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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正确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弥补司法人员在司法精神医学领域专业知识不足的 重要手段，对帮助司法人员认定被鉴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同案中对同 一名被鉴定人的鉴定出现结果不同甚至矛盾的多个鉴定意见时，陡增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采信 难度。如何尽量减少上述情况的发生，有效提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准确度，需要 先对司法认定的难点在何处进行了解，再通过剖析同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相悖之内因及特 点，设置程序严控、实体精审的双管齐下措施，才能确保让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被高效采纳成 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效证据。
关键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鉴定意见； 实质性审查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指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 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人根据案件事实和被鉴定人 的精神状态，作出鉴定结论，为委托鉴定机关提 供被鉴定人有关法定能力的科学证据。经过法庭举证质证的鉴定结论作为案件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在作案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否对其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对同一案件的同一名被告人 出现多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结 论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 、同案中互相矛盾的鉴定意见增加司法认定难度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某故意杀人案 中，王某在自杀未果后，产生通过杀害他人以求死之想法，遂将邻居乱刀砍死。根据分析，王某 案发后及多次讯问的表现都很正常，侦查人员、 公诉人均认为王某的作案动机明确、思路清晰， 案发前双亲三代内及其本人均没有精神方面的疾 病，而且在侦查机关对其进行 7 次讯问时也没有供述其出现幻听、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等情况， 故未对其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 鉴定。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王某在庭审中坚称 自己因存在精神疾病而导致案发，辩护人也申请 对其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鉴定。鉴于本案的 案发原因比较特殊，司法机关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王某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先后出现了王 某无刑事责任能力、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系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3 种互相矛盾的鉴定意见， 涵盖了刑事责任能力的全部可能结果，导致司法 机关对王某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难度陡然增加。
司法精神病鉴定对于维护刑法的基本原理 及道义完整性、保障精神残疾人群的合法权益、 恰当处理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鉴定 意见应当具有科学性，但显然并非所有的鉴定意 见必然具有科学性。面对符合法定条件、形式要 件完备，但结论大相径庭的多份鉴定意见，在司 法人员基本不具备法医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情况 下，如何从中选择客观、有效的鉴定意见，如何准 确采信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意见，成为司法工作者面临的难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 、同案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意见差异较大之原因分析
（一）鉴定意见的主观性较强
限于当前精神医学的发展水平，虽然司法精 神病鉴定需要遵循相应的诊断标准，但因缺乏统 一的客观标准、不存在可以量化的标准，亦不能 通过科学设备检查和生理数值检测予以明确，更 多还是依赖不同鉴定人员的临床经验水平、诊断 模式方法、逻辑思维能力，导致鉴定更易受到鉴 定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精神病鉴定意见不具有可验证性，因此几次作出的鉴定意见很可能 是完全不同的。简言之，司法精神病鉴定从认定 的内容本身到鉴定的方式再到鉴定的主体，主观 性均较强，这是导致鉴定意见可验证性缺失的重 要原因，也是精神病鉴定意见难以服众，时常引 起争端的重要原因。
（二）鉴定材料的提供不齐备
在鉴定期间，除了面对面对被鉴定人进行相 关测评外，鉴定人对于被鉴定人在案发前的疾病 就诊资料、家族精神遗传病史、案发前的精神状 态、作案过程等情况的了解，基本均系依靠司法 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虽然除此之外鉴定人还可 以要求补充材料，也可以自行调查，但是实践中 鉴定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的情况很少，甚至低于 10%［1］。而司法机关提供的材料，有时被告人亲 属的言辞证据中掺杂了虚假成分、有时缺失对被 告人有利的材料、有时缺乏案发前后最重要时间 段的证据。例如上述案例中，因王某案发前通过 手机上网浏览了大量可能涉案的信息，但是侦查 人员扣押手机后却发现已被王某摔坏，无法进行 信息的提取。
