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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生态犯罪刑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对构建我国生态犯罪刑 事法体系带来一定助益。文中提出的具体举措包括：树立新型刑事立法理念，确立生态犯罪独特地 位，统筹设立生态犯罪罪名，丰富生态犯罪形态，优化生态犯罪刑罚体系，与其他方式方法形成合 力， 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
关键词：生态犯罪,刑法,问题,完善策略
一、我国生态犯罪刑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生态犯罪还未成为独立类罪， 涉及生态犯罪的行为只能在环境刑事法中找寻依 据。197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以下简称 《 刑法》) 对环境犯罪稍有涉及，直接体现了对环 保的重视，但未直接提出生态保护方面内容。1997 年《刑法 》修订时专门设置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罪，并设立了 14 个具体罪名，可见我国打击环境 犯罪力度加大。后续的刑法修正案里，扩大了环 境犯罪打击范围，弱化了危害结果，降低了入罪 门槛。此外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等章节中也涉及 生态环境犯罪的职务犯罪等情形。在国际环境法 的若干章节中涉及跨国环境、资源犯罪。从现有 的刑事法规定来看，《刑法 》对环境犯罪规制比较 局限，比环境犯罪外延更广的生态犯罪刑事法则 更缺乏。这容易让犯罪者钻法律漏洞，司法裁判 时也难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生态犯罪刑 事研究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生态犯罪刑事法存在问题
( 一 ) 生态安全法益独立性待认可
生态安全法益能否成为刑法法益，能否成为 独立的法益，还是与其他法益共存等，值得探讨。 哪些法益才能受刑法的保护，各方观点不一。大多法益原理以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为基础，环保旨 在保护人类自身利益，若人类自身利益外的生态 要素受损，在传统法学原理中则难以单独保护。这 种思想在国内外传统刑法学原理中也根深蒂固。
( 二 ) 生态犯罪类罪待确立与细化
第一，立法体例中的生态类犯罪需得以凸显。 由于生态犯罪与环境犯罪虽有关联，但仍有较大 区别，因此，现有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难以将 生态犯罪涵盖其中，将此类犯罪纳入传统的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不足以制裁此类犯罪行为。
第二，罪名不全，犯罪构成不充分，犯罪形 态不丰裕。传统环境犯罪多以结果犯论处，而生 态犯罪构成中，结果不是唯一犯罪构成要件，传 统环境犯罪罪名也未能涵盖生态犯罪。在破坏自 然资源类罪中，也存在类似情形。很多生态犯罪 行为致整个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因此生 态犯罪还应成立危险犯，以更好预防与减少生态 犯罪。
( 三 ) 生态犯罪刑罚待完善
第一，生态犯罪刑罚裁量操作性不足。生态犯 罪的危害后果常常是生态损害、生态要素功能减 损、生态结构失衡等，这些往往难以评估与具体 计算，有的也缺乏量刑的依据，量刑的标准也确定和统一，量刑幅度不好掌握，量刑轻重难以 拿捏。
第二，刑罚体系和种类不够丰富。现有的破 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各罪中，一般采用短期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没收财产。后 果特别严重的，被判处的有期徒刑在三年至十年 间，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涉 及直接责任人的按自然人犯罪处罚。其中，单位 实施犯罪行为仅有罚金刑则难以达到震慑作用， 罚金具体数额也缺乏统一标准。因此根据我国国 情完善生态犯罪刑罚体系和种类是非常必要的。
( 四 ) 生态犯罪的刑事、行政、民事等领域， 实体法与程序法待协调
需做好司法机关、行政部门、机关等衔接、 协调，形成合力。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主要涉及贪 污、行贿、受贿罪等，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思想认 识不足、监管体系不全、法治不够、惩防力度不 足、违法成本低、高额利益诱惑多、多头管理缺 乏作为、查处难等等，导致了犯罪，[1] 因此需加强 宣传教育、升级监管技术、提高监管体制效能、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处力度。[2]
( 五 ) 民族、地区、国际生态犯罪的刑事法需 加强
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成果中，有小部分研究 涉及生态环境刑事纠纷，其一般散见于刑法与民 族习惯法的关系、少数民族犯罪、民族地区纠纷 解决机制、某一少数民族习惯法等研究中，缺乏 较系统的专项研究。有的研究以某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为切入点，分析国际法、地方相关行政立法 不足 ，提出对策，但涉及刑事法较少。
三、我国生态犯罪刑事完善
( 一 ) 树立新型刑事立法理念
应当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精神，树立保 护生态安全法益的基本理念，为生态犯罪刑事立 法奠定基础。[3] 生态系统中各成员、要素地位平 等，互相依存，保护人类合法权益同时也兼顾世代 生态利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生态文明。[4] 同时，需要改变原有的唯人类为中心、先污染后治 理等理念，[5] 凸显生态安全法益地位，使之成为 生态犯罪定罪、量刑等重要依据，从而更好贯彻 可持续发展战略。[6]
( 二 ) 确立生态犯罪独特地位
