了 专门负责林业事务的官员来掌管林业资源和运用 林业执法权 ，并起到了积极作用。
德意志很早就在各地设置了负责监察的林业 官，来掌管具体的森林监察事务。林业官拥有制 定森林资源的使用资格、审批森林使用权等重要 权利。［6］ 自这种森林管理制度产生开始，林业官 制度的配套体系日臻完善，表现出极高的专业化 程度 ，使得林业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得到保障。
中国古代林业职官在各朝历代的演变漫长而 复杂，称呼、职权乃至体制都各不相同。但是相 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林业职官也属于封建统治 阶层，他们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封建阶级自身，当 然也不可否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注重对林业资源 管理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适合当时历史环境的林业政令，在林业资源的保护和 发展上具有一定价值。
（ 二）林业法律执行的差异性
中德两国由于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在法律 执行的形式上有所不同。
在中国古代林业法律执行中有重刑主义传统 的体现。以春秋时期的郑国为例，公元前 526 年 郑国大旱，祭祀“ 雨神 ”的官吏却在祭祀时砍去 了山上的树木，相国子产因此免去了他们的官职， 从此郑国境内的林木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严厉的 林业法律达到了显而易见的效果。［7］ 由此可知， 中国古代的林业法律执行着重于“ 事后处罚 ”， 通过执行严苛的刑事处罚来威慑人们，以达到林 业规范得以落实的目的。
而德意志虽然在其早期制度中记载了对于破 坏森林较为残酷的刑罚，但是封建时代的规章条 例多是通过详细的“ 事前指导规范 ”来保障林业 法律的执行的。例如，《1540 年符腾堡领地森林 法》和《1552 年符腾堡领地森林法》都有木材的 砍伐与出售都要经过批准的规定。
虽然中德古代林业法律执行的形式各有偏向， 但是这种侧重是基于本国各自的传统，因此对于 当时的背景来讲是合适的，但是这种偏颇对于林 业法律的执行来讲是不够全面的，容易对法律执 行产生妨碍。
四 、结语
中德两国古代有关林业保护的法律制度经历 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古代东西方曾经处 于隔绝状态，但人类在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 总是有某些共同规律的，中德两国的林业保护法 律制度既独具特色，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 的林业法律制度各有长短，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其 中最值得为现代林业保护立法所吸收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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