（三）鉴定启动的时间有影响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一种回溯性判断，需要对 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 进行倒推并作出判断，这种鉴定的实际性要求， 增加了鉴定本身的难度，也会对鉴定意见产生直 接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发生后，启 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时间少则数日之内，多 则长达几年。由于人的精神状况处于不断变化的 状态，在对被鉴定人进行鉴定时，被鉴定人的表 现既可能与作案时类似，但也存在完全不同的可 能。尤其是在与案发间隔较长的时间后，或者部 分伪装精神疾病的被鉴定人有意隐蔽，都可能影 响鉴定意见的准确度。例如王某故意杀人案中， 由于受特定情况影响，第一次鉴定是在案发后一 年半才得以启动。
（四）鉴定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鉴定人员在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和 经验，是确保鉴定意见准确的关键因素。但是我 国已设立的 3000 余家司法精神鉴定机构，其中很 多鉴定人员都是在通过考试后才获得鉴定资格， 得以持证上岗；在开展司法精神病鉴定时，有时 会因既定人员出差或其他安排，临时搜罗有证人 员，而不论“ 替班 ”人员是否对被鉴定人的情况 有所了解；由于鉴定机构之间并没有级别高低的 差别，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因此委托时出于就近 原则而不考虑专业水平等，导致鉴定意见的不科 学、不合理，甚至出现错误。再者，由于目前缺 乏明确、权威的鉴定资质认证体系和继续教育体 系，导致部分鉴定人员一劳永逸，“ 躺平式 ”参加鉴定。
三 、程序严格控制 、实体精细审查，助力刑事责任能力准确认定
同案中出现均系司法机关依法委托具有鉴定 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但结果完全不同的几份 鉴定意见时，究竟应当如何从中选取到最科学最 符合案件情况的鉴定意见，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存 在着关键的实质性影响。正如王某故意杀人案， 如果法院采信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则会 出现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或者法院做出无罪判决 的结果；如果法院采信其系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 力，则其大概率会面临被判处死刑的结局。由此可见，如何避免同一案件出现不同甚至矛盾的鉴 定结论，以及面对此种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如何采 信，才能既依法保障存在精神障碍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又确保案件处理结果的公平和正义，实现 案件的公正判决，必须采取程序和实体双着手， 合力严格控制好每一道关口，从而达到案件处理 “ 三个效果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的良好统一。
（一）提升鉴定人员专业素质，建立审核监督机制
切实保证鉴定意见质量的前提，是严把鉴定人 员的准入条件。与大陆法系采取严苛认证制度、英 美法系实行庭中审查制相比，我国亟需细化鉴定 人准入条件，提高准入门槛，设置理论知识与实 践检验的双重关口，进行鉴定人登记名册管理。 理论方面应规定精神病鉴定人需要接受正规的医 学教育、具备专业精神病学的理论知识、熟知鉴 定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因为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 需要做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精神医师所不能胜 任的工作，即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因此需要 规定鉴定人员必须经历一定的实习期，在实践中 积累实际的鉴定经验，实习期满经过考察后，方 可取得独立的执业资格。在鉴定资格满 5 年期限 后，对于延续执业资格申请的审查，不能延续以 前“ 过场式 ”的审查形式，而是要在对该名鉴定 人前 5 年间的工作表现情况、所出具鉴定意见被 采信占比、行业内的评价等综合考查的基础上， 再决定是否延期。最后，设置诚信记录考查制， 强化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操守，发现从业经历中有 不诚信或者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惩戒，对提升鉴 定队伍的素质作用重大。同时，必须加强对鉴定 人的定期培训，推动鉴定人主动对专业知识予以 更新和汲取，通过培训可以帮助鉴定人形成特定 的思维方式，使鉴定人主观认定的偏差大大缩 小，防止因鉴定人自身原因导致鉴定意见的结果 偏差。
（二 ）规范鉴定的启动条件，实现“ 程序正当性 ”