我国《刑法 》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单列出来，放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已是很大进 步。而生态犯罪侵犯生态安全法益，不仅仅侵犯了 包括保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社会管理秩序， 还包括生态安全。而目前《刑法 》中规定的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的行为未能包含完整的生态犯罪行 为，原有的环境资源犯罪分布零乱，难以肃清体 系。因此，学界主要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通 过特别立法将生态犯罪各罪名罗列完整，形成科 学体系并规范相关刑事法;二是以俄罗斯相关法 为参照，在我国《刑法 》中增设危害生态安全罪 作为一章，突出对于危害生态安全行为的惩处;三 是以日本相关法为参照，制定生态刑事单行法。 这些方案各有特色、利弊。[7] 对于如何对生态犯 罪所包括的具体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分类原则、 依据、排序，生态犯罪与《刑法 》分则原有的环 境资源保护犯罪如何协调，外国有关模式是否能 适用于我国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在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转基因生物体环 境释放、外来物种入侵、微生物环境安全等领域 中，对生态安全法益构成威胁或造成严重损害的 行为，都需进一步探讨其刑事规制。
( 三 ) 统筹设立生态犯罪罪名
传统环境资源犯罪罪名未能涵盖完全生态犯 罪的罪名。因此，需与环境资源已有罪名做好统 筹协调，避免重复、交叉，同时根据我国国情的实 际需要新设生态犯罪罪名，以便为生态犯罪行为 人承担刑事责任奠定基础。在对生态犯罪罪名的 罪状进行描述时，也应避免采用空白罪状而导致 犯罪构成难以确定或司法难以适用的情形。[3] 新 设的罪名有：非法引入有害外来物种罪，破坏湿地 罪，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脆 弱区犯罪等。为了让各种罪名更有条理性，可借 鉴其他国家经验对生态犯罪进行大致分类，从入 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考察出发，立法上可以将个 别破坏生态的行为犯罪化。[8] 有的学者将现有的环 境犯罪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危害生态平衡型环境 犯罪一类，归纳出了其概念、构成特征、种类， 主要包括破坏水产资源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及 其制品罪、破坏野生植物资源及其制品罪三类。[9]
( 四 ) 丰富生态犯罪形态
为了更科学地进行刑罚裁量，避免某些传统 环境犯罪以结果犯论处等带来的弊端，同时结合 生态犯罪的特点、罪名、犯罪构成要件等，进一步丰富生态犯罪形态，形成严密刑事法网，以更好 定罪、量刑，以及震慑犯罪分子，减少生态犯罪发 生概率。因此需根据各种生态犯罪具体罪名斟酌 相应的犯罪形态，将情节、行为、危险犯、结果犯 等协调好。对于生态犯罪构建危险犯很有必要， 体现了事前预防的理念。
( 五 ) 优化生态犯罪刑罚体系
除遵循刑事法基本原则外，还应遵循的原则 有：惩教相结合、标本兼治、现实与超前相统一、 多元处罚、区别对待、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 相协调，[10] 同时 ，也要做好刑罚协调配置。
第一，提高罚金刑数额。由于生态犯罪的危害 性不仅局限于当下，更多体现在对未来生态系统的 破坏，因此，罚金刑数额还需根据长远的损失、 犯罪者可能获取的利益、主观状态等进行规范， 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维护司法公正，更有 力地制裁贪利型的生态犯罪。[5] 罚金刑可独立适 用，也可以附加主刑适用。目前很多国家将罚金 上升为主刑，对于我国而言，能否也进行效仿值 得继续探讨。[10] 同时，对于罚金应采取普通、比 例、无限额、 日额罚中哪种形式，也可进一步 研究。
第二，丰富资格刑。针对生态犯罪中主体是单 位的情形，可借鉴国外生态犯罪规定，对单位适 用资格刑，以限制或禁止其从事特定职业活动、 相关业务 ，剥夺职业资格 ，解散法人等。
第三，设置幅度相称的自由刑，形成管制、拘 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合理梯度。增设有期徒 刑，对于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考虑综合适用自由刑与罚金刑，以起到刑罚震慑作用，同时也 能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第四，适当适用生命刑。虽然很多生态犯罪属 于贪利型犯罪，如适用生命刑则有失人道，但生 态犯罪非常严重地危害人的生命安全，甚至导致 整个生态系统遭受迫害，这时足以运用生命刑进 行规制，但应严格限制适用条件。
第五，探索非刑罚措施。通过强制犯罪者实 施特定行为：如，让犯罪者对自身的生态犯罪导致 的未来恶果进行买单。对因滥伐树木导致生态安全 严重受破坏的犯罪分子，要求其补种有关数量树种 以恢复生态环境。[11] 非刑罚措施还包括：限制特 定行为，销毁、禁止使用危害生态环境的设备、设 施，公开忏悔，勒令解散组织等。
( 六 ) 与其他方式方法形成合力，加强国内外 交流合作
做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协调。[12] 处理好刑事法与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 民族习惯法、国际生态环境法、战争法的关系，做 好无缝对接，避免出现重复、冲突、空白。[13] 增强 国内外刑事司法合作，探讨生态犯罪国际刑事责 任的国内化方法，以应对跨国生态犯罪。建立并 完善一系列保护机制：生态安全报告和信息共享 制、跨界野生动物迁徙法律保护制、区域生态评 价制、森林保护预警制、跨界自然保护区域制、跨 界生物安全预防合作制等，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 可靠生态安全法律保障。[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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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树义.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生态安全及其立法问题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186-188.
[14] 邵艳艳.中俄环境刑事立法比较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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