一方面，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倾向于认定被 告人有罪证据的调取，或者由于精神病医学知识 匮乏，导致是否需要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判断失 误；被鉴定人需要住院观察时，办案单位需要派 出大量警力 24 小时看管；部分鉴定机构鉴于已存 在一个鉴定结果，担心会给单位带来负面舆情等 情况，均不愿启动或接受鉴定，上述情况在王某 故意杀人案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如何保证鉴定在 “ 需要启动时及时委托，而不是能拖则拖 ”的状态 亟需解决。笔者认为必须用制度“ 倒逼 ”，设置按 需强制启动机制，即从当事人及家属精神病史， 案发原因手段、经过等主要方面审查，如果认为 当事人存在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即由司法机关 主动启动鉴定，做到应鉴定时均鉴定，需要鉴定 时主动鉴定，这对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具 有不言而喻的功效；另一方面，关于启动的主体， 笔者认为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启动方式，赋予当 事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即在司法机关不 启动鉴定时，允许当事人及其亲属自行委托鉴 定，而且可以将所获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提交。在 司法机关不予认可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时，可以 决定是否重新鉴定。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障控辩 双方的对抗，不会在启动程序上呈现控辩双方权 利的失衡，让审判机关成为真正中立的裁判者， 而且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方 面的证据，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减少因为鉴 定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
（三）对提出异议的鉴定意见，一律要求鉴定人出庭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在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 出庭时，鉴定人才应当出庭作证，即“ 不出庭为 原则，出庭为例外 ”。据调查，鉴定人出庭质证率 目前只有 1%［2］。有一位资深法官曾感叹“ 在我 国，因为鉴定人不出庭作证而得不到纠正的鉴定 错误，成为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3］。 纵观国外，虽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鉴定的具 体规定上有所不同，但是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 证的规则却是一致的。笔者认为，诉讼制度改革 已对司法审查提出更高的要求。当证明被告人刑 事责任能力的证据存在争议时，应当在庭审中通 过控辩双方的据理力争，明确待证材料的证明能 力，确认待证的事实。而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则 是对司法人员精神病医学专业知识的有效弥补途 径，能够很大程度上克服书面审查的弊端，通过 将专业人员引入到诉讼程序中来，让鉴定人在庭 审中接受控辩双方及法庭的询问，包括鉴定意见 所依据鉴定理论的适用性、鉴定方法的有效性、 鉴定结果的可靠性以及技术标准适用性等方面的内容［4］，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采信 的鉴定意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真正让法庭审 理在审查认证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最终确保科学的鉴定意见能够成为证明客 观事实的必要保障，更是“ 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 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四 ）借助专业助手的力量，增强法官内心确信
虽然鉴定人在庭审中接受质证，但是为了支撑 其论断的正确性，往往会充分阐述支持的理由， 笼统甚至忽略相反的观点。而控辩双方的角色 也决定意见会有所偏向，再者因法官、检察官、 律师、当事人与鉴定人在专业方面的巨大差距， 出现理解偏差甚至可能会被鉴定人看似充分的论 断带至误区，因此有时鉴定意见的质证效果不甚 理想。所以在庭审后，法官对难以判断的鉴定意 见，向值得信赖的具有精神病医学专业知识的专 门助手寻求帮助，不再局限于一家之言，对于中 立地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增强内心确信显 得尤为必要。正如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通过委托 信任的司法鉴定人作为助手认定鉴定意见，“ 在 一些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是如此的复杂和专 业，法庭甚至不能完全地理解鉴定人的理由， 更不用说评价其可信度了。当几个鉴定人提供了 矛盾的鉴定意见时，这一困难就更加突出 ”［5］。 因此法院提前选取级别较高、专业更强的精神病 方面专家组建成专家储备库，基于中立的立场， 客观且独立地表达对鉴定意见的看法，为法官提 供参考，可谓一种有效的辅助认证方式。例如王 某故意杀人案，承办人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第一 份鉴定进行多方咨询，虽然 3 名专家对王某精神 状况的意见也不同，但是在指导我们对王某羁押 后是否服药及精神和生活状态了解后，均明确表 示不认可该份鉴定，因此我们进行了重新鉴定。 另外有条件时，可以吸收精神病学专家作为陪审 员，会对被鉴定人的情况更为了解，可以充分弥 补鉴定制度的缺失，作为实质审查鉴定意见的有 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孙巍．司法鉴定制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15 .
［2］ 田凌玮，张驰．浅析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证率低原因 及对策［J］．法制博览，2018（19）：78-79 .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0：562 .
［4］ 朱广友．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之评价［J］．中国司法鉴 定，2008（4）：89-91 .
［5］ 托马斯· 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 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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